尊五美　屏四恶

从一则石刻窥见詹仪之的理学主张和为政之道

文/余利归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遂安（淳安）詹仪之与当时大儒朱熹、张栻、吕祖谦关系密切，不仅面会论辨，商讨“格致”之学，平时还有书信往来，就孔孟之道作出阐述。詹仪之更是出钱出力为朱熹、张栻刊刻著述，为传播理学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正因为如此，詹仪之被学者称为南宋理学家。

与朱熹、张栻、吕祖谦著作等身的状况不同，詹仪之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经义著述，其生平以政事而显迹，其理学思想及贡献主要夹杂于朱熹、张栻等文集之中，反而隐晦不彰。

詹仪之曾两度出任广西，与张栻的仕途有所交合。两者在广西桂林都留下了一些岩壁石刻，反映了他们在广西的仕履政绩。其中，在桂林弹子岩有一则《论语问政》一章石刻，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关注。石刻内容如下：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右《论语问政》一章，广汉张公栻尝大书于桂林郡之治事厅。桐庐詹公仪之欲其传之广也，命镵诸岩石，俾凡临民者皆得目击心存，力行无倦，庶不负圣人之训。淳熙甲辰冬长至日，郡文学长沙陈邕谨题。

　　

根据石刻跋语，张栻出知静江府期间，曾将子张问政一章书于治事厅。詹仪之继任出知静江府。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长至日，詹仪之为了让更多的从政者学习孔子的教诲并身体力行，让属僚陈邑刻于岩石。

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传承孔子的仁义之说。子张问政，孔子提出“尊五美、屏四恶”，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仁义之说。

所谓五美，即五种美德。

第一要“惠而不费”，“因民之利而利之”。就是花费成本不高就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而且这种好处是百姓自己想要的好处，不是外在强加的所谓“好处”。

第二要“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就是让劳动创造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同时要顾及百姓劳动能力，力所能及，不会因为强制强迫或者超负荷劳动而产生怨言和不满。

第三要“欲而不贪”，“欲仁而得仁”。人在生活中都有七情六欲，需要满足各种需求。但满足需求，就要符合仁义道德，符合社会规范，合理合法。从政为政，具有仁爱之心，取之有道，要摒弃贪念，抑制腐化堕落，守住道德底线国，法治红线。

第四要“泰而不骄”，“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为政要和平稳健，不骄傲，不骄纵，不放肆。不管涉及人多人少，地位高低，事情大小，都一视同仁，不要怠慢轻忽。

第五要“威而不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就是为政要注重树立形象，穿戴整齐，精神饱满，让人敬畏，不能以权势压人，粗暴吓人。

所谓屏四恶，即四种恶政。

第一恶是“虐”。“不教而杀谓之虐”。从政为政，首先要重视教育引导，避免犯错。不经过教育，一味惩处，这是虐待，是恶政。

第二恶是“暴”。“不戒视成谓之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政为政，要重视过程监督，要以仁义道德加以规范和约束。不管制，不监督，不告诫，不约束，不立标杆标准，责人成功，定人之罪，这是粗暴，这是严酷。

第三恶是“贼”。“慢令致期谓之贼”。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从政为政要宽严相济。如果自己延误命令，却要下属或百姓限期做到做好，不留缓冲的余地和空间，这是狡猾，是不正派。

第四恶是“有司”。“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从政为政，要创造条件，提供支持。让人办事，不仅不给钱物支持，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控制，捞好处，这是贪污腐败，是贪官污吏。

孔子从尊五美、屏四恶正反两面阐述为政之道，这其实是孔子仁义之说在从政方面的具体化和延伸。

窥一斑而知全豹，一叶知秋。詹仪之作为南宋理学代表人物，虽然其著述不多，但其将张栻书于治事厅的子张问政一章刻于岩壁，作为自己从政为政的座右铭，激励自己，约束自己，身体力行，亦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詹仪之的理学主张和为政之道。詹仪之的理学思想和为政之道，以及石刻内容，对于我们从政为政仍有着很深刻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和重要启示，可以作为我们勤政为民的学习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