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张骏祥出生在镇江演军巷附近。
张家是镇江的书香门第，张骏祥的祖父是晚清举人，外祖父曾任翰林，父亲张立瀛是镇江较早的留日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先在驻镇陆军警察分队担任队长，利用这个身份反清活动。辛亥革命时，担任过镇军军政府宪兵司令、镇江警务公所警务长。
这样的家庭氛围，对子女教育肯定是抓得很紧的。张骏祥7岁开始在私塾先生的辅导下攻读《论语》、《左传》一类古典文学，9岁进入江苏会馆办的小学念高小，12岁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在北京读书，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对进步文学产生兴趣，中学毕业前，他和同学合作翻译俄国小说《红笑》，还发表了一些诗歌。
1927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的5年里，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古典名著，研究了西洋戏剧，毕业后被留在清华大学当戏剧家王文显先生的助教。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以及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
三年后，他获得硕士学位，对西方的戏剧理论摸得门清，随即乘船返回了沦陷中的祖国。
回到中国的张骏祥，开启了属于他的电影大导演时代。
他导演过很多经典的电影作品，最有名的有《白求恩大夫》，到现在都是所有医护工作人员的榜样。
电影《白求恩大夫》，1965年完成，1977年正式上映。
青年张骏祥
张骏祥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时的留影
张骏祥与国立剧专学生合影
1957年，张骏祥在捷克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
01
学以致用，1939年秋，他应聘到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授导演、舞台美术，并先后导演了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和李健吾的《以身作则》。
两年后，他来到了重庆。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全国文化中心，也是大后方戏剧活动中心，许多知名的剧团因为战乱，都迁来了重庆，因此，话剧在重庆形成了空前的高潮。
张骏祥在重庆先后主持中青剧社和中电剧团，同时为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和神鹰剧团导演了《边城故事》、《安魂曲》、《牛郎织女》、《大渡河》等剧目。
一边导演，一边创作，他写了《山城故事》、《美国大总统》、《小城故事》等话剧剧本；还翻译了《好望角》、《审判日》、《吾土吾民》、《富贵浮云》、《林肯在伊利诺利州》等话剧、电影剧本。
很快，他就在文艺界展露头角。
在文艺圈子的男性，露了头角，想不被美女演员关注到都难。
1943年的除夕，夏衍组织了一个圈里的小聚会，张骏祥认识了当时中国影坛四大名旦之一的白杨。
英国《泰晤士报》曾将白杨称为中国的"葛丽泰·嘉宝"
白杨比张骏祥小10岁，面对这位博学多才又喝过洋墨水的青年导演，她有太多的问题想请教了。
在西南的抗战后方，没有什么电影产业，白杨就很想了解一些话剧。
张骏祥说：想学啊，想学我教你呀。
两人开始往来多了。不久，两人所在的剧团应《华西晚报》之邀，一起去了成都。在成都，他们很快完成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
两人一边创作，一边坠入爱河，深度的交流让彼此都很快乐，燃烧的激情让张骏祥文思泉涌。
很快，张骏祥为白杨写成了话剧《万世师表》，1944年10月，《万世师表》在重庆青年馆上演，引起了轰动。
这场表演后，媒体都说，这是白杨艺术上的高峰，也是他们俩“爱情之花，结出的艺术之果”。
没想到的是，激情来得越快，褪去得也越快，这段让媒体津津乐道的姻缘，才开始不久，很快就结束了。
两人性格、文化、兴趣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不多久，张骏祥只留下一句“感恩过往所有，未来仍是家人”，就回到了上海。
1947年，他转入电影界，先后在中电一厂、二厂特约编导了影片《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
《还乡日记》
《乘龙快婿》
拍完这两部电影，1948年，由于他不满“中电”当局对创作的蛮横干涉，离开上海去香港，为永华影片公司导演影片《火葬》，讲述了双喜与大鹏之间的悲惨爱情故事。
1948年《火葬》剧组在北京颐和园（右5为张骏祥）
《火葬》
1949年4月，新中国即将建立，张骏祥北上，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迎来了他创作的崭新时期。
02
他不仅在文艺条口担任了繁重的领导工作，还深入群众，先后改编和创作了《胜利重逢》（1954）、《鸡毛信》（1954）、《新安江上》（1958）、《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集体）；导演了《翠岗红旗》（1951）、《淮上人家》（1954）、 《燎原》 （与顾而已合作）等电影。
《鸡毛信》
《鸡毛信》作为中国影片的代表，还被推荐参加了1955年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正式展映，并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三等奖、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是“新中国第一次塑造革命小英雄形象的儿童片”。
一边忙着事业，另一边，爱情悄悄向他撞了过来。
1951年9月，新中国政府派出了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总理对代表团的组建亲自过问，代表团的团长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西林担任，团员里有郑振铎、李一氓、刘白羽、陈翰笙、钱伟长、季羡林、常书鸿、冯友兰、吴作人、张骏祥，以及团员中唯一的女性——留法歌唱家周小燕。
这个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精华的代表团，出访的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从1951年的9月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来。
代表团不承担实质性的外事任务，游览参观、传达友情就是他们最大的使命。他们经常参观印度和缅甸的景点，每到一处，周小燕就要拍几张美美的照片。
张骏祥说，这事我在行啊！
当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对一位学过光影技术的大导演来说，难么？
虽然只有黑白胶卷，但张骏祥把照片的背景、构图、光影和神态都弄得很到位，周小燕特别满意。
一来二去，两人就暗送了秋波。
终于，在泰姬陵，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皎洁月光下，张骏祥大胆向周小燕表白了。
此后在缅甸，两人亲密合影，俨然已是情侣。
在孟买出访期间 张骏祥和周小燕第一次骑了大象
回国后，1952年的5月5日，他俩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新郎的证婚人夏衍、新娘的证婚人贺绿汀。
婚后，张骏祥感慨地对周小燕说：“可惜认识你太晚。”
张骏祥和周小燕在北京，摄于上世纪50年代
张骏祥与周小燕，摄于上世纪50年代
03
1958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林冲》摄制组（后排左2为张骏祥）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部就想拍摄一部白求恩题材的电影，请周而复根据他的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周而复写了一个初稿，但一直没启动拍摄。
1957年至1958年，有个国际大导演伊文思来华时，提议拍摄白求恩的传记影片，这年秋天，张骏祥参加了白求恩电影的筹备工作。
这部电影的筹备期很长，张骏祥先沿着白求恩走过的路线，作了一次跨越几省的长途旅行。
他采访的人有元帅、将军，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医生。
在他的采访本上，记录了不少有关白求恩的逸闻和细节：
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时打瞌睡……都要发火骂人；他亲自给伤员洗澡、洗脚、刷牙，为生火消毒，趴在灶前的地上烧湿柴；他开始自己烧饭，后来也吃小米、熬白菜，还因为吃了羊肉莜面拉肚子；他对吃穿不在乎，但不抽烟不行；他到一个地方就和接待的首长、百姓拥抱亲吻，弄得人家很尴尬……
做了大量采访后，张骏祥重新编写了剧本，到1963年剧本发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
1963年9月份，电影终于正式开机。主演是谭宁邦，谭宁邦是美国人，曾是电台播音员兼制作人，是少数在1949年后仍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之一。
摄制组住在部队招待所，张骏祥同大家一样，啃咸菜下饭。
生活将就，拍戏却非常讲究。白求恩骑的大白马，道具员跑了好几个军马场，才在西安找到中意的一匹白马；
河滩边的戏，因为上海的石头不同于北方，张骏祥硬是从1000公里外，拉了10多吨石头回来。
张俊祥的“白求恩大夫”，要求有人物真实性，影片里的白求恩一会儿穿着日军大衣模仿土耳其大公，一会儿熬奶油鱼汤给战士补身体；会对他的中国同行发脾气，也会在笛声中忧愁地想起家乡与爱人；去老乡家吃饺子，好不容易用筷子夹起一个，正欢呼着，饺子掉了，表情瞬间垮掉……
1965年9月，影片完成，报送文化部审查，因文化部电影局正值“整风”，停止审片，加上江青说“毛主席已经写了文章，你们还想怎么样”，这部电影被打入冷宫。
1967年，张骏祥与赵丹、张瑞芳、郑君里等13人，被送进“少教所”关押。
两年后，他与妻子周小燕在奉贤干校相见。周小燕只见“一个老头，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拎了个旧包”，模样老了10岁。
· 《白求恩大夫》剧照。
《白求恩大夫》的首映式，推迟到1977年的国庆节。这部中国人物传记片中的佼佼者，堪称张骏祥的代表作，获得了1978年意大利墨西拿电影节评委会奖。
1979年，张骏祥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和上影厂联合艺委会主任，这年12月，文化部任命张骏祥为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在同时任命的五个副局长中排名第一，并兼任上海局局长。
1982年，张俊祥执导的剧情电影《大泽龙蛇》上映。
张骏祥与《泉水叮咚》的小演员合影
张骏祥与潘虹
晚年的张俊祥一直忙于电影理论的整理，1995年10月，由其主编的电影辞书《中国电影大辞典》出版，该书讲述了中国电影的概况和历程，填补了中国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电影辞典的空白。
1993年他因血压低又一次昏倒送医院抢救，从此便长住医院直到去世。
去世前，他对周小燕说：“你来迟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
晚年张骏祥与周小燕
墙上的画是他们结婚时吴作人赠送的《双象图》
1996年11月14日，张骏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后安葬于上海福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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