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易”“礼”解《狡童》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麦秀歌》箕子
周灭商后，箕子去周朝朝拜，路过商朝的都城朝歌。眼中所见，物是人非。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庄稼还是那些庄稼，可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心已经转向周王而不是商王了。
《狡童》这首诗的诗人之志是以史为鉴，防微杜渐，担忧年富力强者的人心所向。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年富力强的人，有心里话不和我说，因为这个缘故我都吃不下饭了。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年富力强的人，不来为我效劳了，因为这个缘故我都彻夜难眠了。
企业里，人心寒了，第一阶段的表现就是“不与我言”，第二阶段就是“不与我食”，离职走人。
生活里，人心寒了，第一阶段的表现仍是“不与我言”，第二阶段也是“不与我食”，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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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约公元前1173年—公元前108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可靠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
中国文化的元典《周易》和《尚书》都给箕子以突出的位置。《周易·明夷·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贞。”《尚书》在《微子》、《武成》、《洪范》三个篇章中提到箕子。孔子在《论语》中，把箕子与比干、微子称为殷商“三仁”。
箕子生平及贡献、地位
箕子是商王朝贵族，系商高宗武丁的第七代后裔。殷商著名的君主有契、相土、冥、亥、上甲微等。相土是契的孙子，他辅佐夏王朝开发土地，颇有武功。《诗经·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相土曾经开发过朝鲜半岛。
商代初期，箕族比较强大，又称基方，一直与商朝为敌。商王武丁征服箕人之后，封自己的一个儿子为箕国诸侯，名为“子其（箕）”。子其的封地大概在今山西左权县箕城一带，其地与微子城相邻子其后代以“箕”为氏。为商纣王的远房族叔。
箕子名叫胥馀，是子其的后代。据《庄子·大宗师》：“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释文》引晋司马彪注云：“《尸子》曰，箕子胥馀，漆身为厉，被发佯狂。”
箕子、微子的“子”，在殷商时代是王族称呼；商朝灭亡后，他们仍然受到尊敬，“子”就具有尊称的意义。而由于箕子是一个思想家，到春秋战国时代，“子”就演变为对学术造诣者的尊称了。后来的思想家称“子”，都可以溯源到箕子。
箕子是纣王的族叔，并担任太师的职位。
早在周初成书的《周易》中对箕子就有记载。《周易》明夷篇说：“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怠也”。篆辞解释说：“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这是说，箕子生活在纣王统治的黑暗时代，处境艰难，蒙受大难，他志向光明磊落，品格坚贞。
据《竹书纪年》记载，纣王“五十一年（公元前1123年）冬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比干、 箕子、微子对殷商的前途担忧，多次向纣王进谏。比干直言劝谏，被纣王剖心。纣王的同母庶兄微子启被逼出走。箕子是比干的弟弟，也多次向纣王进谏，而不被采纳。有人劝他离开殷商，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他佯装疯狂，离开国都朝歌（今河南卫辉），到箕山一带隐居。纣王发现箕子假装疯狂，便把他囚禁起来。《论语》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十一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经过牧野之战，纣王兵败自焚。周武王进入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箕子出狱时51岁。
《尚书·洪范》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在周武王灭纣后两年的周武王十三年，箕子时为53岁，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言，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周武王又向箕子询问怎样治理国家。箕子便陈述了《洪范》九畴，就是九条治理国家的大法。据《尚书序》说：“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孔颖达《正义》说：“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广韵》引《书》说：“武王悦箕子之对，赐十朋。” 周武王想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就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意思是说：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做新王朝的臣仆。他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之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为古朝歌（今河南卫辉）箕子庙写《箕子庙碑记》，列出三条标准高度赞扬箕子，即“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正蒙难”是说，处在像纣王统治的黑暗时代，自身蒙受危难，却能够坚持正道，垂范后世；“法授圣” 是说，在王朝更替后，把古代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把《洪范》传给周武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化及民”是说，箕子到了朝鲜，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明朝正德年间，卫辉建立“三仁祠”，祭祀箕子、比干、微子。
箕子与《洪范》
箕子的代表作《洪范》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洪范》是《尚书》中最可信、最受重视的篇章。其中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王道学说都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行学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物质本体的学说，比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同类学说要早五六个世纪。
箕子总结殷商几百年治国的经验教训，形成“洪范九畴”，就是治理国家的九个方面的大法。周武王向箕子求教，箕子就陈述了“洪范九畴”。周武王予以采纳，在他逝世后，周公执政，发展了《洪范》的王道思想，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开了儒家思想之先河。
箕子可称为儒学的先驱。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学说，不仅影响了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而且影响了儒家和其他各家；影响了古代哲学、政治、科技及古代各种术数。王道学说则是儒家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
先秦时代的学者们多引用《洪范》的语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左传》、《逸周书》、《管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都引用过《洪范》的语句。
箕子留下了古老的诗歌《麦秀歌》。《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相传《箕子操》（琴曲和词）也是他所作，表达了内心的悲伤。《诗经·有客》则可能为了他而作。
箕子“走之朝鲜”及其影响
箕子朝鮮存在于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
记載箕子去朝鲜的史料始见于西汉，如《尚书大传》、《史记》、《易林》等。《易林》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
西周滅商之後,箕子到朝鮮半島與當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國”。史稱“箕子朝鮮”。
“箕子走之朝鲜”的原因
略早于司马迁的伏胜的《尚书大传》卷三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史記》中記載，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後，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裡的人民推舉為國君，並得到周朝的承認。
《易林》卷七《乾下互上》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宜人宜家，业处子孙，求事大吉。”①
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朝鲜国，古朝仙，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乙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②
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曰：“朝鮮，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
韓國《三國遺事》載：“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
施存龙认为“箕子受封朝鲜”之说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周武王时尚不知有“朝鲜”这个地名。在中国古籍中始见朝鲜之名的是《山海经》。汉代我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地图中，在浿水以北地区标“满播汉”，在秦代图中始标“朝鲜”。这距周武王灭商即箕子出走之年约800年。第二，周武王没有资格和权力封箕子于朝鲜。商末的中心统治区在今河南省中、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周武王灭纣后，周势力范围，东不到海，北不出今河北省北部。朝鲜更非周之属地。第三，周武王镐京距古朝鲜陆路达万里，何以能知道箕子于朝鲜逃抵“朝鲜”？总之，周武王封箕子赴朝鲜在先固然不可能，封箕子于赴朝之后，同样不可能。③
箕子走之朝鲜的根本原因是逃难，不愿在周统治下当臣民。
箕子是否返回“朝周”？
《尚书大传》说：“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应为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问《鸿范》是在克殷二年，箕子自朝鲜来。《古文尚书·鸿范》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鸿范》。”
《史記·宋世家》中说：“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史記探源》分析：“《史記·周本纪》'周受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十一年伐纣克殷，后二年，问箕子以天道。’”
据《竹书纪年》和朝鲜王朝安鼎福《东史纲目》说，箕子朝周是在武王十六年，即箕子封于朝鲜后的第四年，这时箕子56岁。
施存龙认为箕子返中国“朝周”难有其事，周武王问箕子《鸿范》应无其事。④
箕子出走时间
箕子出走时机是在他刚被召公释放，周武王还来不及过问之际。
《后汉书·东夷传》载：“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
箕子走之朝鲜应在商亡国的当年。张钰哲论证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是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⑤
箕子在朝鲜的足迹
箕子抵达朝鲜是在大同江流域。箕子所都的王俭为平壤。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高丽传》都记载其人民祀“箕子神”。“高丽王朝中期以后，朝鲜崇拜箕子之风大盛，求其坟莹立祠祭祀”（《高丽史》，卷六十三，礼五杂祀），列为王朝典礼之一。
传说中檀君的後人在箕子來到朝鮮之後，帶著人民南遷，以免和箕子帶來的人衝突。這些人後來成為了三韓的始祖。
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典籍如《三国遗事》、《东史纲目》等都以赞扬的语气记述了箕子的事迹。
朝鲜王朝安鼎福著《东史纲目》说，周武王十三年箕子受封于朝鲜，40年后箕子去世，享年93岁。
李朝史家权近撰《东国史略》云：“箕子率中国五千人，避地朝鲜······遂都平壤。”
洪汝河撰《东国通鉴》卷一《提纲》曰：“太师遂东行，渡辽水，邑于平壤而居之，人民欢悦，以大同江比黄河，作歌以颂之。”
平壤北门外玉兔山的箕子陵，发现于高丽肃宗七年（公元1102年）。相传埋有箕子的剑和冠，但于日本丰臣秀吉侵朝之役毁坏。清光绪十五年重修。
箕子在朝鲜的作为和影响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燕地”条云：“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岁貊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说明箕子对朝鲜的开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后汉书·东夷传》载：“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
李朝史家涵虚子说：“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既至朝鲜，言语不通，译而知之，教以诗书。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①
日本江户时代史家林鹅峰说：“就想泰伯至德而基我王迹，箕子有仁以开彼（朝鲜）土地，均是先圣之所称也，共曰东方君子国者，不亦宜乎！”②
《成宗实录》卷二十“壬辰三年（1472）七月乙巳”条载：“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成宗二十四年（1493）12月，重修箕子庙。
光海君五年（1613）4月，置箕子殿监。可见，李朝对箕子非常尊崇。
箕子后人
“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
“箕子朝鮮”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鮮；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③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三国志》卷三0《韩传》注引鱼豢《魏略》：“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亡，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鮮相往来。”《盐铁论》篇三八《备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汉初）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檄，劫燕之东地
毛诗正义34 狡童
《狡童。序》：“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按《传》、《笺》皆无异词，朱熹《集传》则谓是“婬女见绝”之作。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骛，谨严似胜汉人旧解。王懋蛇《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四《偶阅义山《无题，诗、因书其后》第二首云：“何事连篇刺'狡童，，郑君笺不异毛公。忽将旧谱翻新曲，疏义遥知脉络同”；自注：“《无题》诗、郑卫之遣音，注家以为寓意君臣，此饰说耳。与'狡童，刺忽，指意虽殊，脉络则一也。”盖谓李商隐《无题》乃《狡童》之遣，不可附会为“寓意君臣”，即本朱说，特婉隐其词，未敢显斥毛、郑之非耳。朱鉴《《诗传，遣说》卷一载朱熹论陈傅良“解《诗》凡说男女事皆是说君臣”，谓“未可如此一律”；盖明通之论也。
尤侗《艮斋杂说》卷一、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四均载高攀龙讲学束林，有问《木瓜》诗并无“男、女”字，何以知为婬奔；来风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为婬奔，”因举张衡《四愁诗净有“美人赠我金错刀”语，“张衡婬奔耶，”又举箕子《麦秀歌》亦曰：“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指纣而言，纣“君也，君婬奔耶”，攀龙叹服。尤、毛亦津津传达，以为超凡之卓见，而不省其为出位之卮言也。夫“言外之意”(extralocution)，说诗之常，然有含蓄与寄托之辨。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前者顺诗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 行，必须求之文外。含蓄比于形之与神，寄托则类形之与影。欧陽修《文忠集》卷一二八《诗话》说言外含意，举“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及“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联，曰：''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兹以《狡童》例而申之。首章云：“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而次章承之云：“彼狡童兮，不舆我食兮，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是“不与言”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乃共食之时，不愀不睬；又进而并不与共食，于是“我”餐不甘味而至于寝不安席。且不责“彼”之移爱，而咎“子”之夺爱，匪特自伤裂纨，益复妒及织素。若夫始不与语，继不与食，则衾余枕剩、冰床 雪被之况，虽言诠未涉，亦如匣剑帷灯。盖男女乖离，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张云敬《简松草堂集》卷六《相见词》之三)，亦所谓情爱之断终，有伤食而死于过饱者，又有乏食而死于过饥者(Glfiekliche Liebe stirbt an Uebers~i·tigung，ungKickliche an Hunger)i、。阔别而淡忘，迹疏而心随疏，如《击鼓》之“吁嗟洵兮，不我信兮，，，是也。习处而生嫌，迹密转使心疏，常近则渐欲远，故同牢而有异志，如此诗是。其意初未明言，而寓于字裹行间，即“含蓄”也。“寄托”也者，“狡童”指郑昭公，“子”指祭仲擅政；贤人被挤，不官无禄，故El“我不能餐息”。则读者虽具离娄察毫之明，能为仓公洞垣之视，爬梳字隙，抉剔句缝，亦断不可得此意，而有待于经师指授，传疑传信者也。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宜，庶几斐然成章：苟参之作者自陈，考之他人载笔，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则匹似名锦添花，宝器盛食，弥增佳致而滋 ①Ilonka Schmidt Mackey，Lou Salom6，181(Aphorismes in·~dits)；cf·“Out of sight is out of mind，，vs“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美味。芜词庸响，语意不贯，而借口寄托遥深、关系重大，名之；誓史，尊以诗教，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其在考史、说教，则如由指而见月也，方且笑谈艺之拘执本文，如指测以为尽海也，而不自知类西谚嘲犬之逐影而亡骨也。《文选》绿《四愁诗》有序，乃后人依托，断然可识，若依序解诗，反添窒碍，似欲水之澄而捧土投之。故倘序果出张衡之手，亦人类作诗本赋男女，而惩于“无邪”之戒，遂撰序饰言“君臣”，以文过乱真，卖马哺而悬牛骨矣。后世诲婬小说，白序岂不十九以劝诫为借口乎，“我”不必作者自道，已详前论《桑中》。抑尚有进者。从来氏之说，是诗中之言不足据凭也：故诗言男女者，即非言男女矣。然则诗之不言男女者，亦即非不言男女，无妨求之诗外，解为“婬奔”而迂晦其词矣。得乎，欲申汉绌宋，严礼教之防，辟“婬诗”之说，避堑而堕阱，来、高、尤、毛辈有焉。
《狡童》、《蹇裳》、《丰》、《束门之蝉》等诗，颇可合观。《束门之蝉》云：“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蹇裳》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王风。大车》云：“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三者相映戍趣。《蹇裳》之什，男有投桃之行，女无投梭之拒，好而不终，强颜自解也。《丰》云：“悔余不送兮”，“悔余不将兮”，自怨自尤也。《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lu：小说言情之心理描绘矣。《丰》：“衣锦裘衣，裳锦裂裳”，“驾余与行”／'驾余与归”，即《氓》之“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盖虽非静女，亦非奔女。“衣锦”、“裳锦”，乃《汉书。外戚传》上：“显因为成君衣补”，颜注：“谓缝作嫁时衣被也。”《焦仲卿妻》亦云：“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左手执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挟裙，晚戍单罗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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