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除了寒窗苦读踏上仕途，往往还需要修养一些高雅的艺术。 琴 棋书画之外，宋代文人还推崇四艺—— “点茶、焚香、挂画、插花” 。
花是自然界的神奇造物，在色、形、香等各方面拥有着丰富且优美的变化。
中国古人不仅善于欣赏这种美，以花为灵感留下无数佳作，还善于修整装点，将这种天然的美发挥到极致。
从山野之地，到人的居室，要让花融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氛围，甚至散发魅力，这是一个需要智慧与审美才能解决的难题。
中国古人创造了六种风格迥异的花器：瓶、盘、钵（碗）、缸、筒、篮。
以瓶插花的做法渊源颇早，但具体从何而来，还尚存一定争议。中国古人对花草的喜爱之先秦就已发端，《楚辞》、《诗经》中更记录下了许多香草鲜花的美名。
人们采摘鲜花，既可佩戴于身，又可装点居室，而为了保存鲜花，必然要选择盛装器皿，从这一角度看，瓶花的产生其实是自然而然、合乎情理。
花有瓶，非古 也，盖自释道献花始。 今人遂取古鼎、鼐、尊、罍之范，强名而用之。
“借花献佛”这一成语，就来源于一个佛经故事。释迦牟尼成佛前有一世作修行者，名善慧，经过莲花城时听说燃灯佛将来说法，于是想找鲜花供养燃灯佛。
但国王已经买下了城中所有的鲜花，幸而善慧碰到了一个女子，她父亲的园中有莲花——“池中有七茎莲花，五花共一茎，香气芬馥，花色殊妙，复有二花共一茎，其香色殊妙。”
女子要善慧得道前生生世世娶她为妻，才肯将莲花送出，在要求女子不影响自己修行布施的前提下，善慧答应了女子的条件，将莲花供奉给了燃灯佛。
燃灯佛感念他的诚意，为他授记，告诉他无量劫后他可成佛，号释迦牟尼。
《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中有着同样的记载：凡诚心、欢喜以花果时馐等物供养佛者，必得安乐、大福德等，并迅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佛教文化中， 献花是表达自己虔诚崇奉的方式。
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一传统也得到了相应的延续。《南史》中就提到晋安王子懋母亲病重，请僧人祈福，“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 ，渍其华茎，欲华不萎。如此三日，而华更鲜。”
唐代罗虬的《花九锡》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瓶花的理论记载。
“九锡”一词出自《礼记》，讲的是天子赐予诸侯臣子九种器物，以示殊荣。而“花九锡”讲的正是提升插花艺术格调的九种方法。
《花九锡》全文仅几十字：“重顶帷，障风；金错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
帏帐遮风，错金剪修整，甘泉润茎，玉缸盛放，雕花台座承托，还要以音乐、美酒相衬，挥笔将诗情画意留下。文人眼中的一瓶花，其实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中的盛花器玉缸，指的是一种洁白如玉的瓷器，在当时这种器皿几乎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可见其规格。
《清异录》还讲到了南唐后主李煜赏花的风格——锦洞天 。其实就是趁着春日晴好，百花争艳之时，用竹筒插花，再放置在房梁、窗壁、柱拱、阶砌等处，使得整个居室都被插花盈满，满目锦绣， 洞天福地。
宋时，插花之风蔚然。《梦梁录》中便提到杭城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宋人崇尚的闲情四事，正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
也正是在这时，“瓶花”在插花艺术中才显现出自己的重要地位。 北宋诗作《中山别墅》中，提到了作者的村居生活，“阶草侵窗润，瓶花落砚香 ”，山野闲居生活都能有瓶花相伴，可见其风。
南宋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还记载了民间对插花艺术的喜爱：
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 。
宋人插花以清疏为美 ，常有插一两枝者，如陆游《小雪》“瓶插一枝梅”。为了衬托三两花枝的清雅风韵，他们常选用短小的青瓷器，如杨万里诗云“青瓷瓶插紫薇花”。
但冬季严寒，瓷瓶插花容易因水结冰胀破。其实唐代的《种树书》中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以炉灰置瓶底下则不冻，或用硫黄置瓶内亦得”，后世还有人沿用此窍门。
但宋人更喜欢换个瓶子——改用铜瓶，因此时还流行崇古风尚，宋人模仿古器造型制花器，或以古法插花。 流行于后世的著名花器花觚正是宋人始称。
文人雅士不仅从花卉中领略诗情画意，还将其视为一种专业知识进行解读和记录，如陆游《天彭牡丹谱》就囊括花释名、花卉品评、风俗故事等等内容。
明人恋物，又喜钻研生活美学，瓶花之道自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瓶花艺术专著，如高濂《遵生八笺·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金润《瓶花谱》等等作品， 为瓶花艺术构建起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赏花有地有时”，瓶花花材的选择要根据时节和场地变化。《瓶史》中开篇便提到：
梅花、海棠，夏之牡丹、芍药、石榴，秋之桂花、莲花和菊花，冬之蜡梅，芳香馥郁、清雅妍丽，堪为清赏。如一时缺乏鲜花，宁愿插几枝翠竹、柏枝来代替，切勿乱插 。
为了尽可能地展现瓶花之美，文人雅士还会进行简单搭配，在修整搭配时，他们遵循着简繁得宜、疏密得当等美学规律，也规避着千篇一律、成行成列等陷阱。
此时还流行起了一种用单口或多口内胆锡套管来固定、支撑花枝的办法。而李渔别出心裁，将家具中垫桌脚的“撒”引进瓶花艺术，来固定花枝。
盛花器皿同样要“因乎时地”，不仅“春冬用铜，秋夏用磁（瓷）”，还要注意“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可见明人还十分注意瓶花所处的整体美学空间的构建。
其 时品古玩古之风也十分盛行。袁宏道眼中为花选择的“金屋”，正是“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 花的“精舍”，则是“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
明人对瓶花的审美远承宋代，瓶花属于“清赏”一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文人常品香茗赏花，作诗词书画附风雅。
为何文人雅士对瓶花有着如此痴迷的热爱？
在《瓶史》自序中，袁宏道抒发心志：幽人韵士好山水花木，自己却被公事牵绊，只能莳花弄草，在居室中以胆瓶插花自乐。
案头瓶花，是自然借给文人的一隅，是逸士向往山水的证明。久在樊笼里，瓶花是帮助文人涤清尘灰的那一抹清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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