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言：《感化院》是德国2015年出品的电影，讲述了那个曾给超过八十万德国人带来无尽童年创伤的“感化院”的故事；“斯坦福监狱实验”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发起的一个实验——将几十个正常人投入模拟监狱，各自扮演看守、囚犯等不同角色，几天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最后这个“临沂四院”，准确的说是那个“网戒中心”以及中心主任杨永信，它大概还正在我们身边肆无忌惮地给人看着“病”呢！
文：太虚宫
编辑：土豆
图片：网络
以上三者有什么异同，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这便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
（注：文末附电影《感化院》百度云链接）
一、电影《感化院》的故事
《感化院》的故事当然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德国真实的历史改编而成，它就发生在战后的德国，甚至电影场景都在其历史原址拍摄而成。
▲《感化院》电影海报
那么这个“感化院”到底是干什么的地方？其实通俗地讲就是“收容所”，专门收容那些不听家长话的“问题少年”的地方。
▼先来看看电影开篇打出的关于感化院教育目的引用——
通过培养孩子的信仰和健全他的人格，让他拥有为爱服务的自然素养，来培养他的基督教品性——《浅谈弗赖斯塔特感化院教育者的培养》
▼再来看下面一组剧照——
显然，这个“感化院”跟监狱没什么两样！而这一切精神与肉体的创伤家长知道吗？ 或者说，那些被送进感化院的孩子能把拯救他们的希望寄托于父母吗？电影给出了让人心酸的答案——
其实相比于那些残酷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场景，这部感化院更让人窒息的便是那种“亲情间信任的破碎”，而导致这种破碎的根源到底在哪，我想这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也便是这部电影《感化院》所要探讨的问题了。好在“感化院”的故事已经成了历史，成了德国人拿来反思和借鉴的历史。
显然，电影没有把愤怒靶心一味地指向“感化院”中的那些施虐的人。这也是一部好电影的境界所在。
至于感化院本身这个机构以及感化院中的那些施虐者，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饱腹争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二、“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
电影《感化院》中的那个“弗赖斯塔特（Freistaat）”感化院只是众多感化院中的一个。而1945年后，联邦德国有超过80万青少年生活在三千所这种由教会或国家创办的教养院中。所以我们在探讨那些“作恶多端，十恶不赦”的人时事必与他们所在的“体制”脱不了干系。
▼来看“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大概内容与结果：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实验资助者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这种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 以上摘自维基百科
同样类似观点也出现在德国政治理论家 汉娜·阿伦特 的著作中。（她曾一度为纳粹战犯做申辩，尽管她自己就是个遭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当然我们要保留这些反道德观理论的争议性。但至少有一点得肯定：一个人的行为跟其在制度下的身份以及环境空间是有绝对紧密联系的！
回到电影中的那个“感化院”，我们与其说里面有好人坏人，有施虐者与被施虐者，倒不如说里面的每个人都在扮演者某个特殊环境系统下的某个特殊角色罢了。
我们或许会思考：那些人能跳脱出角色，脱离那个自己赖以生存的空间吗？
话说到此，我觉得时候谈谈我们的那个“临沂四院”了！
三、临沂四院与杨永信其人
▼ 关于临沂四院与杨永信其人，不了解的人可以先看以下视频
了解此事或是看过以上视频的人不难发现：那些什么“感化院”或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跟这个临沂四院里的网戒中心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了！
你说这个“网戒中心”跟前面说的两者性质相同吧，也不然——毕竟“感化院”还有个“基督”的呵护，逢年过节能吃顿好饭开个派对唱个歌；毕竟“斯坦福监狱实验”只是个实验，被实验者可以紧急叫停。而这里有什么？
你说“网戒中心”是传销吧，也不尽相同，传销是绝对的封闭，有绑架嫌疑，而临沂四院的网戒中心是医生家长里应外合，你情我愿共同监督。难怪那些医生不怕“病人”逃跑。他们甚至邀请家长来跟孩子一起睡。
再说它是社会公益吧就更说过不过去了，它不光收“网瘾少年”，还收不听家长话的、不按时完成作业的、早恋的、甚至同性恋患者...自然，收容“病人”也不是免费的，除了高昂的住院费外，还有源源不断的罚款与材料购买。而他们治病的招数都是一套：电击、殴打、针扎等等十八班酷刑。
听说那个“网戒中心”一度还得到了国家津贴，这点倒是和感化院、斯坦福监狱实验吻合了（后两者均由国家、军方、教会出资）。更甚者，那个中心主任杨永信还一度被官媒以正面形象宣传。那谈笑风生的嘴脸...
好吧，说到这，我们大众当然有权有理由去咒骂唾弃甚至审判那个主任杨永信了，可杨永信所代表的那个环境体制下的执行者、利益即得者身份又有谁注意到了？而这个杨永信难道就没病了？（听说他沉迷于医院，享受治疗，很少回家）
换句话说，“感化院”、“斯坦福监狱”的这个体制框架不去，即便你除掉了其中的一个“执行者”，还会马上有另一个执行者顶替上来。你不推到“柏林墙”，光惩办个柏林墙的看守有何用？！
四、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临沂四院”，你看到了吗！
而我们中国的这堵墙又何其坚硬，它不光有“临沂四院”这个框架的支撑，更有千千万万老师和家长的钢筋混凝土在为其加固。
我至今对那段央视的采访记忆犹新——
记者：如果他（孩子）只是对仪器（指电击）的恐惧做出的顺从，您觉得这是真正的改变吗？
父亲：他要能恐惧一辈子，只要能工作，也未必是坏事！
母亲：不说了，（他）再恐惧就变态了！
这话着实让我感到恐惧了！试想，一个社会如果把一切叛逆、不顺从、不合主流、不按家长意识行事的思想都当成一种“病”去强制“治愈”的话，那会成什么样子…
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思想其实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我们的朋友圈总能看到一些家长喊出这样的口号：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后面跟着的便是铺天盖地的培训班广告；
你当然在茶余饭后也能听某某朋友说出这样看似真诚的话：这都是为他们（孩子）好，现在让他们吃点苦头值得！！！
中国这一代相当一部分的人，在社会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作为受虐者经受了青少年时期来自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考学压迫、竞争压力、性压抑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施虐者对下一代或下属进行着同样的压迫。而这种双面人格是处于无知？还是报复心理？还是无意识？不得而知。
这种双面性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在一个领域行业里，他们是站在门外把孩子送进去的那个人；同时在另一个领域行业里，他们又是伸手把孩子接进来的那个人。
但不管是向里还是向外，大多数孩子是在被动和不情愿的情形下进入的，他们靠的只是家长和社会的一厢情愿。
我们是否意识到，那些被一厢情愿代入的孩子们所处的空间，也许就是另一个“临沂四院”！正如那些钢琴版、奥数班、高考补习班...
五、觉醒的青少年该逃向哪儿？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笔者能力所及。但如果你真是个“问题青年”该怎么办？
至少我知道那不是一种病，真正的病人是那个“杨永信”以及膜拜杨永信的家长们。我们能做的除了：
质疑一切！甚至包括父母与老师的所谓的“爱”，也许能幸免于悲剧的发生。这大概也是保护家人以及爱人最好的方式了吧。
▼附:电影《感化院》BT种子百度云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Wychn6oSqXv5AX7Xsd0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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