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腰疼，上午请假回家给母亲送药。用冰凉的压井水洗过脸，吊扇开到最低档，身上热汗尽收。家里住的是老瓦房，很荫凉。叔叔在院子里喂鸡，母亲的腰已无大碍。难得炎夏里的一片宁静，我开始和母亲唠嗑，盘问母亲和父亲的事情。父亲在世时，因为耳聋，也因为不在意，父亲的历史在我脑海里几乎是空白。下面是母亲给我讲的她和父亲的故事。
母亲家在浙江绍兴新昌县，认识父亲时她十五六岁，正是豆蔻年华。当时，大姨和姨夫在县城开了一家木匠铺，母亲在店里帮忙记账。外婆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母亲排行老三，读书时成绩很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算一笔好帐。母亲也是姐妹四个中个子长得最高、最聪明、最漂亮的。外公死得早，外婆招大姨夫做上门女婿，所以家长实际上是大姨和大姨夫。
父亲当时带兵驻扎在新昌县城，是蒋介石青年军第九连连长。青年军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优秀青年，个个青年才俊，是蒋介石的嫡系。父亲因为家里穷，十几岁就在外当兵。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考上了黄埔军校18期西安分校，接受了三年系统的军事教育。毕业后当排长，然后连长。带兵打仗，辗转南北。在新昌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大龄青年，还没顾上娶妻，托住在军部附近的邻居给他说媒。那个人刚巧是外公的徒弟，就把母亲指给了父亲。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父亲来到姨夫家的木匠铺偷偷相亲。
那天大姨和姨夫有事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一个师傅在院子里做木工。母亲只好从屋里出来接待父亲。父亲找了个借口，问他的兵都有谁在这借的锯、刨子之类工具没还，母亲告诉了他，父亲看上了母亲。母亲对父亲第一印象肯定很深刻，那天的情景一定是定格在母亲心里吧。今日，隔了六十多年的光阴，母亲讲述时语调温柔，目光迷离，沉醉其中，仿佛回到了她的少女时代、青春岁月。父亲身高一米八多，腰杆笔挺，走路虎虎生风。高鼻梁，大眼睛，身穿呢子将服，腰里别驳壳枪，英气逼人，风华绝代。父亲这样的照片很多，大姐二姐都见过，文化大革命时烧毁了。家里还有一把刻有蒋介石签名的精致的短剑——中正剑，每个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有，文化大革命时也上缴了。我还清楚的记得，父亲从军队带回的蓝色、黄色呢子军大衣，剪掉做他和二伯、叔叔抽旱烟的烟袋。母亲的一件紫色底子、上面稀稀落落洒满大朵蓝色喇叭花的绒衣旗袍，剪掉给大姐做夹袄。这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一件衣服，蓝色的花朵那么艳丽，看起来既张扬又含蓄，既高贵又神秘，永远绽放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父亲喜欢上了母亲，媒人向大姨大姨夫提亲，大姨大姨夫却不同意，他们想把母亲嫁给另外一个人，母亲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银钱，此人当时开的木器店在新昌规模最大，财大气粗，大姨姨夫生意上想沾人家的光。银钱也看上了母亲，倔强的母亲坚决拒绝嫁给银钱，因为银钱有过老婆孩子，离婚了。银钱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使得母亲受尽了苦难。如果不是他日后刁难父亲母亲，父母亲也不会离开新昌，一生历尽坎坷。父亲也隐瞒了他的年龄，没说比母亲大十一岁。父亲对母亲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经常给母亲送戏票，邀请母亲去团部看节目。母亲带着她的亲戚和同伴们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面前摆满了水果点心。那时的母亲一定是骄傲的，心中充满了爱情的甜蜜。母亲把大姨和大姨夫的话当作耳旁风，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父亲，同时也意味着断绝了和大姨的姐妹情分，断绝了自己日后回家的路，大姨的权威是不允许别人挑站的。
母亲来河南后，最困难的十几年，经济优裕在杭州的大姨没给母亲寄过一分钱一根线，在上海的二姨经常寄些钱，布票、粮票、衣服接济我家。记得给大哥二哥寄的的确良衬衣、裤子，麦收时村里的年轻人去岳母家，排队借。给大姐寄的红呢子外套，只要一进县城就有人问大姐在哪买的。母亲回河南几十年，中间没回去过，其间外婆离世，四姨给母亲写的鸡毛信，也没回新昌奔丧。不是不孝顺，而是当时穷得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出。直到86年母亲才第一次去杭州，分别几十年后重拾和大姨的姐妹情。不过，我从来没听见母亲怨恨过大姨。我不了解情况时还埋怨母亲不把我们其中的送给大姨。大姨只生了一个儿子，抱养了一个女儿。倔强的母亲即使饿死，也不会开口求大姨帮助的。
母亲的人生注定要和政治有点联系。母亲读书时她的女老师余桔琴、男老师叶都是共产党员，都是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尤其是余老师，教母亲时间最长，和母亲关系最密切，她写给别人的密信常常让母亲送，她的衣服母亲带回家让外婆洗。因为母亲聪明学习成绩好，余老师和叶老师都很喜欢母亲，她他们要带母亲去延安，去参加游击战，外婆不同意。余老师后来在解放上海渡黄浦江时牺牲了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在新昌住了将近两年。其间父亲带兵出去剿匪，跑到金华，母亲没有跟随，一直住在团部。父亲性格刚烈自负，打仗英勇，母亲没少操心。有一次激战，和父亲一起的九连，伤亡惨重，全连几乎覆没，连长没脸回来交差，偷偷离开了部队，而父亲的兵只伤亡了几个。记得父亲在世时，唯一一次给我讲他打仗的事情。当时父亲带兵在陕西的一场和日本鬼子的战斗，他没按上司的命令，坚持按自己的策略打，结果胜利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刚愎自用的父亲大概不讨上司喜欢吧。父亲还给我唱过黄埔军校的校歌，岳飞的《满江红》。沙哑苍老的声音，没有唱出其中的壮怀激烈，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我却听出了英雄暮年的苍凉悲壮无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父亲刚强了一辈子，离世前几天已没有力气出去解手，即使这样东倒西歪，也不让哥哥搀扶他。
前方战事吃紧，父亲和部队去了上海，母亲留守新昌。后来，在上海丝厂工作的二姨夫回新昌，走时带母亲去了上海。二姨夫也是新昌人，他当时在旧上海最大的一个丝厂----申新九厂工作（申新九场是工厂的第九家分厂）。母亲说工厂戒备森严，大门口有站岗的，陌生人进去都要盘问。二姨夫的工作是他姨家表姐尹桂芳给找的，尹也是新昌人，是越剧四大名旦之一，其余三人是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徐玉兰、王文娟是电影越剧《红楼梦》里的一对璧人。按母亲的话说当时尹桂芳在大上海戏院里挂头牌。1948年，上海越剧戏迷们发起一场“越剧皇帝”的投票选举，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小生尹桂芳荣登榜首，当选为“越剧皇帝”。母亲在尹桂芳家住过几天等父亲，母亲给父亲写信，父亲派他的兵把母亲接走了。
母亲在上海过了两年幸福的生活。吃饭洗衣有勤务兵伺候，父亲闲暇时陪着母亲看戏、看电影。别的军官太太经常打麻将，母亲不喜欢，不参与这样的场合。这两年恐怕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吧。母亲享父亲的清福一共就四五年吧，日后却付出了一生，照顾父亲和他的家人。上海打仗时，母亲又回了新昌。因为母亲，父亲没有去台湾，带兵投诚了陈毅。上海解放后，父亲回新昌找母亲，新昌也解放了，父亲和母亲在新昌开了一家丝绸店。父亲的情敌银钱解放后做了新昌第一任县长，开始报复已无职无权身为老百姓的父亲。派他的手下把父亲抓起来关了二三个月，母亲东奔西走，求人把父亲保出来。父母在新昌无法呆下去，只好回父亲的河南老家。走时，只有二姨一个人把父母送到嵊县坐火车。父母离开后，二姨又给银钱介绍了一个妻子。风萧萧兮易水生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父亲离开他战斗过、恋爱过的故土，从此再没回过新昌。
嵊县是越剧发源地，也是外公的老家。胡兰成也是嵊县人，上海解放前他曾回家乡避乱，痴情的张爱玲来此看他，他却已令觅新欢。即使这样，张爱玲仍把稿费几十万元留给胡兰成，接济他。自古痴情女子负心汉，张爱玲那么自傲有才情出身高贵的一个传奇女子，却被爱情迷糊了双眼。在上海见到胡兰成，竟说“我已低到尘埃里，心里却开出花儿来”，张和胡的故事给世人留下千古评说。我2006年春节时来新昌，特意去了嵊县，去看外公的家乡，寻觅外公的足迹。这里山明水秀，很美很富裕，农村都是小别墅的楼房，院子里摆满花花草草。嵊县现在改为嵊州，是全国及世界领带之乡 。
郑喜艳，女，出生于67年10月，基层公务员，喜欢读书旅游，希望书籍和行走能滋养一颗丰富的灵魂，偶尔写点小文，记录生活的点滴。年轻的日子没来得及珍惜，只能认真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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