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作者：Yih Jye Hwang，莱顿大学全球事务与治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重点为东亚文化和身份政治、东亚人类安全、中国战略和正义战争思维、后西方国际关系、后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其出版大量关于亚太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著作，研究兴趣包括福柯的思想、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文化治理、人类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
编译：王浩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Hwang, Y. (2021). Reappraising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7(3), 311-330.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10期，总第37期。
内容摘要
本文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作者借鉴了霍米·巴巴的“模仿”理论和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思想为中国学派辩护，并讨论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学派。
这篇文章的论证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学派通过模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而试图重振中国传统观念（即人文权威、天下体系和关系），这些观念引导中国学派走向现实主义的权力领域、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和建构主义的关系理念。因此，中国学派借鉴了西方世界目前用来对抗非西方世界的概念和主题。
其次，中国学派的发展是合理的，因为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反向话语，模仿并改变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所使用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想法和原则的原始含义。此外，通过明智地运用策略本质主义，中国学派有可能成为一个地方团体，通过将各种斗争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反西方霸权”的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集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抗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霸权。
文章导读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非西方、后西方和全球维度的探索，这促使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检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非西方地区是如何被解释和使用的。本文认为这种探索一旦成功，将暴露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散漫”本质，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错误地将自己表述为普适性真理和经验，这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和欧洲中心主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崛起激发了人们从中国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兴趣。许多中国学者试图通过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来挽回中国在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地位。他们借助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哲学，以独特的中国方式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其中，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和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这场运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
中国学派壮大的同时也招致了英语世界的大量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和批判理论学者都对中国学派的贡献表示怀疑。批评家认为中国学派的努力是不合理的，因为：（1）它本质化和固化了“中国文化”的存在，否认了中国文化的流动性、多元性和混合性；（2）它有可能是一种服务于中国崛起的现实设计。而本文旨在重新评估上述理论学者对中国学派的批判。
中国学派对西方理论的模仿：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和秦亚青的关系理论
1.1道义现实主义
阎学通教授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政治权力是国家间关系的关键，而政治权力的核心属性是道德上知情的领导，即他所谓的“王道”（“人道权威”）。阎学通认同西方现实主义观点，认为权力是政治领域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从独特的中国视角对权力进行新的探索，而不是简单地遵循主流现实主义权力观。阎学通认为，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政府权力有三种不同的运行方式——强（专政）、霸（霸权）和王（人道权威）。在荀子和儒家思想中，人道权威的领导方式被视为最宝贵的政府形式。人道权威思想的核心是“仁”、“义”和“礼”。“王权”不是通过争取获得的，它是通过树立美德和道德的榜样并以此赢得民心而获得的。美德和道德是国家及其领导人行为中固有的品质，可以信服他人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并成为政治权力的源泉。阎学通将道德置于现实主义传统中，认为道德是实现国家战略偏好的工具，这将使其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阎学通将该模式命名为“示范模仿”模式，这与西方实施的“说服”模式有根本不同。在他看来，“说服”模式强调霸权国家通过其话语权（和/或软实力）说服其他国家遵守其倡导的国际准则。而在“示范模仿”模式中，领导国充当榜样，在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引导其他国家自愿效仿。
1.2天下体系
赵汀阳教授提倡将“天下”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视角的世界体系。他将周朝（约公元前1046-256年）天下体系的理想化版本作为范例，将其视为康德“世界共和国”的替代方法，并认为天下体系将通过其世界机构解决世界范围的和平问题。赵汀阳认为周朝的天下体系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它在三个层次上运行：（1）世界，即天空下的所有陆地；（2）代表世界人民意愿的共同选择；（3）一个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因此，天下体系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该体系平等地属于所有人，这比几个世纪以来主宰世界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受和平力量驱动。赵汀阳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政治冲突，因为其本质主要基于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赵汀阳的思想可以被视为试图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类实体、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中国版的自由世界主义或永久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赵汀阳并未“将天下制度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根据他的说法，中国将“天下精神”转变为国家精神，将世界结构转变为国家结构，从而将中国转变为体现“世界结构”国家。赵汀阳的理论也不意味着中国应该领导世界，他认为该体系“对任何最了解如何提高所有人幸福感的合格候选人开放”。
1.3关系理论
秦亚青教授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建构主义先驱和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将中国的“关系性”概念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秦亚青的理论包含四个基本假设：（1）关系性是分析社会和世界的基本单位；（2）理性植根于关系之中；（3）关系决定身份；（4）关系产生力量。
首先，秦亚青认为，世界是一系列“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参与者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联系。现代西方世界观倾向于用原子主义的视角理解个人，强调个人自由自主，而中国人倾向于在关系语境中看待和理解世界，因此，不存在超越关系的“绝对理性的行为体”。一个行为体行动之前必须首先考虑其所处关系语境。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总是嵌入“关系圈”，它引导和约束着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关系定义了身份，身份塑造了利益和行为。秦亚青将关系作为行为的“原动力”。行为体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不存在与社会关系分离的身份。此外，社会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行为体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变化。最后，关系产生力量，力量在关系中流动。秦亚青认为，权力是主体间关系实践的反映。在这方面，儒家背景下的关系成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行为体积极地利用关系圈达到目的。
英语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批评
2.1中国学派对中国政治思想以及历史存在误解、曲解和浪漫化解释，这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化
批评者认为中国学派对历史文献和经典的引用不准确且过于浪漫。同时，这一批评路线还推断出一种专横的中国例外论——即“中国在行为或性格上将不同于任何其他大国”。具体而言，批评者认为，阎学通的先秦计划忽视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对称使用，淡化了前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实际主导地位，强调了后者。赵汀阳天下制度在周朝没有跨越全球，只涉及那些属于周朝政治联盟的人，因此，该制度被设计为一种统治制度，只寻求创造该王朝的合法性，而不是建立一种普适性的叙事方式。对秦亚青关系理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他的“关系性”概念不仅仅是中国元素，也存在于西方社会。
2.2中国学派的发展可能仅仅是为了中国现实利益服务，以便使中国的崛起合法化
正如内尔·诺塞尔特（Nele Noesselt）所言，“寻求'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是中国寻求国家认同和全球地位的一部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崛起培养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新兴趣，这有助于促进中国自身利益的实现，从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特殊政治力量的地位。
对中国学派的辩护
3.1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模仿理论
根据巴巴的说法，模仿是抵抗殖民权威的有力工具。“模仿”是一种复杂、模糊和矛盾的表现形式，它不断产生和超越差异。这是土著人民为了抵抗殖民权威和重塑自己身份而采取的一种丑化战略。“模仿的效果就是伪装”，这种伪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欺骗殖民者，给他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然而，土著人不会完全接受殖民者的语言、宗教、价值观等。他们的模仿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巴巴对“模仿”策略的描述在中国学派身上得到体现。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实现了政治独立，但西方文化霸权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压迫他们。西方霸权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非西方世界，这使非西方世界产生了无限模仿西方的欲望，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就会导致完全的自卑。因此，它们遵循模仿策略。从中国学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模仿的过程。中国学者使用“权力”、“世界主义”、“关系性”和其他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几乎相同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的内涵与西方最初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模仿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复制，而是借机改造西方理论，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模仿是反殖民战略中一种隐蔽的、破坏性的抵抗形式。首先，中国学派对西方的模仿是西方内部的分裂。这不仅造成了中国学派与西方主流学派之间的“相似性”，而且混淆了西方的身份。在这种模仿策略下，权力关系即使不完全颠倒也会受到动摇。同时，中国学派还验证了欧洲经验是本地经验。主流理论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在权力结构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派改变主流（西方）理论并削弱其权威。用巴巴的话说，它对“规范化的知识和纪律力量”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从而创造了一个异质的“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不仅可以容纳文化差异，而且可以最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可以说，包括中国学派在内的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第三空间”。一方面，这种混杂实现了对主流国际关系话语的不断调整和重构。另一方面，它也借用和挪用了主流理论有益元素，最终达到对西方话语的消解甚至颠覆。
3.2斯皮瓦克（Spivak）的策略本质主义
在斯皮瓦克看来，本质主义是解构的对象，而解构依赖于本质主义。斯皮瓦克尊重差异，反对一切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对她来说，本质主义是一个陷阱。中国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将中国和西方并列，认为可以有一个“独特的”中国世界秩序。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尝试肯定会产生一个有问题的二分法。事实上，中国学派的追求提醒人们一个潜在的危险：将自我的存在本质化和固化（自我的存在本质上是流动的和多重的）。中国学派以及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表现出的若干程度的本质主义几乎是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个禁忌。然而，当抵制西方霸权在现实中显示出局限性时，斯皮瓦克认为需要做出选择。为了进行有意义的抵制，需要从策略上对土著身份进行必要化，以支持“集体”权利。反过来，本质主义将使土著群体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提出的各种主张合法化。斯皮瓦克将这种固定身份的使用称为“策略本质主义”。
根据斯皮瓦克的思想，中国学派本身没有错，缺点是不恰当地使用这些理论，这可能是由于使用者将该学派看作一个不流动的、固定的实体。捍卫中国学派，就是承认一定程度上必须坚持本质主义。换言之，策略本质主义者实际上是反本质主义者，但他们将“本质主义”视为在特定情况下为达到抵抗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在这方面，中国学派作为一种“策略”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针对需要在全球舞台上听到的非西方声音的具体情况而诞生的。作为“理论”的一种形式，中国学派的存在是为了激发抵抗和进行反思，同时指出当今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挑战是解决“西方霸权”的遗留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使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熟悉的概念复杂化，并使西方所依赖的理论范畴去本质化。
因此，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完全抛弃中国学派的观点，过早地抛弃中国学派有可能强化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话语。简言之，中国学派的兴起引发了争论，激发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灵感，它对西方霸权提出了挑战，也对西方霸权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挑战。
结论
国际关系领域不同流派的发展并不新鲜。各种流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发展源于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日益不满和国际关系学科的自我反思。它们致力于摆脱英美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创建本土或非/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议程。作者认为中国学派可以视为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批判性抵抗，中国学派不是一个完美的国际关系学派，但它可能会鼓励国际关系学者从新的哲学、地理和文化角度重新思考世界政治，而不是想当然地追随西方的思维模式。
总结本文，对于后西方（或非西方、全球）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策略本质主义不会过时。由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分歧和争端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下去。通过明智地运用策略本质主义，批判性学派可以形成一个集体，寻求共同点，同时保留分歧，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然而，在运用策略本质主义时，除了关注不同（国家）学派之间的差异，还应该关注不同文化和地域的群体之间的平等，避免为了改善某些国家的地位而伤害其他弱势群体。总体来说，策略本质主义将永远是批判传统国际关系学派的一个有力武器。
译者评述
本文主要篇幅是对当前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派的批评进行批判。作者借鉴巴巴、福柯和斯皮瓦克的思想对中国学派兴起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意义进行论证。作者在文章开篇首先对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提出质疑，随后介绍了中国学派的三种代表思想。虽然作者承认中国学派理论建构的局限性，但是，与当前西方批评家不同的是，作者跳脱出理论本身，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以及全球参与的角度肯定中国学派作为全球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学派先行者的意义。
文章亮点之一便是作者将殖民文学以及语言学的理论——“模仿”和“策略本质主义”与非西方国际关系流派的发展相关联，并肯定了该两种理论作为边缘学派兴起的指导性工具的重要性。作者的主要意图不在于对中国学派理论信度和效度进行批判，而在于通过肯定中国学派的意义来鼓舞和激励更多非西方学者立足于本土经验，壮大非西方学派的事业，而非“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
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百家争鸣，这是打破西方霸权的路径，也是打破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学术封锁的必要选择。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策略本质主义”作为指导边缘学派发展的理论依据将永不过时。本文的价值之一便是为那些正在或立志于壮大“中国学派”的学者给予鼓励，并为其提供了方法指导。
词汇整理
策略本质主义 Strategic Essentialism
道义现实主义 Moral Realism
模仿 Mimicry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英语国家 Anglophone
责编 | 丁伟航
排版 | 陆霜滢 邱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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