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赌注：权力转移、可信信号与预防性冲突
作者：Brandon K. Yoder，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东亚地区政治、国家间信号与博弈论等。
来源：Brandon K. Yoder, “Hedging for Better Bets: Power Shifts, Credible Signals, and Preventiv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4, No.4, 2019, pp.923-949.
摘要
衰落国如何可靠地推断崛起国的意图？主导观点认为，由于衰落国面临崛起国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即使彼此目标一致，预防性战争也往往不可避免。文章提出了一个关于示善（reassurance）的动态模型，其中参与者不确定彼此利益是否冲突。该模型表明，通过采取一种有限遏制的对冲战略，衰落国可以降低崛起国释放虚假合作信号的动机，这反过来使合作作为崛起国的良性意图信号更加可信。即使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下，这些信号也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足以阻止衰落国诉诸预防性战争。因此，尽管权力转移会导致目标一致的国家发生有限竞争，但预防性战争只有在已知崛起国目标与自身不一致的讨价还价环境下才会理性地发生。
导论
面对相对衰落，国家应采取何种对外政策？衰落国的策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崛起国未来意图的认知。衰落国更愿意迁就具有良性意图的崛起国，而有强烈的动机反对意图改变现状的敌对崛起国。衰落国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从崛起国当前的行为中准确地推断出其未来意图？文章提出了一种示善信号背景下的权力转移模型，其中衰落国并不确定其偏好是否与崛起国相一致。该模型显示，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衰落国可以通过采取有限遏制的“对冲战略”，引出崛起国未来意图的相对可信信号。即使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与高度初始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合作信号释放的信息也能消除衰落国将有限对冲升级为全面预防性战争的动机。乐观派与悲观派长期以来就示善的有效性存在争论，而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解决这一既有争论。
关于示善的既有争论
崛起国目标的不确定性是衰落国面临的战略难题，即衰落国是应选择与崛起国进行合作、权衡选择何种程度的合作，还是应试图抑制其权力增长。关于国家间示善的既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两大阵营：“示善乐观派”与“示善悲观派”。乐观派认为，可信的合作信号是广泛存在的，因而有着一致目标的国家能够轻易地实现相互识别。无意修正国际秩序的良性意图国家可以避免进攻性的军事投入、放弃修正秩序的低成本机遇、加入提高修正成本的机构，抑或承担成本以支持既有国际规则与规范。这些高成本信号增强了崛起国良性意图的可信性。乐观派因而认为，国家间目标必须真正地无法一致，冲突才会发生。然而，乐观派的问题在于其假定的是一种静态的权力分配。
悲观派则认为，大规模的预期权力转移会削弱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可信性。敌对的崛起国有强烈的动机在自身相对弱小时，模仿良性崛起国的合作行为，避免按照自身真实目标修正国际秩序，从而歪曲自身意图。由于良性崛起国和敌对崛起国都可能会释放合作信号，因此该类信号并不可信，衰落国仍然高度不确定崛起国的未来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衰落国将愈发难以承受敌对崛起国未来的修正行为。意图不确定性与未来脆弱性共同导致衰落国有强烈的动机采取预防性行动，即使是对那些采取合作行为的崛起国。然而，悲观派的观点存在逻辑漏洞。既然崛起国释放虚假的合作信号无法避免衰落国对自身的预防性行动，那敌对崛起国还有何种动机歪曲自身意图呢？如果无论是否采取合作，崛起国都将会面临预防性行动，那敌对崛起国通过发送合作信号在短期内放弃真实目标的动机将会减少。面对预防性行动的持续合作将成为可信信号，表明崛起国与衰落国的目标一致。因此，悲观派所宣称的衰落国采取无条件的预防性策略与崛起国的合作信号不可信相互矛盾。
作者构建的模型试图解决悲观派的观点漏洞。该模型表明，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下，不确定的衰落国会对合作的崛起国采取中等程度的遏制，即某种对冲策略。衰落国的有限遏制会降低敌对崛起国歪曲意图的动机，从而增加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可信性。无论权力转移的规模多大，衰落国的对冲策略都能够引出可信信号，表明衰落国不愿与合作性的崛起国升级为全面的预防性战争。合作信号的可信性会随着权力转移的规模而增加，因为衰落国将会积极地进行对冲，以抵消其日益增加的脆弱性。因此，乐观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即使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下，合作的示善信号也足够可信，能够避免目标真正一致的国家发生全面战争。然而，与乐观派观点不同的是，支撑这些可信信号的对冲机制也使得除全面战争之外的某种程度的国家间竞争不可避免。
示善博弈
图1. 权力转移的扩展式博弈
结果与讨论
完全信息状态下，对冲不会发生。对冲是衰落国面临信息问题的一种反应，由于崛起国有动机歪曲自身意图，对冲使衰落国能够获取信息，避免与良性崛起国发生预防性战争。然而，在完全信息状态下，衰落国已知崛起国是良性的还是敌对的，因而没有必要采取某种中间策略。
图2. 不完全信息下权力转移博弈的均衡（RS的均衡策略在前，DS在后）
预期权力转移的规模如何影响崛起国信号的可信性以及预防性冲突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呢？作者提出：（1）在小规模的预期权力转移下，由于遏制成本与权力优势，衰落国不会遏制合作性的崛起国，预期权力转移规模的增加将削弱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可信性。在遏制缺位的情况下，崛起国歪曲意图的动机会随着预期权力转移的规模而增加，从而降低了合作信号的可信性。（2）在大规模的预期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可信性与衰落国应对这些信号的遏制程度都会随着预期权力转移的规模而增加。出现这样一个看似违反直觉的结论是因为：当预期权力转移超过一定的规模，衰落国不愿完全接受崛起国的合作信号。其将采取一种对冲策略，在更大规模的预期权力转移下施加更高程度的遏制。而衰落国的遏制本身就增加了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可信性。崛起国预期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下，即使自身采取合作行为，也无法完全避免遏制。这就减少了敌对崛起国歪曲意图的动机。面对遏制，敌对崛起国不太可能持续发出合作信号，良性崛起国的合作信号因而愈发可信。无论预期权力转移的规模多大，衰落国也不会以全面的预防性战争应对这些愈发可信的合作信号。
图3. 预期权力转移对衰落国遏制程度（应对合作信号）的影响
图4. 预期权力转移对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影响
动态示善博弈通过将动态条件下的示善形式化有助于解决乐观派与悲观派的长期争论。该模型确定了示善行为中的一种独特的信号机制，其来源于衰落国的对冲策略。对冲机制有助于解决悲观派观点中的逻辑矛盾，即预防性战争的发生是由于崛起国的合作信号缺乏可信性。具体而言，对衰落国无条件预防性行为的预期应当会减轻敌对崛起国歪曲意图的动机，从而为崛起国的合作信号增添某种程度的可信性。动态示善博弈表明，这些合作信号的可信性会随着衰落国的遏制程度而增加，从而降低了衰落国采取额外预防性措施的动机。即使在大规模的预期权力转移下，乐观派认为合作信号相对可信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与良性崛起国的全面战争应不会发生。
然而，动态示善模型也部分支持了悲观派的观点。第一，在给定遏制程度时，崛起国的合作信号会随着预期权力转移的增加而变得不那么可信。第二，乐观派认为合作信号足以在大规模的预期权力转移下避免低效竞争是不正确的。动态示善博弈表明，适度的遏制对维持崛起国合作信号的可信性是必需的，避免升级为战争所必需的遏制程度随预期权力转移的规模而增加。因此，尽管该模型反驳了悲观派的观点，即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会导致目标一致的国家爆发全面的预防性战争，但却证实了权力转移会增加目标一致的国家间的竞争程度。第三，衰落国的对冲策略不会导致良性崛起国表现出不合作的“螺旋”动态。一方面，只要崛起国继续克制、不修正秩序，衰落国就不会从适度对冲升级为全面遏制。另一方面，良性崛起国本身也存在一种内在的抑制因素，避免在非绝对必要时修正秩序。因此，螺旋上升只会发生在目标真正不一致的国家之间。
文章还将对冲策略重新引入到关于权力转移的既有研究中，而后者主要关注是否发生战争这一狭隘的二分法。在既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权力转移模型中，衰落国要么发起预防性战争，要么做出让步。而在动态的示善博弈中，衰落国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之外的预防性行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崛起国的权力获取。文章的模型确认了衰落国采取不同程度遏制的条件。此外，既有文献主要将对冲描述为一种最小化未来脆弱性的策略，但文章表明，对冲也可以作为一种筛选机制（screening mechanism），揭示关于崛起国意图的宝贵信息。对冲策略的信息收益（informational benefit）使衰落能够与真正良性的崛起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同时也能更为有效地识别和反对威胁秩序现状的敌对崛起国。因此，除了通过预先阻止衰落减少未来脆弱性外，对冲策略还能使衰落国在权力转移期间对崛起国采取信息更为全面、因而是更优的对外政策。
词汇积累
精炼贝叶斯均衡
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
示善
reassurance
译者：李源，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兴趣为东亚安全与国际关系理论。
审校 | 胡可怡 肖龙
排版 | 吴梦婷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