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是伪命题吗？
作者：Giacomo Chiozza，文章发表时为杜克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为沙迦美国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反美主义和公众舆论、领导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思想对日本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
来源：Chiozza, G. Is there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vidence from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volvement, 1946-97.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9. No.6, 2002, pp.711-734.
导读
本文对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论述进行了实证分析。亨廷顿认为，隶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更有可能爆发冲突。冷战结束后，这一倾向应该会更加显著。文明因素还应和意识形态、边界是否接壤、政体类型、现代化水平等因素相互作用，放大或抑制上述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了面向稀有事件的logit模型，对系列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隶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并非更容易发生冲突，即使冷战结束后这一特征依然存在。此外，尽管文明因素与边界接壤、政体类型等因素的互动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文明差异和更大冲突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亨廷顿与《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提出后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他的设想中，后冷战时期国家间的互动将主要由文明因素塑造，具体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文明内部的合作。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除物种差异之外，人类最高级别的文化群体和最广泛的文化身份认同”。这一论述意味着忠诚从民族国家转向更大范围的身份群体。
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存在诸多争议，但对该主张的系统性检验却很少，且多不支持亨廷顿的论点。亨廷顿自己也承认，其文明冲突论并非社会科学研究，而是对冷战后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预测。冷战对文明冲突论也构成了经验挑战。在冷战时期，任何文明的冲突可能都是两大阵营对抗的缩影。此外，文明因素也可能发挥着“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来影响冲突的概率。
本文假设
本文尝试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新的检验。首先，本文采用了新的Kosimo数据集，覆盖了冷战后更长时期；其次，本文区分了冷战时期各国在文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互动模式；第三，本文评估了同一文明内和不同文明间三个关键变量（边界是否接壤、政体类型和现代化水平）对冲突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最后，本文采用了面向稀有事件的logit模型，可以得到更精确的估计。
本文主要假设如下：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更有可能发生冲突。这一论点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文化现实主义，将国家间零和竞争的传统现实主义与对国家利益来源的新理解结合起来。文明不会取代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其影响是间接的，但也是无孔不入的：文明通过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来塑造其根本利益。随着文明意识的不断兴起，国家间不和和冲突的数量会增加。因此，
H1：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更有可能卷入国际冲突。
亨廷顿论点的第二个核心方面是文明因素必将成为后冷战时代重新定义竞争格局的一个突出因素。因此，
H2：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加。
亨廷顿认为，基于身份的战争在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都很普遍，只有冷战时期是个例外。他表示：“意识形态，而非身份，是冷战时期权力政治的关键因素”。因此，
H3：冷战两极格局抑制了同一意识形态阵营内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增加了同一文明内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间的冲突。
但需要指出，文明因素可能与其他变量（边界是否接壤、政体类型、现代化水平）相互作用，间接影响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就边界是否接壤而言，边界接壤的国家更有机会、也更有意愿卷入冲突中。领土相连的战略位置与经济价值往往是利益冲突的根源。因此，
H4：共有陆上边界与冲突爆发呈正相关关系。
H5：共有陆上边界会放大不同文明国家间爆发冲突的概率。
就政体类型而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间更不容易爆发冲突。但近年来，非自由民主正在兴起，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并不一定保障公民自由。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反西方精英往往秉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可能反而会增加国家间爆发冲突的概率。因此，
H6：国家的民主属性越强，彼此间爆发冲突的概率就越小。
H7：不同文明之间，政体的民主属性会增加冲突爆发的概率。
就现代化而言，现代化的传播扩大了文明间的差异，而非弥合。现代化会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由此产生了对新身份的需求。自由主义认为，现代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由于不同文明间的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往往低于同一文明内部，这一观点可能会在跨文明关系中失效。因此，
H8：在同一文明中，现代化与参与冲突呈负相关关系。
H9：现代化会促进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冲突。
此外，本文还分别考虑了三类控制变量与冲突爆发的关系：军事力量均衡（负相关）、是否有大国存在（正相关）、国家间距离（负相关）。例如，根据权力优势（power preponderance）理论，一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是世界和平的最好保障。因此，
H10：当军事势力均衡时，冲突更有可能爆发。
H11：大国更有可能卷入冲突。
H12：国家的距离与卷入冲突呈反比。
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一个数据集，单位为“对-年”。每一个观测值代表特定年份中的一对国家，时间范围为1946至1997年。本文使用了面向稀有事件的logit模型，并使用了交互项检验文明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本文也控制了时间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对变量的可操作化如下：
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一对国家在某一年份是否存在冲突，是为一虚拟变量。对冲突的界定则参照了Kosimo数据库的相关定义，区分了四个级别的冲突：战争、暴力危机、非暴力危机和潜在危机。
本文将“不同文明国家对”也设定为虚拟变量，隶属不同文明则取1，隶属同一文明则取0。但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属性是困难的，亨廷顿提到的宗教、种族、共有历史和制度等子因素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鉴于本文的目的是检验亨廷顿的主张，因此本文采用了亨廷顿对世界各大文明的分组。
后冷战时期：虚拟变量，在1989年之后取1，否则取0。
不同冷战集团：虚拟变量，包含不同冷战集团取1，否则取0。
边界：虚拟变量，两国存在共有边界则取1，否则取0。
政体类型：基于Polity IV的数据库，对政体从0至20进行打分。
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本文从人均能源消耗、城市化率、小学入学比、收音机普及率四个角度对现代化进行综合衡量，并从0至1进行打分。
军事力量均衡：从军队数量、军费开支和士兵人均军费开支三个角度进行衡量。
是否存在大国：虚拟变量，根据COW项目的定义，存在大国则取1，否则取0。
距离：两国首都英里距离的对数。
交互项：“不同文明国家对”与“后冷战时期”“不同冷战集团”“边界”“政体类型”“现代化”等因素进行交互。
和平年限：两国间最后一次发生国际冲突的年限。
分析结果
本文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对参与国际冲突的罕见时间的logit预测分析
来源：Chiozza, G. (2002). Is there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vidence from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volvement, 1946-97.
模型1为基准模型估计值，模型2为纳入交互项后的模型估计值。
在模型1中：1）“不同文明国家对”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不同文明没有增加冲突爆发的可能性，甚至还有所降低；2）“后冷战时期”系数为负，且统计显著，这说明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有所下降。在其他因素中，除却“现代化”，其他因素的表现均与预期不一致。
模型2可以对文明冲突论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可以发现：1）“不同文明国家对”“后冷战时期”系数依然为负；2）文明因素会通过“边界是否接壤”和“政体类型”间接影响冲突爆发（具体结果如表2、图1所示）；3）“现代化”的系数仍然为正。
表2：参与冲突的概率
来源：Chiozza, G. (2002). Is there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vidence from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volvement, 1946-97.
文章的最后，作者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支持前文的发现。
表3：不同文明的政权类型和冲突参与
来源：Chiozza, G. (2002). Is there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vidence from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volvement, 1946-97.
小结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项结论：1）不同文明的国家并非更容易卷入国际冲突，即使在后冷战时期也是如此；2）本文利用亨廷顿认为其主张最有可能成立的后冷战时期的数据进行假设检验，所得结果却与亨廷顿主张相反，进而对文明冲突论构成了挑战；3）文明因素虽然会通过作用于“边界是否接壤”“政体类型”进而作用于冲突爆发，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宗教、种族、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文明差异会导致更多的冲突。据此，本文认为，文明差异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政治关系中的主导性因素。
词汇积累
文明冲突论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民主和平论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交互项
Interaction Terms
权力优势
Power Preponderance
译者：张鸿儒，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硕士生。
校对 | 张立锟 孟晓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吴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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