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本体论危机：国家分裂、持久焦虑以及韩国与日本的话语关系
作者：Chris Deaco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的博士候选人。他的学术兴趣在于世界政治中身份、记忆和话语的交叉点。他对于通过话语实践（尤其是对过去的表征）来构建和争论身份，以及这些身份与外交政策和跨国互动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来源：Chris Deacon, “Perpetual Ontological Crisis: National Division, Enduring Anxieties and South Korea’s Discursiv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3, 2023.
导读
国际关系中本体论安全研究的广泛议程是研究国家自我认同的（不）安全及其对其国际行为的影响。虽然本体论安全可能是一个虚幻的目标，但各国在本体论（不）安全程度上各不相同，更极端的程度会产生尖锐的防御机制。因此，这种本体论危机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重要领域。然而，迄今为止，它们通常被概念化为“危急情境（critical situations）”：常规化实践中不可预测、短暂且可解决的断裂。作者认为这种概念化忽视了更根本、更长期的自我认同危机的可能性，即永恒的本体论危机（perpetual ontological crisis）。这种危机源于主流身份建构中可能一直存在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对迄今安全的自我的外来冲击——因此在这些建构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本文的作者提出了民族/国家不一致（nation/state incongruence）的观点：当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与该国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空间想象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内在的、持久的矛盾。作者以韩国为例，说明韩国领土边界从未与想象中的韩国民族空间边界相吻合。为了证明这一危机的影响，作者进行了话语分析，证实了有关韩国分裂的永恒本体论焦虑与韩国—日本长期对立关系之间的联系。
永恒的本体论危机
本文作者认为永恒的本体论危机是自我身份的主流建构所固有的，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在这种建构的范围内解决，因此导致防御机制不仅尖锐且长期持续。为此，作者区分了日常的本体论不安全和极端的本体论不安全所各自面临的焦虑，正常焦虑是日常不可避免地经历的本体论不安全感所产生的，而存在性焦虑则是危机中更极端的本体论不安全感所产生的一种罕见状况。正常的焦虑是可以面对和解决的，而存在性焦虑则是更深层次的、持续性的，以至于无法解决，只能通过极端的防御机制来压抑（Rollo May，2015）。所以，本体论上更安全的人往往会暂时体验到焦虑，而本体论上最不安全的人则会永久性地体验到焦虑（Gustafsson and Krickel-Choi, 2020）。
作者认为国家和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构建具有偶然性和任意性。因此，在其构建过程中或同时，总会存在固有的矛盾、不一致性和脆弱性。此外，作者提到“永恒（perpetual）”一词并非意在暗示此类危机以固定的方式永远存在，而是在一个集体（民族/国家）的特定存在方式中，通过特定的身份认同话语构成的本体论危机是永恒的。它们在集体的整个生命存在构成中是固有的、深刻持久的——特别是与外生的、短暂的危急情境形成对比——因此有理由将其理解为永恒的危机。只要这种永恒的本体论危机持续下去，就很可能会出现尖锐的防御机制，以应对由此产生的深刻的存在性焦虑。作者提到，任何本体论危机（包括危急情景）都会导致尖锐的防御机制，但在永恒本体论危机的情况下，这些防御机制不仅是尖锐的，而且由于危机的永恒性而具有强迫性和长期持久性。这种防御机制包括与“他者”的冲突和竞争，对过去叙述的安全化、对另一个国家长时间的强迫性地维持尖锐的他者化等等。因此，这种尖锐的、强迫性的和持久的防御机制可能会对国际政治的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其理论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国家不一致是本体论的永恒危机
民族/国家一致性早已被视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界与其内部的民族空间想象之间的不协调（即以地缘政治错位的形式出现的民族集体的非实体化）代表了一种基本矛盾，可能构成本体论上的危机。并且，这种民族/国家不一致的本体论危机往往是永久性的，因为它是由自我认同的主导结构内部或与之同时存在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而这种结构很可能自有关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因此，要在这些现有结构的范围内解决危机，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只要集体（民族/国家）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危机就会持续下去。因此，完全重新配置民族共同体想象的空间参数，不再涉及与国家边界的根本矛盾，可能会使得民族/国家不协调的危机得到缓解。或者，国家本身也可能重新制定（甚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以符合民族的空间想象。作者提到，只要民族/国家不一致的本体论危机长期存在，就会产生深刻的存在性焦虑。对国际政治而言，这些深刻的存在性焦虑最重要的方面是应对它们的防御机制（即在民族/国家不一致的情况下，对永久本体论危机所期望的尖锐、强迫和持久的防御机制会是什么样子？），而本文对韩国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呈现。
韩国的永恒本体论危机及其与日本的话语关系
自大韩民国（ROK）建国以来，尽管其疆域仅占朝鲜半岛的一半左右，但官方和民间对国家认同的建构都是以映射整个半岛的单一民族的想象为基础的，整个韩国集体被表现为一个具有共同血统和共同祖先的同质民族（minjok）。尽管1910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朝鲜半岛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东京在此期间颁布了同化政策，试图削弱甚至根除朝鲜的民族认同。但在朝鲜半岛解放之时，主流论述还是想象出了一个由跨越半岛领土空间的同族朝鲜人组成的单一民族。但1945年8月以后朝鲜半岛的分治：朝鲜（DPRK）和韩国（ROK）各占朝鲜半岛领土的一半，与这一构想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认为，韩国从建国伊始就与“朝鲜民族”的主流建构——想象一个单一的民族横跨整个半岛——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构成了韩国本身。并且，这种对“朝鲜民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成为韩国的主流观念，导致韩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协调。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看到这种对单一韩国的理解。例如，官方和流行的民族神话在叙述韩国/朝鲜人民的故事时，都是从单一民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关于韩国/朝鲜起源的表述是以种族同质文化的概念为基础的，是神话中的始祖檀君的后裔，拥有共同的血统。从神话中的建国开始，一直到今天，朝鲜人作为一个民族占据着半岛。在这段历史中，还有许多其他突出的民族集体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在今天的朝鲜和韩国都有突出的纪念意义。此外，作者认为韩国的行政职能和术语也说明了朝鲜和韩国在多大程度上仍被视为一个国家。韩国宪法第3条将韩国领土定义为整个半岛及其岛屿，即包括朝鲜领土。历届韩国政府甚至为北方各省任命了省长。韩国的韩文正式名称是“大韩民国”（Taehan Min’guk），通常简称为“韩国”（Han’guk）。然而，这个名称是用来指整个朝鲜半岛的。当韩国人提到朝鲜时，他们使用“Puk’han”（北韩）一词。在朝韩和解期间，这种单一韩国的概念也经常出现在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因此，作者认为，韩国国家与朝鲜民族的主流建构之间的根本矛盾可以理解为民族/国家不一致的永恒本体论危机。在韩国的这种民族身份建构中，将单一的朝鲜民族的论述移植到整个半岛的边界上，根本无法与实际经历的边界相协调。这种危机比日常的本体论不安全感要深刻得多，后者的焦虑可以相对直接地排除在外。相反，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错位，它产生了深刻的存在性焦虑，这种焦虑顽固地存在于话语意识层面。
作者认为他的“永恒本体论危机”可以为韩日持续紧张关系的解释提供补充性的理解。从表面上看，韩国的这些行为非常符合对永恒本体论危机的防御机制的预期。它们代表了对与他者冲突的强烈依恋，以及对过去记忆的强迫性运用。为了论证反日他者化实践是源于韩国分裂的永恒本体论危机的防御机制，作者对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和李明博时期的演讲和话语实践进行了话语分析。
作者提到文在寅时期（2017—2022）的话语实践包括大量的公然将日本他者化的言论，尤其是利用对日本战时和殖民行为的记忆，并且，这些话语往往发生在韩国分裂的焦虑的背景下。例如，在 2017年8月15日的首次解放日演讲中，文在寅讲述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事，认为必须纪念而不是遗忘这些独立活动家，因为“忘记自己的历史就等于失去自己的根”。在谈及“强迫劳工”问题时，他建议南北双方共同调查强迫劳工造成的损害，通过铭记日本的殖民行为寻求朝鲜半岛的统一。文在寅在讨论民族分裂问题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民族分裂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幸，它使我们无法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现在我们的国力已经增强到可以自主决定命运的程度。通过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来克服分裂，是真正完成民族解放的道路”。文在寅不仅明确地将韩国/朝鲜的长期分裂与日本的殖民化联系在一起，还将“克服分裂”定位为“真正完成民族解放的途径”。在此框架下，只有克服了民族分裂，韩国才算完成了从日本手中的解放。作者认为，在这一论述中，日本被定位为“敌人的他者”，只要民族分裂的危机持续存在，这种地位就会持续下去。并且，在文在寅的整个任期内，类似的言论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例如，在2019年纪“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的演讲中，文在寅指出，“一百年前的今天，没有南韩和北韩”，“无论他们属于现在的南朝鲜还是北朝鲜”，半岛各地都发生了要求从日本独立的抗议活动。文在寅调动了这些关于统一的民族自我反抗日本他者的叙事，再次明确地将日本的行为与朝鲜半岛的持续分裂联系在一起。文在寅指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敌意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污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来离间我们的工具”，他接着断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行为与朝鲜半岛的持续分裂是分不开的”。
与进步派的文在寅相比，李明博（2008—2013）是保守派的代表。保守派通常被认为对朝鲜的兄弟般的同情较少，同时，保守派有时也被认为与日本的对立关系较少。但他们仍然对朝鲜民族有着共同的本体论焦虑。因此，虽然李明博在就任总统之初没有像文在寅那样公开反日，但在他的话语实践中，这些焦虑与“日本他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在2010年的解放日演讲中，李明博对日本殖民统治和战时行为的表述更加明确：“反思了100年前日本对韩国的强行吞并”，并指出“两国永远不应忘记历史，仍有问题需要解决”。随后，他在2011年3月第一次独立运动演讲中更加明确地构建了一个团结的朝鲜自我，与敌国日本相对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刀枪和凶猛的马蹄，我们毫不畏惧。每一个朝鲜人……都团结一致，并肩站在朝鲜民族的旗帜下”。所有朝鲜人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被反复强调。在提到解放本身时，李明博说：“整个朝鲜半岛......从（最北部的）白头山到（最南部的）汉拏山都燃起了自由的火炬......反抗侵略帝国主义的暴虐压迫”。因此，李明博也在其演讲的本体论叙事中借鉴了强调朝鲜民族面对殖民者日本时团结一致的过去表述。到2012年，李明博的这些言论举动变得更加公开。在解放日演讲中，他谴责日本在战时动员所谓“慰安妇”是“对普遍人权和历史正义的侵犯”，然后断言韩国从日本手中获得解放的“最终目的在于国家统一”，再次将日本定位为“他者”的永久敌人，直到克服持久的分裂。
结论
在反映韩国永恒的本体论危机的存在性焦虑的论述中，只要危机持续存在，日本显然就被赋予了持久的他者敌人的地位。虽然韩国的反日情绪，尤其是殖民地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反日情绪，已经深入人心，但这种情绪与韩国/朝鲜的持久分裂之间的联系却很少被提及。朝鲜半岛的持续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韩国官方和主流自我身份构建中的根本矛盾，导致人们对（南）韩国是什么和（南）韩国人是谁产生了特别深刻和持久的焦虑。在这些焦虑的话语表达中，韩国人试图通过他者化日本的实践——尤其是借鉴韩国团结斗争时期的叙事——来了解自己是谁。简单地说：如果有一件事可以将韩国/朝鲜人团结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尽管朝鲜被分治，但“朝鲜半岛统一民族国家”的建构仍可以得到体现——那就是对日本的反感。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记忆冲突理解为一种安全化的做法，即通过代表共同的、持久的反抗殖民者日本的斗争的记忆话语，努力构建一个统一的“朝鲜自我”的假象。
作者认为，本体论安全研究在国际关系中的不断兴起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研究议程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国际政治行为的价值。然而，在一些重要领域仍有很大的辩论、澄清和创新空间。我们如何看待本体论不安全的更极端情况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本体论安全理解为由于国家和民族身份建构的偶然性和任意性而无法实现的目标——正如我和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那么允许不安全程度变化的概念化就是至关重要的。现有关于本体论危机的研究借鉴了吉登斯的“危急情境（critical situations）”概念，关注的是对本体论上安全的“我”的外来冲击，却忽视了源于内部矛盾和不协调的更根本、更持久的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永恒的本体论危机严重到足以引起深刻的存在性焦虑，但也可能一直存在于占主导地位的身份话语建构之中或与之并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此外，它们所产生的防御机制不仅是尖锐的，而且是强迫性的和持久的，使它们对国家的长期行为具有重要的解释价值。
所以作者提出了民族/国家不协调的特殊例子，即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与在该国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空间想象的不一致。这种情况可能源于国家分治，如韩国的情况，但也可能与其他不协调有关，甚至可能是根本没有国家领土的国家（前提是在民族自我的想象中存在对某个空间的依恋）。这些最持久的自我认同危机可能是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化，它们所产生的行为就根本不会被恰当地研究或理论化为源于本体论危机。
词汇积累
危急情境
critical situations
空间想象
spatial imaginary
永恒的本体论危机
perpetual ontological crisis
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民族/国家不协调/不一致
nation/state incongruence
译者：高玖，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东亚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审核 | 郑诗琪 阮镇炜
校对 | 丁伟航
排版 |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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