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刀杀人”何以成功：国际关系中的三角胁迫
作者：Daniel Sobelma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
来源：Daniel Sobelman, “Re-conceptualizing triangular coerc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8, No.3, 2023, pp.356-373.
导读
本文聚焦于国际关系中“三角胁迫”（triangular coercion）这一现象，探讨其运行机制和实现条件。“胁迫”（coercion）指一国利用他国的脆弱性，令其做出本不会从事的行为。现有文献聚焦于两方参与者结构下的“胁迫”，但对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三方参与者的胁迫鲜有研究。后者即为“三角胁迫”，指胁迫者如果对胁迫对象没有直接影响力，就转而胁迫对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并操纵第三方与其发生利益冲突。本文作者通过提出一个由脆弱性（vulnerability）、弹性（resilience）和杠杆（leverage）三个概念组成的模型来促进我们对三角胁迫的理解。为了对概念模型进一步阐释，本文引用了三个经验案例：以色列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迫使黎巴嫩控制真主党的失败；纳粹德国在1938年成功地操纵英国和法国胁迫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在1973年成功地迫使美国胁迫以色列。
文献回顾
现有对三角胁迫概念的文献可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将三角胁迫置于核背景下，侧重于研究核武器国家如何通过对邻国、弱国（一般是美国盟友）的核威慑来胁迫第三国（一般是美国）。第二类将三角胁迫原理应用于反恐活动中：由于恐怖组织无法识别，一般无法成为可直接胁迫的对象，但可通过威胁其所在地国（base state）来对恐怖组织间接加以遏制。但遏制效果受到所在地国“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的限制，即能否抑制本国民众对恐怖组织的支持。第三类则是争论群众（population）能否构成三角胁迫中的第三方，如一国通过威胁产生大规模移民来间接改变他国行动，作者认为群众仅是胁迫中的战略因素而非胁迫中的一方主体。第四类是三角胁迫衍生出的 “胁迫孤立”（coercive isolation），探讨如何通过对胁迫对象的盟友进行收买，降低胁迫对象得到盟友支持的期望，进而使目标丧失抵抗力。
米歇尔·斯美塔那和扬·路德维克（Michal Smetana and Jan Ludvik）对三角胁迫相关文献进行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梳理。他们指出，与传统两方参与者的胁迫不同，在“间接胁迫”（indirect coercion）中，胁迫者通过将中间方（intermediary）卷入冲突来改变胁迫对象（target）的战略选择，从而产生三角互动。并通过三个案例指出了实现“间接胁迫”的三种方式：第一，“劫持”（take hostage）中间人并以对其施加损害来威胁胁迫对象。第二，当中间人对胁迫对象有联盟承诺时，通过威胁要攻击胁迫对象来迫使中间人向目标施压。第三，威胁要对中间人施加损害，除非其对胁迫对象施压。作者对此作出如下总结：胁迫者对胁迫对象缺乏直接“杠杆”，因此试图利用中间人的脆弱性来影响胁迫对象的决策和行为，并指出“三角胁迫”可归结为一个包含脆弱性、韧性和杠杆三个概念的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
作者构建的理论模型包含三个主体和三个要素。前者分别是胁迫者、第三方（中间人）、胁迫对象；后者分别是“脆弱性”“杠杆”“弹性”。三个主体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三方，它的作用概括为打破胁迫者和胁迫对象之间平衡，进而使胁迫者能利用第三方来获得信誉或对胁迫对象的影响力。
三个要素中，“脆弱性”指的是对有害影响的敏感性及其适应外部发展的能力，其核心在于需承受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脆弱性”既可能来源于军事劣势、经济或军事依赖，也可能源于政治义务的承担。“杠杆”意味着威胁将具体的物质或政治成本强加给另一个参与者的能力，核心在于改变对方行为的能力。军事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杠杆”，存在弱点也不必然意味着没有杠杆或无法改变他国行为。“弹性”指的是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战略操纵并保持其选择的余地，核心在于不受威胁、自主选择其行为的能力。与“杠杆”类似，军事优势不必然产生“弹性”。
三角胁迫的核心前提在于胁迫对象对胁迫者具有弹性，即胁迫者无法直接改变胁迫对象行为。但是，胁迫对象对第三方的“脆弱性”就意味着对胁迫者的“脆弱性”。因此，虽然胁迫者对目标缺乏直接的“杠杆”，但它通过对第三方的“杠杆”，迫使第三方要么对胁迫对象施加杠杆，要么被迫与胁迫者结盟进而导致对胁迫对象的损害。
在模型的适用范围上，作者认为有实力不能保证杠杆，有弱点也并不排除杠杆，因此任何参与主体，无论是强还是弱、国家还是非国家，都能从“脆弱性”、“杠杆”、“弹性”的角度出发并给出解释。
作者认为三角胁迫比传统胁迫更具威胁。在传统胁迫理论中，胁迫者通过做出承诺，减少其行为自由度来施加威胁，威胁大小取决于胁迫者可信度大小。三角胁迫中，胁迫者通过第三方胁迫对象施加威胁，第三方已经别无选择，可信度更高。换言之，传统两方胁迫中，胁迫者尚且有选择背弃威胁承诺的可能；三角胁迫中，第三方是在胁迫者的胁迫下，向胁迫对象施加威胁，意味着第三方自由选择的余地更小，背弃其威胁承诺的可能较小。因此，三角胁迫威胁程度更大。
案例分析
作者通过分析三个历史案例来进一步阐明该理论模型的内在逻辑。包含一个三角胁迫失败的案例和两个成功案例。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胁迫黎巴嫩失败是三角胁迫失败的案例。三个主体分别是以色列、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1992年，真主党实行了一项新的军事战略，即只要以色列国防军的活动超过某些标准，它就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无法直接改变真主党的行动，首先在于，黎巴嫩真主党是由数百名战士组成的非国家主体，难以被直接胁迫；其次，真主党采用游击战术，对以色列直接军事行动具有弹性。以色列遂采取三角胁迫策略，于1993年发动“问责行动”（Operation Accountability），轰炸黎巴嫩村庄，迫使其村民大规模逃往贝鲁特，以对黎巴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控制真主党结束军事行动。但以色列高估了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控制能力：彼时真主党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真主党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黎巴嫩政府都具有弹性。因此，三角胁迫失败，随后几年真主党的火箭弹有增无减。1996年，以色列如法炮制，发动“愤怒葡萄行动”（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成功造就了更大的难民危机，但该危机同样只能影响黎巴嫩而非叙利亚，唯有后者能对真主党施加影响。以色列的三角胁迫再次失败。
希特勒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夺取苏台德地区是三角胁迫成功的案例。三个主体分别是纳粹德国、英法两国与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纳粹德国直接攻击该国很可能激活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和苏联的联盟体系，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纳粹德国具有弹性。尽管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对它的盟友，英国与法国是脆弱的。而法国对德国具有脆弱性，因为法国厌战且不希望因对捷克的联盟承诺而被迫卷入战争。英国对德国更具脆弱性，因为英国极度厌战，且会因法国的卷入而被迫支援法国。为了减少脆弱性，法国和英国努力摆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承诺。希特勒则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向英法施压，而英法为了逃避战争则向捷克施压。纳粹德国的三角胁迫成功。
冷战时期苏联胁迫以色列释放埃及军队是三角胁迫又一成功案例。三个主体分别是苏联、美国与以色列。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第三军团被以色列包围，埃及向苏联寻求帮助。由于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且冷战期间美苏都力图避免直接对抗，以色列对苏联具有弹性。苏联遂采取三角胁迫，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而美国对苏联威胁具有脆弱性，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有防御性承诺，倘若苏联干预，为了避免自身威望受挫，美国无法置身事外，而同苏联直接军事对抗是美国所极力避免的。因此，美国威胁以色列，如果继续围攻埃及军队，美国将不会为以色列提供任何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以色列被迫放弃对埃及军队的围困，苏联的三角胁迫成功。
结论
三角胁迫策略的产生，源于胁迫对象对胁迫者具有弹性；三角胁迫策略的关键，在于能否操纵第三方对胁迫对象施加压力；三角胁迫策略的成败，归于胁迫对象对第三方是否脆弱。英法对德国有脆弱性、美国对苏联有脆弱性，德国、苏联得以成功；黎巴嫩真主党对叙利亚政府不具有脆弱性，以色列因而失败。
在当今日益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全球格局下，对三角胁迫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而在犯罪学领域，三角胁迫取得了更多进展，可供国际关系学者借鉴。对于三角胁迫未来的研究方向，作者指出，评判胁迫结果受到胁迫对象认识因素的影响，并最终左右其战略选择。故未来应通过进一步的案例研究，考察胁迫对象对自身脆弱性大小的认识如何影响他们的决定。
词汇积累
间接威慑
indirect deterrence
最后通牒
ultimatum
免责条款
escape clauses
译者：王伟逸，国政学人编译员，清华大学。
校对 | 戴璐璟 王逸品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吴雪萌 王茜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