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本体论安全理论 | 国政学人

国家人格和作为存在框架的本体论安全：超越身份，发现主权

作者：Nina C. Krickel-Choi，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也是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兼职讲师。她的研究重点是东亚的本体论安全、主权和国际关系。

来源：Nina C. Krickel-Choi, “State Personhood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as a Framework of Existence: Moving beyond Identity, Discovering Sovereign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pp.1-19.

导读

对于建构主义范畴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身份（identity）”及其指代事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者也通常使用诸如“自我（self）”和“他者（other）”的辞藻来进行理论阐述。需要注意的是，在通常的概念厘清中，具体字词的表述并不会进行严格的区分。即，在许多情况下，“社会身份”约等于一个群体的“‌自我”概念。在本文作者看来，类似表述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对一些理论的理解。因此，作者指出，有必要对这些混淆进行阐释和明确区分，并进一步以建构主义下的细分领域之一，本体论安全研究（ontological security studies，或OSS）作为例子，强调了“‌自我”和“身份”的严格区分能够使本体论安全理论更加贴近其本源含义，这也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对于主权国家层面的解释，即有关“国家作为人“的讨论（state-as-person theory）。这种解释力也反过来验证了更广泛建构主义研究中对词语进行严格区分的效用。

意义的混淆：来自本体论安全的例子

在作者看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范畴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这些研究发现了“身份（identity）”在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在此之中，对身份的概念化导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阵营：一种是采用更“本质主义（essentialist）”或者“规范建构主义（norm constructivist）”的方法，将身份与国内文化和国家规范联系在一起；而另一种是将身份理解为‌自我/他人（self/other）关系的结果，这种结果产生自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s）。然而，对“‌自我”概念的处理经常被归入对身份的讨论中，IR语境下本体论安全的相关研究也正是如此。

广义来讲，本体论安全理论借鉴了哲学和心理学上的存在主义，其核心概念在于关注个人如何体验‌“自我”的存在，找到生活的意义，并管理焦虑。在国际关系的范畴中，本体论安全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不是身体的安全，而是‌自我（self）的安全，对于一个人是谁的主观感受”，作者认为，此定义等同于需要对“‌自我”有一个稳定的看法，健康的‌“自我”意识。在此基础上，对本体论安全的需求被假定为一种常量，是有目的的能动性的必要条件，这种需求被焦虑感所破坏。因此，远离焦虑感的渴望成为了本体论安全研究的主要动机。从行为者的角度而言，管理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例行公事（routines）、自传体叙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外部识别（external recognition）和社区身份（community membership）。在作者看来，虽然‌“自我”的概念是本体论安全的核心之一，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自我”经常与身份同义，以至于本体论安全问题有时被简化为身份问题，进而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本体论上的‌自我身份需求”。这种需求最终将寻求本体论安全同稳定、安全的身份的发展联系起来。

这种将‌“自我”和身份混为一谈的倾向对本体论安全研究（OSS）产生了许多影响。首先，作者认为OSS的理论分析潜力并未充分体现。对于身份的着重关注使该学科格外关注冲突局势下的实证主义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身份被认为是受到质疑和威胁。许多议题例如社会分裂、离散群体和民粹主义，以及国家间对霸权叙事的竞争等伴随着危机的事件都被视为对本体论安全感的彻底分离。虽然这些学术研究在加强对冲突动态的理解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对行为者在普通的、非冲突的情况下追求本体论安全的方式被低估。

其次，作者认为本体论安全理论应当回到其本源，以此来突出‌“自我”和身份这两个要素的分离，以及对‌“自我”概念的再考。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体论安全应当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多方面框架，而“身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内的其他部分应当被给予更多重要性。在接下来的部分里作者详细阐述了这个框架的构成。

作为存在框架的本体论安全

“本体论安全”的概念最初由心理学家大卫·连恩（RD Laing）于1950年创造，以帮助理解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分裂症被解释为无法应对的、深刻的本体论不安全的结果。这个概念后来被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研究中引入。也正是纪登斯的著作使本体论安全的概念进入IR领域，虽然此时这个概念的使用方式与最初的构想不尽相同。

连恩对“本体论安全”一词的解释是“存在的安全（security of existence/existential security）”。他从存在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灵感，认为个人的存在包括他们特定的具身视角和构成他们特定‌自我的社会关系。纪登斯从连恩的研究中借用了本体论安全的概念，并将上述定义分解为与“时间、空间、连续性和身份”有关的四个不同问题，他也称其为“本体论安全的存在维度”。根据纪登斯的说法，第一个问题关于“存在（existence）”本身，即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个人存在于外部给定的世界中。人类不是通过认知来回答关于外部有效性的问题，而是通过继续生活和进行日常活动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存在主义问题被纪登斯称为“存在主义矛盾”，即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通过‌“自我”意识和对死亡的意识与自然分开来，并接受自己的非存在。第三类问题涉及他人的存在，人们通过意识到他人同样具有与自己从根本上相似的经历而存在。最后一类问题涉及‌自我身份，即人通过他者的传记叙事反射性地理解‌“自我”的概念。这里的‌自我身份是一个人对自己持续存在的反思性叙述，而不是他人赋予的身份。

至于具体区分‌“自我”和“身份”的方式，连恩强调相比于纯粹的物体，客体和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人被赋予了主观性。因此，本体论上的安全感似乎取决于感觉自己是一个人并且被认可为一个人。对于纪登斯来说，对他人人格（personhood）的主体性承认可以通过社会维度中常规化的互动来达到，这表明对某人人格的承认与承认他人通过叙述产生的‌“自我”身份是分开的。在作者看来，纵使连恩和纪登斯的叙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他们对本体论安全的理解仍然十分相似。本体论安全的核心是关于整体的框架，其中的身份要素被解读为传记叙事（biological narrative），是现实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认为，‌“自我”（self）可以理解作为人（being a person），即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具有自主行动的能力，获得他人认可并被认为值得尊重的主体性。正是在作为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阐明作为人的身份。

国家人格和话语和仪式性的主权制度

当连恩和纪登斯在开发本体论安全框架时，人类个体是其考虑范围。而对于OSS理论而言，国家的安全而非个体是其兴趣。作者认为，上述讨论中对于‌“自我”的概念化与IR语境下“国家作为人”的讨论有关。具体而言，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物理主义本体论提出将国家视为个人，他假设是“从个体思维到集体行动者的不间断连锁反应”创造了一个“集体‌自我（group Self）”。与此同时，正是国家被视为一个集体行动者这个看法（其中合并和聚集的许多人类个体导致了紧急影响）支持了OSS理论将国家视作有心理需求的个体的理由。

在作者看来，Wendt的这种将国家本质化（essentialising）并植根于人类生物学的方法虽然对‌“自我”和身份进行了明确的区分（Wendt将国家描述为一种能够归因不同身份的‌“自我”），但是在他的批判者看来，非本质化的国家概念更受青睐，即国家人格建立在话语和持续的构成性实践中。对此作者同样强调，虽然这种方法成功地解释了国家‌“自我”的偶然性和社会建构性，但它们倾向于通过将主权‌“自我”（即国家）视为另一种身份来处理“‌自我”和“身份”之间的区别。由于讨论中缺少对“‌自我”和“身份”之间区别的明确阐述，目前的理论似乎要么接受国家‌“自我”的本质化概念，要么将主权国家地位（sovereignty statehood）视为一种身份。

对此，本文借助本体论安全存在框架，试图通过表明“国家人格和国家身份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超越传统讨论。在此，作者将主权制度（institution of sovereignty）作为重要的论证元素。学界有关主权的讨论集中在国家作为本体论安全提供者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保持公民认可的统一叙事，通过行使主权控制来寻求本体论安全。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内领域，而主权在国际环境中对本体论安全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换言之，将国家作为本体论安全寻求行为者进行研究是目前有所欠缺，却十分必要的。

对此作者进一步解释，许多国家组成的“社会”为国家提供了一个本体论框架，而国家为了能在世界政治中继续维持，必须将自己的主权视作理所应当。因此，主权对于国家的本体论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国家通过“主权的一般实践”，即主权制度来获得其地位。在这个语境下制度（institution）指的是共同的实践和言论行为，而这些元素共同提供了一个能理解国家主权的主张和与主权有关的实践的框架。作者认为，这就是纪登斯所说的创造了“人的概念”。具体而言，主权不仅是一种合法化的实践，更是一种国家实现“‌自我（being）”的过程。这代表着国家存在不是给定的，而是不断维护，重申，和行使的，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不是靠其本身，更是通过他国的认可。

文章通过以上的探讨对主权进行了话语性（discursive）的概念化，阐明了国家在实现主权主张方面不仅追求这种地位带来的法律和物质利益，更具有完全的存在（extential）利益。为了进一步展现国家寻求本体论安全感的实践全貌，本文引入了仪式性实践（ritualistic practice）的概念，与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相对应。在作者看来，仪式（ritual）是一种带有象征性规则的支配活动，国家通过运用这种相互聚集情感和注意力的表演实践，产生暂时共享的现实，从而达到团结和集体身份的象征。由此产生的情感依恋有助于建构和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减少焦虑。总而言之，高度形式化和情感化的仪式性实践同话语实践一起构成了主权制度需要的象征性安排，以产生构成国家及其环境的象征性秩序，进而解决其自生有关连续性和真实性的存在主义问题。

主权作为寻求本体论安全的途径

作者在本节中回到了基本的OSS理论，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主权作为国家的存在框架，是如何与本体论安全理论深度契合的。本文认为，由于主权制度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存在及其所处的世界，主权实践使国家能够为纪登斯的四个存在主义问题中的三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特别是那些关于外部现实的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角色身份的表达。只是对于‌“自我”死亡的第二个问题，主权的回答似乎是模棱两可的，有些不足。

对于第一个有关存在本身的问题，本体论安全感来源于人抱有认为其所经历的外部现实是真实的信念。作者认为主权的话语和仪式实践履行了这一功能，因为这些实践决定了谁成为主权国家和意味着什么。主权制度为其授予国家人格，决定谁在政治层面上被看到和计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在文章中被视为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元素。各国通过行使主权国家的各种特权（控制边界、外交、国际机构等）来重申他们的‌“自我”。国际社会通过接受这些行为权利来肯定各国家的主权人格。由此可见，事实上的主权（de facto sovereignty）的投射能够在国内培养本体论安全感，但是只有加上主权制度的国际体现才能创造国家重申‌“自我”存在的外部环境。

主权制度对于纪登斯第三个存在主义问题同样给予了回应。作者认为，主权为国家如何与世界及其中的其他行为者建立联系提供了指导。这与纪登斯从个人的角度认为的“相互承认存在以培养可靠性和完整性的信心，并相信他人会按照期望行事，以增加可靠性和确定性”的观点相吻合。主权制度通过一次性的法律承认使国家在本体论上平等，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精心构建和规划的国家关系从形式层面保持了相互的联系。同时，高度仪式性的交流加强了这点（双边会晤、大型会议、开闭幕式致辞等）。总而言之，主权仪式是国家更有可能了解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他国，从而有助于增加其对世界现实性和可预测性的信念和本体论上的安全感。

为了回应“主权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重要的传记叙事，而非一个国家关于‌自我的唯一叙事”的说法，作者在此处认为主权是将任何传记叙事作为一个国家来表达的先决条件，正是主权制度将国家确立为‌“自我”，作为国际舞台上的自主行为者，以及一个从根本上与其他国家人（state person）相同的人。这些有关传记叙事的讨论也和纪登斯第四个存在主义问题相关联。在主权下，一个国家可以合法地叙述其自传。因此，各国的历史叙述、叙事上构建的定义特征、以及它们将其政策与国际规范联系起来的方式存在差异，但它们都通过相同的、公认的主权制度来表达这些差异：旗帜或国歌等符号，阅兵式、国家纪念活动等仪式和公开声明等。

本体论安全的以上三个维度是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因为其他行为者既构成任何个体行为者外部现实的一部分，又构成发展角色身份所必需的“他者”。这些问题的成功回答通过产生归属感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本体论安全。然而，对于纪登斯有关生存的第二个存在主义问题，主权制度不能很好的解答。主权制度本身无法充分解决国家的“死亡”问题，因此国家出于生存之焦虑，始终将对主权问题保持敏感。

结论

总而言之，将本体论安全视为国家存在的框架，可以看到主权制度为国家提供了世界的真实感、归属感、社会互动的更大可预测性、一定程度减轻对死亡的焦虑，最重要的是，它赋予国家“‌自我”和承认它们是人而不是物体。‌“自我”的概念将实体确立为平等的人，然后他们可以通过相互联系来发展特定的身份。OSS理论将受益于考虑本体论安全，超越其对身份的狭隘关注和认真对待主权，而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通过更清楚的区分“‌自我”和“身份”来扩大其分析范围

词汇积累

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仪式性实践 

ritualistic

本体论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

译者：周子喻，国政学人编译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硕士，主要兴趣方向为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研究与安全化。

校对 | 王伟逸 潘天祥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刘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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