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衷主义：美国太空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Scott Pace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实践教授，特拉赫滕贝格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包括民用、商业和国家安全空间政策，以及技术创新管理。
来源：Scott Pace, U.S. Space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Space Policy, Vol. 65, 2023，
https://doi.org/10.1016/j.spacepol.2022.101538
导读
当今，空间活动和基础设施对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然而，太空领域不受国际法的主权控制。与公海、极地、网络空间一样，太空也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频繁互动的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国逐渐对太空领域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其在空间方面的国家利益，但它仍是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太理论化的话题。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解释各国的太空政策？是否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应用于太空领域？本研究涵盖了与太空相关的各议题，如中美关系、美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美国和盟国的关系等，并提出了并提出了适用于太空领域具体案例的折衷主义分析方法。
引言
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登月太空竞赛象征着冷战时期两国广泛的军事和意识形态竞争。21世纪以来，太空活动在外交、军事、经济和科学方面的利益催生了大量关于如何定义太空权力的学术研究，各国学者有关国际关系中的多样性、太空军备控制和空间安全、军事空间商业化、国际关系理论和太空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著层出不穷。本文通过讨论适用于太空活动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张折衷主义理论的实用性，认为折衷主义理论可以为太空领域的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视角。
现实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变体一直是并将持续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影响力的观点。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为自身利益行事。然而，现实主义内部又划分为多个派别，它们强调国家间竞争的不同方面。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政治领导人的重要性，认为其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国家之间持久合作的前景是有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讨论国际体系的结构，如国家间权力的分配结构、各国对彼此的看法以及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各国在平衡权力关系中的行为。太空安全的困境通常可以用现实主义来解释。
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space race）可以视为一种权力竞争。美国和苏联发展了运载火箭、洲际弹道和侦察卫星的实质能力，以促进实力的增强。此外，这场竞争还试图改变20世纪60年代新兴的后殖民秩序中的国家间联盟。某种程度上，美苏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的看法，并将这一非物质目标视为权力竞争的一部分，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得以适用。随着航天国家数量的增加，欧洲和日本持续发展本国航天能力，选择与已经是军事盟友的美国结盟。因缺乏盟友，中国在发展自身航天能力的独立道路上进展缓慢。印度、以色列和巴西等中小空间国家也在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根据本国利益不同程度地走上了独立路径。
自由主义视角
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即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国家“外部”发生的事情，反之亦然。自由主义探讨的是“国家偏好的形成和相互影响”，而现实主义探讨的是“战略环境对国家间谈判的影响”。一般来说，国家加入联盟或合作组织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特别是在太空领域，国家间形成良好关系往往迟于国家间合作，对手不会因为空间合作而变得友好，但友好国家可以因为空间合作而变得更加友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承认国家存在于无政府状态，没有更高的制约性权力，因此，国家可以选择通过联盟来约束自己，但也正是他们自己来执行约束。
国际合作更多与自由主义理论相关。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成为制定《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等国际太空法的场所。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中，各国利用原则、规范、规则和商定的决策程序以解决无政府状态和集体行动问题。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所追求的优先事项和战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们对绝对收益的兴趣也会改变，而不仅仅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收益。例如，没有空间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求利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或国际电联等国际论坛来限制较强大国家的太空活动。自由主义强调次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决定了国家的偏好，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或阻碍了合作，从而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
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主流。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学派或者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可以为一系列政策提供见解的方法。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及其变体强调物质条件（如军事实力、国家数量等）以解释国家是如何行动的。而建构主义关注物质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作用，并认为这些因素导致了制度和关系的社会建构。换言之，制度、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实体（如国家或者领导人）与结构（国际体系中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存在互动。简单来说，现实主义等理论认为国家处于均势状态，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国家和国家间组织并非无生命的物体，而是由具有自己身份和利益的人们不断“建构”而成的。用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的话来说，“把在地球上形成的这套行为规范和身份认同带入太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概念飞跃，因为太空领域会由于实践产生新的规范和身份认同。”
建构主义集大成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人类联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同的思想而非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同理念构建的，而非自然禀赋。”一个强有力的共同观点是拥有卫星的国家比没有的拥有更大的声望和国际地位。空间技术是发展的重要标志，各国渴望成为“太空俱乐部”的成员，即便他们可以用于太空发展的资源极其有限。
建构主义可以用于解释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也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与威权政府冲突和潜在合作的混合状态。这些解释可能侧重于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以及跨国认识论团体（如科学家、太空倡导者）所认识到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因素。建构主义尤其有助于解释国家间组织和团体的行动和影响，具有共同理念和话语的的个体、非政府组织，或是围绕共同行为或功能建立的政府间组织都可以是跨国共同体。
分析折衷主义的例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般分别用于解释国家间的竞争和合作行为，而建构主义对一种关系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持不可知论态度，但将特定的结果解释为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太空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研究之间始终存在一定差距，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不同的理论有助于阐明各国在空间的竞争与合作的演变，因此一种混合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借鉴并跨越相互竞争的传统研究方法应运而生。简而言之，折衷主义理论寻求问题驱动而非范式驱动，它的出发点是为实际政策问题提供见解和潜在的问题解决方案。折衷主义倡导者并不主张忽视现有的研究传统，例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研究传统，而是主张有意识地采用不同的传统，以获得“经验和概念上的联系，从而以任何单一研究传统都无法做到的方式认识到国际生活的复杂性”。他们也不主张进行大综合，将现有研究传统纳入新范式。相反，它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世界”参与者所面临的问题上，这些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往往比现有研究传统所涉及的问题更广。
针对中美太空竞赛，约翰·希克曼（John Hickman）运用分析折衷主义理论得出结论：中美太空竞赛反映了现实主义预测的情形，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解释该现象的失败。国际组织和空间倡导者并没有使中美两国建立一种更加合作的关系。相反，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被视为制衡美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希克曼认为，第二次太空竞赛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失败，因为合作的理想得到了双方空间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跨国太空倡导者的广泛认同，但这一理念仍值得商榷。
当前，评估中国的动机和偏好是未来军事冲突（包括太空冲突）预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已经获得并表现了一系列反太空能力，同时还提出了各种太空军备控制的措施。西方对这些物质能力的了解远多于对中国意图的了解。结构现实主义会预测，鉴于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全面竞争，中国将采取现实政治的方式。建构主义学者可能会寻找关于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如何看待自己的信息，即中国独特战略文化的意识形态因素是什么。
以分析折衷主义解释美国太空政策
近几十年来，俄罗斯的行为促使人们回归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且这一趋势随着克里米亚危机与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可以解释美俄太空合作，尽管俄罗斯目前是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的合作伙伴。国际空间站的生存并不完全是共同的合作理想或国际空间站政府间协议的结果，而是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尽管言辞激烈，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采取具体措施结束国际空间站的合作。在承认物质现实的同时，也可以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即美国和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上视对方为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分析折衷主义不依赖于一种理论，而是可以结合其他解释，以更全面的方式理解同一问题。
通过各种手段，美国试图应对大国之间的冲突，加强地区稳定，确保国际环境有利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包括太空利益。美国太空政策的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建立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假设的基础上，如建立专门的美国太空部队和重建美国太空司令部。建构主义者也可以认为，这些发展源于美国的身份认同，包括其历史和美国例外论。
现实主义是美国对敌太空行为的特征，而自由主义和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则是美国与盟友太空行为更密切的特征。美国与日本、加拿大和欧洲航天局成员等传统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等主要非北约盟国以及阿联酋等新伙伴加入了这些传统太空盟国的行列。一方面，现实主义者认为这项协议是对中国的一种软制衡。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者会强调共同的历史、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太空合作只是构成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特点的多种问题中的一个因素，而这种合作是所有积极联系的标志性展现。除了军事同盟层面的太空合作，互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包括民间社会。在物质力量以外，建构主义理论还认为具有代理权的行为者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是由共同的理念和身份认同产生的。《阿尔忒弥斯协定》 就是一个例子，它将国际太空法中的共同理念、新兴的物质能力（如让人类重返月球）和共同身份结合起来，以吸引“志同道合”的国家。
以分析折衷主义解释美国的盟友和合作关系
对于盟友日本，美国既有密切的安全合作，也有空间合作，每年定期举行美日空间全面对话，以解决空间的民用、商用和安全问题，这体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同样，现实主义也可以解释制衡美国及其盟友制衡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继国际空间站与欧洲、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的合作以后，21世纪以来，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在国际空间站结束后，不太可能持续开展密切的载人航天合作。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由于复杂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美国不再与它们继续开展密切的载人航天工作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是思考与盟国开展太空合作的一个有用视角，但不能解释与潜在对手的关系。对于后者，新现实主义更适用于理解在竞争关系中如何以及何时可能发生合作。自由主义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视为美国在有利于其利益的空间内塑造行为规范的一部分。通过志同道合者的联盟，这种关系也被建构主义者视为国际组织、行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内部共同理念和身份的外显。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目标或理想，如利用空间技术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降低太空战争的风险、减少轨道碎片的威胁或是促进空间探索。建构主义者对共同理念的影响的解释还可以应用于国家、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在形成潜在规范方面的互动，如联合国关于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指导方针。而建构主义还可以解释不太明显的领域，如空间交通管理、行星防御、行星保护以及非陆地物质材料开采等。
以分析折衷主义解释空间国际组织
空间活动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国际电联和欧洲航天局等。对于国际太空合作倡导者而言，在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新的太空条约被寄予厚望。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项条约的前景似乎很黯淡。40余年来，太空军备控制没有任何进展，而反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提议的声音近年来也有增无减。建构主义可以解释新条约的支持和反对。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新条约可能会制约美国，使其在对抗对手时得益不明显。从自由主义复杂的相互依存视角来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无需条约就能从盟友和伙伴那里获得所需的东西。
学者米沙·汉塞尔（Mischa Hansel）从分析折衷主义的视角讨论了禁止反卫星武器试验的想法。从新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反卫星武器试验禁令应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对空间系统的依赖将使其获得非对称利益。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不制造长寿命轨道碎片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美国依赖太空的盟友和伙伴。最后，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对反卫星武器试验禁令进行核查的相对明确地鼓励了合作和更可预测的国际环境。这些理论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反卫星武器试验禁令会发生，而是说与更广泛、不可核查的禁令相比，这样做的障碍更少。
近年来，联合国外空委内部一直在倡导一种理念，即成员国应关注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有意识地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行不悖。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普遍接受太空可持续性是一种可取的构想，而现实主义则对如何落实这些构想起着制约作用。
总结
在美国的太空活动领域，国际关系理论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美国而言，其他国家既可以是战略对手，也可以是盟友、伙伴、供应商和客户。美国在太空政策方面的合作与竞争无法用任何一种涉及军事、经济和民用活动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相反，美国的国际策略是一种战略组合，在这种组合中，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与美国的价值观与共同的社会关系密切交织。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能找到他们可以发挥解释作用的领域，因而折衷主义成为了一种有用的方法。分析折衷主义作为一种混合务实的方法，或将成为更有前景的研究途径。
词汇积累
Analytical eclecticism
分析折衷主义
One size fits all
一刀切，放之四海皆准
ASAT test（anti-satellite)
反卫星试验
UNCOPUOS（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译者：赵伶卓，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系，研究兴趣为国际组织与国际传播。
校对 | 周子喻 曾庆鸣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刘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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