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用途骗局：技术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中的合作
作者：Jane Vaynman，美国天普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重点为敌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军备控制协议的设计以及技术对国际机构的影响；Tristan A. Volpe，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分析系助理教授，卡内基欧及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如何塑造国家间的强制、合作与竞争关系。
来源：Jane Vaynman and Tristan A. Volpe, “Dual Use Deception: How Technology Shapes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2023, pp. 599–632
导读
几乎所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民用与军用双重用途，而技术的这一特点使合作陷入两难。国家可以设计军备管控机制来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但国家同样也不想放弃这些技术所具有的民用价值前景。本文认为，技术的双重用途性本身并非问题根源，导致合作难以进行的是技术双重性对军备控制机制设计中信息约束的改变方式。本文从双重用途的两个维度描述技术的变化：（1）军事用途与民用用途之间的区分程度；（2）军事企业与民用经济之间的整合程度。可区分性决定了违规检测所需的监控级别，整合程度则提高了国家向另一国披露信息的成本。综合考虑上述维度，本文对国家在试图就各种技术达成协议时可能面临的具体信息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引入新的定性数据集，评估两个变量以及其对所有现代军备技术合作产生的影响，认为国家在控制新兴技术时应当将技术双重用途属性的变化如何影响侦测和披露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入考量。
引言
几乎所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民用与军用双重性，即使最致命的武器也能在民用经济中找到其具有和平属性的对应物。正是技术的这种双重性导致了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陷入困境。在外层空间，各国已经就建立军事空间站与反卫星武器展开竞争，并着手设计国际机制进行军备控制，避免军备竞赛恶化。但与此同时，各国在外层空间竞争中涉及的相关技术，也可以在民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如建立以和平为目的的导航系统。然而，这些民用技术与军事武器往往难以区分，清理太空碎片的良性网络与试图击落卫星的武器似乎别无二致。
除太空技术领域外，技术的双重用途性也困扰着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如网络能力建设与生物技术领域。虽然各国对“一国假借和平开发技术之名，实则暗中壮大军事力量”普遍存在担忧，但这种担忧并不一定会导致合作失败。事实上，任何一种现代军控协议都限制了军事资产的部分民用效益。这意味着，民用与军用的重合属性并非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的双重用途性既可能阻碍军事协议的达成，也可能推动其实现。考虑到目前并没有对技术双重用途差异对国际关系中国家合作前景影响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技术双重用途概念，旨在全面反映现代武器技术中涉及的双重用途特性。本文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技术这一核心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家合作。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技术是影响合作的唯一因素。因此，本文采用了控制变量法以确保研究结果准确。
技术双重用途的两个维度
技术双重用途性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可区分性与整合度。
可区分性指区分一项技术是军用或民用的相对难易程度，这决定了各国核查军备控制协定履行情况所需要的监控级别。例如，战列舰很容易与商业货船区分开，但军用无人机却似乎与民用无人机无异，而后者就会要求国家通过更全面的情报收集与更具侵入性的检查以达到更高的监控级别。
可区分性与监测约束
技术的高区分性使得国家更难以实施欺骗，因为高区分性军事资产不能被轻易伪装为民用设施。而低区分性的技术则给国家留下了转圜空间，使其能够通过模糊军用民用的界限来实施欺骗。在本文中，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可区分性”进行了说明（表1）：
1. 物理特性：技术的物理特征（如大小或其他检测特征）所设定的具体基线。例如，生物技术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常处于微观状态，使人难以判断其最终用途是军事还是和平。
2. 发展路径：技术的发展路径会影响各国以追求和平为借口将技术用于军事的程度。一些技术在进行民用开发与军事用途时的运用路径会产生重叠，有些则不重叠。例如，民用客机和军用飞机遵循不同的设计与生产流程，这使得从一种生产途径切换到另一种生产途径的成本很高。
3. 技术相关原则与部署决策：通过某项技术的相关原则与部署决策进行观察，可以通过判断其行为模式来推知该项技术的实际用途是军用还是民用。例如，尽管采用的技术相同，但美国与苏联的民用太空发射中心的地面液体燃料火箭显然与20世纪70年代两国在冷战环境下开发地下军事导弹的意图截然不同。
4. 转换速度：即某项技术从民用能力转变为军事资产的转化速度。更快的转化速度会提高其他国家观察某项技术发展与部署的难度。相反，当一项技术从民用转向军用的耗时越长，给其他国家的观察时间就越充足，该国进行技术转换的意图就越容易被发现。
监测有助于区分技术的民用和军用属性，要实现通过合作方式开展军事监测，被监测国必须允许其他国家或组织进入其领土与敏感设施，甚至是军事力量。鉴于技术用途难以区分，国家对监测等级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被监测国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侵入性或频繁军备控制检查所带来的风险。然而，深入或频繁检查所带来的风险严重程度不取决于技术的可区分性，而与技术整合度密切相关。
整合度与信息披露约束
由于技术的双重用途性会加剧军控检查带来的安全风险，作者引入“整合度”这一新概念，用以描述允许监察国家或组织监察一项技术的特定军事或民用应用时可能给被检查国带来的损害。
整合度指一项技术在军事企业与更广泛民用经济中的使用范围与结合深度。利基技术（Niche Technologies）的整合度很低，因为它们常在极小领域内发挥作用。例如，尽管长程火箭（Long-range rockets）在力量投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它们的作用仅限于战略打击与太空发射任务，因此整合度较低。整合度增加了军控检查带来的安全风险。相反，当一项技术的使用范围越来越普遍，就给核查人员收集协议之外的军备与民用资产情报创造了机会。如在检查造船厂以确保某国符合核战列舰限制标准时，该国制造其他军用船只与商业船只的情况也可能被曝光。高风险信息泄露可能带来的安全损害，给各国不得不更为谨慎地对待军备控制协议中的监控选项。
在理解整合度时，作者选择从技术的应用普遍性与边际成本两个特性切入。这两种特性来源于对拥有广泛民用范围的“通用技术”的经济学研究。通过调整这两个特性的定义，文章更好地说明了技术在军工企业与民用经济的中的整合度（表2）。
1. 普遍性：一项技术的普遍性反映了它在每个领域使用的范围和深度。本文沿用了这一特性，以反映不同技术在军事和民用两方面的变化。无处不在的武器技术与平台技术，如炸药与海军潜艇，可以广泛用于执行许多军事任务。利基技术则只能在狭窄领域发挥作用，如到19世纪中期步枪才在某些特殊军事行动中被使用。在民用领域，炸药和海上船只可以被用于矿业开采与货物运输，而“和平使用步枪”则十分罕见。
2. 边际成本：一项技术的边际成本影响了其被广泛应用的倾向。经济学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与技术改进，应用一项技术的边际成本会降低。延续经济学中的这一发现，本文认为开发和部署技术的单位成本越低，相关国家就越可能应用这项技术。就成本而言，具有“溢出潜力”的军事技术创新对政府更具吸引力，也更能吸引政府对其进行投资，因为这种技术创新可以转化为商业利益。
总而言之，整合度限制了各国在达成军控合作上的监测选择范围，因为高整合度使得国家军事秘密与经济秘密更容易在检查中被泄露。相比于强化经济实力，政府更关心军事力量的保护。但本文认为，在国家由于科技军事整合度高带来的安全风险而拒绝军控侵入性检查的同时，也会将高整合度民用技术的调查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的现实纳入风险考量。
上述两个变量使我们可以预判国家在设计技术控制协议时所要面临的具体问题（表3），同时也能推知在可区分性高且应用范围狭窄（Niche，即利基）的技术领域较为容易达成理想的军备控制协议。相反，可区分性低且具有高度整合度的技术则会创造一个“死亡地带”，在其中任何监测和信息披露问题都可能毁掉合作前景。除极端情况外，本文也关注介于“高区分低整合”与“低区分高整合”之间的混合双重用途性技术。在这一区间内，合作障碍在某种协议形式较容易克服。
从双重维度审视技术二重用途性
本研究弥补了当前学界对“技术如何塑造国家间合作”的三种主要主要描述中的空白与不规范问题。首先，一些人认为，当军事技术能够给国家带来特定优势时，国家限制军事技术发展的动力会降低。例如，一项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会获得军事优势或进攻先机。然而，这一论点很难从防御角度解释为什么一场有益合作会走向失败。其次，也有人认为当技术对未来的影响不确定时，各国会更倾向于依托技术武装自身而不是限制技术。竞争性投资的确可以用来对冲不可预见的技术突破给国家带来的风险，但也有学者指出国家能够通过建立制度灵活应对不确定性技术并从中获益。最后，有观点认为技术会给国家带来信息问题。当一国能力的军事能力难以观察，尤其是因为技术军事用途与和平用途之间界限模糊时，其他国家就会通过频繁监测来确保该国遵守协议。虽然这种观点认识到了技术的双重用途性，但却对其理解过于绝对化。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新型定性数据集，从“可区分性”与“整合度”两个维度切入，对技术双重实用性对整个军备技术群体合作的影响进行评估。为了确保理论成立并证明其普遍适用性，本文对现存每种技术进行分析，而这也弥补了当前文献中“常规使用武器技术列表”的缺失。通过处理数据，本文发现现代各国用于武装自身的技术有24种。通过案例研究，本文对24种技术的军民两用变量进行衡量，并对其如何影响各国设计军备控制机制时面临的信息问题进行调查。
本文案例范围包括了现代国家已经用来武装自身的不同武器或不同武器平台所涉及的全部技术，排除了不能独立成为武器或独立成为武器平台的技术。武器指用来对地方人员或物资造成伤害或破坏的物体（从常规爆炸物到网络攻击工具），武器平台则指一种或多种武器组合，并带有可以接近地方目标的交通工具或运载系统（例如海军舰艇与火箭）。同时，研究团队回顾了从1816到2010年的全部军备控制协议全文来确定本文研究范围已经涵盖全部符合条件的技术。（表4）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四种技术双重用途性对军备控制机制影响的前景：
H1: 最佳前景：高区分性低整合度技术给合作带来的监测与披露障碍最小。关于战略能力，特别是远程弹道导弹的军备控制属于这一范围。技术高度可区分性使各国在缔结军控协议时在核查部分拥有更多选项，从而改善了合作前景。
H2: 最差前景：低区分性高整合度技术造成了严重的信息问题，导致“合作死亡地带”。在这一范围内，从无人机到网络武器与太空能力，几乎没有国家就上述技术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各国谈判代表在就此类技术进行谈判时，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监测风险与信息披露问题，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遏制反卫星武器军备竞赛上的失败就是例证。
H3：中性前景：低区分性低整合度技术造成了严重但能够克服的监测合作障碍。例如，核领域军事用途与和平用途的难区分性使监测更为困难，但核技术的相对狭窄应用领域使得国家面临的信息纰漏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这使各国能够在多边军控协议中接受高级别监测。
H4: 中性前景：高区分性高整合度技术造成了严重但可控的信息披露风险。许多常规军事力量都属于这一技术范围内，且涉及该范围内科技的军事协定并不要求高监控级别。例如，为了监测某国遵守军用飞机或海军舰艇军控协议，国家需要通过国家情报或在有关国家地理与物理边界准入范围内的监测情况进行判断。
结论
军民两用技术常常给限制军备竞赛带来额外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技术的两重用途性，解释了军备控制中合作困局的出现原因，指出技术两重用途性改变了通过检测确保国家遵守军控规范的所需信息多少，但不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军事与商业机密泄露。而随着技术两重用途性在可区分度与整合度两个维度的变化，国家间展开军控合作的前景也在变化。
本文的实质性贡献在于揭示了军民两用技术属性如何限制国家间建立合作机制的选择。同时，本文也注意到监测与信息披露问题同其他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国家的军备控制结果。例如，国家可能出于对国家间权力制衡的考量而改变其在军备控制上的态度，使技术两重用途性在合作问题上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
本研究也为未来几年管理新兴技术提供了可行的替代选择。当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入军备控制“死亡地带”时，如果各国能够更多的关注管理行为而非限制人工智能能力，国家达成合作的前景就更加光明。这一选择方案意味着国家需要更关注与技术有关的行动效果，而不是拥有或发展某项技术本身。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国家无法提前避免技术发展与应用带来的损害，但这种方案仍能够通过“退而求其次”避免军控落入死亡地带，从而引发更多不可控危机。因此，当技术双重性用途使传统军备控制协定中的检查无法进行时，相关政府在展开国际合作与构建国际机制时应当考虑这一选择。
词汇积累
Niche technology
利基技术
Ceteris paribus
若其余情况相同
Development pathway
发展路径
Physical properties
物理特性
Marginal cost
边际效应
译者：张学玉，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兴趣为国际合作与亚太区域研究。
校对 | 王京 张倍祯
审核 | 李源
排版 |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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