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陵 山 月 之
风雪脉东山
脉东七队由山上的脉东山生产组和山下的院子生产组组成，山上主要是土，山下主要是田，社员口里的脉东山是指山上部分。 在武陵山区当知青的日子过去已四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往事已在记忆中淡化，但不会如烟，时有重返看看的冲动：去看看龙嘴岩，去看看脉总山，去看看曾盼望多年的拟从院子前经过的铁路。 云雾中的龙嘴岩曾目睹过我们在脉东山上，迎风冒雪学大寨改田改土的身影；见证过农夫在结满冰凌的冬水田中犁田的身影；看见过在严霜中身着单衣行走在脉总山（脉东山是脉总山的一部）小道上的乡民；目睹过农家碗中用于果腹的胡豆叶。 脉总山星月曾伴随我们度过难忘的不眠之夜，脉东山上榨房榨锤的“咚咚”声像战鼓曾催促我们奋进。脉东山留给我们的终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是苦是甜就如人与他的身影不可分离，任人评说。2014年清明时节，我与我妻由涪陵前往曾挥洒过汗水的山乡。一介清平的读书人，一生没有进取，没有“衣锦还乡”资格，仅是为了了却心中难以忘却的眷念。脉东山人仍时兴土葬，在清明期间，山坡上地头旁的坟茔都已披青挂红，乡民们用祖辈流传的简朴方式来奠纪已逝去的亲人，塓灵里的亲人亦“不盼节不盼年 只盼清明坟上一串钱”。隔着山沟，大喉咙的山民就喊开了：“姜明扬，你家来客了……”不用费劲就找到了姜明扬。姜明扬是大队长的大儿，我们落户暂住他家时，他已十三、四岁，近五十年不见，已无法互认，我仅自我介绍是他父亲的朋友。姜明扬说父亲已去世多年，问及大队书记朱元富，也告知早已仙逝。再逐一打听，当年落户时的叔伯辈几乎已不在人世。姜明扬还住在院子里，漂亮的楼房是在他父亲的土家族木楼基础上改造成的新房，显得十分耀眼，这是年轻一代打工人的贡献。我们曾住过的土墙房还依旧，抚摸曾千百次过往的门方，心中打翻的五味瓶只有自己品尝。乡里习俗农闲一天只吃两顿饭，由于今天家里来客人就破例了，姜明扬老两口即在灶头忙起来，我们趁此到附近转转。在地头有两位耋髦龙钟劳作者，我还依稀留着他们年轻时的相貌，男者是生产队“五匠”之一的泥瓦匠邓明高。“瓦房”是生产队的一个小地名，由三座土墙青瓦房组成的小院而得名，当年马姓地主就住在这里。瓦房虽是今非昔比，但昔日的一座土墙屋还依在。我们的自留地就是院坝下的一小块坡地，而今已荒芜，高耸的电杆特别显眼。顿时我明白了，这位老者叫龚正良，是龚正明的哥哥，当年生产队社员都叫他“半条命”，而今却健在，实出意料。我问：“下面院子的生产队高队长和他那个剐鸡巴颤（土族语：令人十分厌恶之意）的儿子高长龙还住在那里吗？”高答：“老队长已死多年了，长龙在黔江城打工，城里有房子很少回来。” 我又问到民兵连长高长艾，龚正良不作回答，说：“你是什么人，怎么对生产队这么熟悉，莫是生产队的知青。”我回答：“哪里是啥子知青哟，我原来是这里的下放干部。”“是说不得，你对生产队这么熟悉。”龚正良接过话头说。“我们生产队曾来过三个知青，一个叫吴文忠，一个是眼镜，叫不出名字了（何钊祥）。还有一个叫何清福，是他保了我。”我问：“保了你啥子？”“那年他帮我说了几句话，我才少挨了斗。”“你还认得何清福吗？”“认不得了。” 我急忙扯了一下夫人的衣角，叫她不要开腔，过去的事过了就过了，不必自我暴露。回忆在脉东那段时日，虽说是接受再教育，但社员一直把我们当作是下放干部，在乡下待不了几天就要回城里的。以前生产队不时有区县干部来参加劳动“锻炼”，大致相似于旧时的“京官外放”吧，社员把我们看成是从城里机关下放来的干部，故将原本是他们的再教育对象搞颠倒了，当成是领导他们的“下放干部”，我们也就沾了老人家的光，受到难符的尊重。朱书记对我们几位知青很是关爱，时常他右客（妻子）和儿子给我们背菜、送辣椒玉米面来，从而也带动了生产队社员对我们生活的关照。五十年前我离乡返城时，朱书记对我说：清福呀清福，我们这里还没整党，不是我就介绍你入党了。对入党我一直认为自己距要求还差的很远，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也是批判“入党做官论”。69年文革基本平静后，想到的是能继续升学读书或参加工作，不想却在敲锣打鼓声中被“动员”下乡，理想前途成了泡影。家底工厂工人，没资本在农村走上一趟捞上一票，为今后什么建树、思想之类自吹炫耀。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被别人剁背脊骨就算给父母争光了。70年的冬天对脉东七队显得特别的冷，脉东山上一棵桐梓树下发生的一幕令人心寒。生产队的老保管向大爷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土改时期的老共产党员。70年腊月的年终分配时，账上有的一百多元钱却不知在何处。一百多元在现在看来，只是一笔不起眼的渣渣钱，而那时对一个劳动日才值8分钱的生产队来说，可是一个正劳力几年才有的收入啊。向大爷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脉东山上去公社赶场的路边的一棵桐梓树上吊自尽了。当生产队传遍向大爷在路边吃“挂面”的消息，我们只能感到痛心和惋惜。向大爷的大儿子在县组织部任职，二儿子是西泡公社小学校长，三儿是大队赤脚医生，要补上这一百多元实是不难的事，但他却选择了死亡谢罪。脉东山不只是给我们留下阴影，风雪夜在山上农家的那锅烫菜使我没齿难忘。每年的腊月，是农村最喜庆的时段，一年辛勤劳作的回报，全都挂在杀过年猪的喜悦脸上。生产队脉东山上一家成分为富裕中农、社员称呼他叫“抱鸡婆”的高吉枝农户，首喜开刀杀过年猪了，他请我们三个知青去他家吃“刨猪汤”。提起高吉枝心中总有一股难以压抑的伤感，夏天时他的么女因不满意家里给她说的婆家，在脉东山上跳山塘自杀了。这样的烈女只在书上有记载，也看见过历史留下的烈女牌坊，但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只能叹息吉枝不吉啊。 高吉枝的大儿子高长茂算得上是朋友了，生产队安排他在面房磨面做面条，我却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竟然像旧时代的账房先生，对面房钱账一肩挑，当然我不会因有“账房先生”一职而摆错接受再教育的位置。脉东七队面房是脉东大队唯一的面房，要收其他队社员拿来加工的麦子，再按麦子出粉量折合成干面条返还，每斤麦子收加工费2分钱。我的工作不多，故帮高长茂做些下手活路，其实活路也不重，磨粉是马儿拉磨，筛面粉做面条是高长茂的事，有时我帮他摇摇压面机，收收挂架上晾干的面，再帮他将切短后的面条用纸包成把把。那时农村走人户，相亲访友，送上两把面条已是很有脸面的了。公社年月社员的主食都以玉米红苕为主，猪自然也不肯长，一年半载下来也不过百把两百斤重。杀一条猪，头蹄内脏一除，仅剩下一副空壳，还得将其中的一半上交公社食品站，供应城里居民，剩下的那一半就是一家七老八少一年的大菜。乡里人淳朴好客，仅剩的这点肉还不忘老人家派来的“下放干部”，故我们得以见识山区杀过年猪喜庆的烫菜面目。所谓烫菜，就是将做饭时柴禾燃烧后留下的火食子（木炭）撮入一个锥形的小铸铁筒内，大小及形状极像旧时北方冬天男人头上戴的毡帽筒。在炉筒上边放上一口小铁锅，再把已熬好的汤料和菜肴放进锅里，在火炉上边边吃，相似于火锅，与火锅不同的是，锅里煮的全是已煮好了的菜肴，火炉只起保温的作用，不然寒冷的天气很快就会将菜冻凉。腊月的武陵山区盖上已是白雪皑皑，脉东山虽是丘陵，但武陵山区的高海拔也使它披上了白袍。我们住在脉东山下，杀过年猪的农户住在脉东山上，为吃“刨猪汤”，我们也得学林冲雪夜上脉东山了。主人在下午很早就生起了火向，屋角的火塘里，一个老大的树疙兜（树桩）烧得正火红，不时爆裂出火星，伴随迸发出淡蓝的火苗，屋里充满了暖意。主人家挨着火塘旁放上一张矮方桌，碗筷菜肴已在桌上铺排就绪，看来已等了我们好一阵了。“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们围着矮桌坐下，乡里人讲不来客气，也没有城里人那么多规矩，我们一坐定，很快主人就往土碗里倒上包谷酒，连声的“请 请 请”，仅此表达主人的盛情。喝上一口包谷酒，好香好香的包谷酒！要知道，每月有二两包谷酒那可是知青的特权，社员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啊！可知主人的酒来之不易！鐡锅里冒着浓浓的热气，不用说也会猜到锅里菜肴品种不是今天的火锅所能比，但数量很丰富：坨子肉、海带皮、洋芋包（洋芋块）和一种乌黑粘糯的块状物。烫菜的汤料也很简单：泡菜坛里捞出的泡海椒，类似于泡姜的泡小芭蕉嫩芽等剁成碎粒，再加点食盐即成。我们刚到生产队时见社员屋前栽种有似美人蕉作物，以为是花草，后来才知道农家是用它的嫩芽来泡咸菜做佐料。知青下乡时带有固体酱油之类的佐料，而对社员酱油豆瓣就是奢侈品了，还得跑几十里路到石会区或跨县到彭水县郁山镇才能买到，味精更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人间”没有。炉火正旺，飘出浅蓝色的火苗，锅里闪亮的油珠在沸腾的汤料上打着滚，热腾的雾气喷香扑鼻。虽说那时的政策给予知青特殊照顾，在下乡的第一年里每月有一斤猪肉供应，这时看着锅里滚动的坨子肉还是潮得慌，一连吃了几坨，就再也不好意思下箸了。锅里的菜都品尝遍了，唯有那黝黑黝黑的粘糯块块叫不出名字，问了主人家才知道那是红苕豆腐，就是用红苕的淀粉制作的像豆腐式的食品，柔嫩细腻粘糯爽口，特别适合与大油大肉相佐，是当地农户招待亲友佳客的看家菜。他们说，还能将红苕粉烙成薄饼再切块后炒回锅肉，其味之美，拿现在时尚的话讲“那就不摆了”。红苕在城里人眼中是不入流的东西，而用红苕粉豆腐炒回锅肉更是俗得没名。然而已过去几十年了，在城里生活的岁月里所吃过的佳肴美食何止万千，但武陵山风雪夜的那锅烫菜却难以忘怀，仿佛小铁锅还在眼前，锅里还翻动着闪亮的油珠，锅上正飘浮着一缕缕诱人的香气。我把它与时下风靡全国的火锅作了个数学式，连接左右的是一个永恒的“＞”号！离开姜明扬家时，我给姜明扬200元钱，他拒决并说，吃一顿饭收什么钱？确实山里人民风朴实，即使是路过不曾相识的人，遇上吃饭时刻，哪家都会给以热情的款待，若要执意给钱，就是对主人的轻视。我给姜明扬讲，这不是饭钱。你父亲是我朋友，朱书记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去世了，我不便去坟上看看他们，现正是清明期间，这200块钱你帮我买点纸烛去坟上烧给他们，以表达我的心意。五十多年前，大队长亲自到虎家垭将我们三个知青接到生产队。我回重庆时，他又不辞来回走二十多里山路，挑着行李送我到虎家垭车站，长途客车已开出很远了，大队长都还站在公路边远望，直到客车转入山弯。回城后曾有书信往来，以后便稀疏断绝，但在脉东山的日子还是时常在脑中涌现。脉东大队有不少农户一工一农，男人在县城工作，家境较为殷实，逢端阳、中秋这些节气，“一工一农”户可能要杀猪，大队长这时就叫上我背上背篼，随他到所属生产队转转看看，有缘可向他们买点肉回来，分给生产队社员让他们也能过上像样的节日。当然，我们也少不了有一两顿丰盛酒食，农户长了脸，干部也热络了与农家的感情。回报于人的能力不是人人都具备，但不忘滴水之恩是做人的道德。 注 全脉东大队分布区域叫脉总山，脉东7队所处地域叫脉东山。武陵山客，本名何清福，网名，松柏，1949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初中毕业生，共青团支部书记。文革中参加造反，属反到底派。后下乡当知青，1972年“顶替”退休的父亲到长江电工厂当工人。1973年推荐到重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厂技术科任职，后为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第三届感应热处理技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国家发明四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