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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国强:几经沉浮高考路

破冰.我们的1978

         几经沉浮高考路

                       文/雷国强

那是一个雾霾重重的年代。1966年,当时的中央连发两文:5月16日《五一六通知》,8月9日《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平静的校园生活被打破了,我浑浑噩噩地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三年后,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我本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文革波涛中沉浮,晕头转向不知路在何方,下到农村,更茫然无助。那些在城里被教育的豪情壮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可为的”、“战天斗地闹革命,扎根农村誓不回”、“好男儿志在四方”,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在华莹山一沟槽里下乡四年倍受煎熬的我,终于盼来了佳音。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恢复高考了!那是春夏之交时节,我正在挑粪浇灌玉米地,忽接到家里来信告诉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还将信将疑。中午下工,急忙赶到公社翻阅报纸,看到官方消息,真的要恢复高考了。
  

                                           
前几年,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根本没有我们知青的份。现在增加了“文化考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了。但仍需经过群众评议推荐及领导审查复查。文化考试,只考语文、数学、理化(史地)三科,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确认了消息,我欣喜若狂,在知青间奔走相告,相互鼓励,邀约同考。
听说报考推荐表在区上,第二天,我走了16里石板路,到区上找到区文教干事彭兴泽要推荐表。彭说,你要公社开介绍信,证明你的身份,同意你去报考。我下乡的生产队距公社6里,公社到区上10里。我只得又走10里石板路回公社,找到管文卫的副社长磨了半天,他才说:介绍信可以开,但生产队、大队要证明你的现实表现,要群众评议推荐,你以后要补上来。答应了他以后,我才又拿着介绍信到区上,拿回了推荐表。
推荐表实际上就是一份政审材料:家庭成份,父母政治面貌,有无历史问题,本人履历,现实表现,生产队群众评议推荐意见,大队推荐意见,公社推荐意见,报考高等院校的原因等等。
拿到推荐表,对“家庭成份”一栏,我心生担忧。那是个唯成份论的年代,我家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何谓小土地出租?就是家有小块土地,自己因各种原因或无力耕种或无法耕种,出租给别人收一点租子作补偿。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就如现在你的房子、商铺租给别人要收租金一样。但在那疯狂的年代,认为这就是剥削,就是不劳而获,就被划为剥削阶级一类。其子女便属剥削阶级子女,在升学、就业、评先评优等活动中低于工人、贫民、贫下中农这些根正苗红的子女几等。所以,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口,背着成分不好的包袱,心中总是忐忑,说话做事底气不足。
好在我家的成分只是小土地出租,“剥削”不大,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啥也没望了。我公社就有一个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的知青,初审就被剔除了。
担忧归担忧,推荐表上的项目要一一去落实的。所幸下乡4年多,表现不错,生产队大队畅通无阻,也没有召集什么群众来评议,小队长大队长签了“同意推荐”的意见,到公社也签字盖了章。见到这几个红彤彤的印章,心里的石头才落下地。第二天一早,我高高兴兴地又走了16里路,把表送到区上。
是年6月某日,我们公社取得考试资格的五名知青,一起背着凉席等简单行囊,从华莹山上的羊肠小道步行下山,经前锋得胜公社石板路,再沿代市镇到广安的公路走了80多里地,到了广安县一中的高考场。
两天考试,题不难,轻松地完了卷。记得语文有:据拼音写汉字,据汉字写拼音,写同义词、反义词,关联词造句等。作文要求写一篇记叙文。数学也不过是一些什么认识有理数无理数,正负数加减法,二元一次方程、几何图形的计算等。理化现在是全没有印象了。
考完后,回到农村等待。不久,母亲学校一同事的丈夫在地区文教局,传来消息说,我已被录取到重庆大学电机系。正高兴间,忽见各大报有辽宁考生张铁生交白卷否定文化考试的报道,接下来又见“重实践经验”,要录取“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粪的工农兵青年”的大幅标题频频见诸报端。心里感觉不妙。
果然,家里来信说,我的录取从重庆大学降到了南充师范学院。不几天又来信说,从南充师范学院正取生降为备取生,最后降到了广安师范学校。且有政策说,若不去报到,今后三年不准再考。
后来从某公社干部那里得知,招生联合组来公社查工分。文革中,“读书无用论”泛滥,许多人的书本都散失或毁掉了,我为了应考,到处寻找复习资料,考前复习耽误了出工,到6月份考前只挣了五百多分。公社熊书记把参考知青的工分单压在办公桌玻板下,联招组一望便知。
高考后的七八月份,我在焦急的等待中备受煎熬,结果等来了广安师范校的录取通知书。我欲哭无泪。
又听说,大队书记的儿子、公社副社长的侄子,都被大学录取了。在广一中高考场见过他们,我们在热烈地讨论试题答案时,他们在一旁羡慕地听着,一脸茫然。如今听说他们考上了大学,知青们都很气愤,然而又无可奈何。那一年,除了我极不情愿地到了广师校外,红旗大队还有一知青被录到了省商校。    
若干年后才知,毛老人家的侄儿毛远新当年主政辽宁,本就对邓小平复出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恢复高考不满,见到张铁生这一张交白卷的信,如获至宝,与江青一伙趁机发难大做文章,“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否定了那年的高考。    
中师两年,杂七杂八地学了些东西,现在除了语文课有些印象,其他都模糊了。临近毕业的1975年5月,地区办音体美培训班,我又报名参加了美术班。从小有些绘画基础的我,打定主意从事美术教育,于是迷上了绘画,如西画的速写、素描、色彩、写生,国画的白描、工笔、写意等等。我偏好于西画,却买不起油彩、画布、画笔等,只学了水彩水粉。    
半年培训很快过去,毕业时,已是1976年元月,被分配回了下乡所在地的桂兴区桂兴小学,正是周总理去世之前的几天。
从此,除了桂兴小学四至六年级(一二三年级由另一老师上)、初中三个年级、高中一个班的美术(初高中在我来之前没有安排美术课),区上公社的宣传栏刊头插画、打倒“四人帮”后的漫画长卷等都是我的工作。甚至还曾用一幅粗糙的鱼戏莲水墨画,在区食品站一管肉票的青年那里换来了宝贵的十多斤肉票。
桂兴小学,是一所戴帽初中高中的学校,是那特定年代的奇葩产物。华莹山上,山高人稀,为方便山区农民孩子就近入学,不得已而为之吧。当然,仅仅十多节美术课,工作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又有了小学自然常识课、初中数学课、高中生物课,凑齐一周32节,才算满工作量。我是单身汉,外地人,课余、星期天、寒暑假无处可去,就背上画板四处写生,准备把一生献给美术事业了。生活平淡无奇,很快,两年就过去了。    
孰料,当我混沌在华莹山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时,中华大地发生了惊天巨变。1976年10月,把持中央、横行嚣张一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1977年8月,复出后主抓教育的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恢复高考的通知。如拔云见日,久旱降霖,我心中顿时燃起希望之火。但上边通知说,高考时间在当年12月11、12号,准备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于是,在得到校长“同意报考”的批复后,我报考了西师美术系。而后,进行了紧张的复习。
资料有限,家里寄来了一些,小学也有一些,我管不了那么多,抓起手边的资料课本,没日没夜地看。白天,我照常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理班级。复习只能在晚上,经常半夜两三点才睡,凌晨5点过又起床捧着书了。30多天倏忽过去,12月10—12日,我赴广安县城参考,无悬念,文考轻松过。就剩下艺考、体检了。    
那时也不知怎么的,文考过了,没艺考,就进行体检。然而,出问题了。体检在广二中进行,县医院来医生。其他检查都顺利通过,血压却越量越高。从第一次的92/150,量了无数次,到下午98/160。医生够耐心好心的了,总说“你别紧张、别紧张,休息休息,喝点水再来量”,却总降不下来。血压有问题,无计可施,只得悻悻回到桂兴山上,继续做我的小学教师。    
后来找了原因:头天晚上借宿在一熟人家,主人好客,早上吃的红烧醪糟鲤鱼,可能跟血压高有关。此其一。后来又听说,当年录取还是要政审的,家庭成份可能也是问题之一吧。    
 春天到了,喜雨连连。1978年4月,报上刊登了教育部通知,下半年7月20-22日将举行高考,希望之火再次被点燃。于是,我重拾书本,又投入到白天教学、二更方眠、闻鸡起舞的复习之中。不过,这次教育部有规定,凡从事教育工作的考生只能报考师范专业。这对原本打算改弦易辙不再教书的我倒是意外,只得打消念头,第一志愿报考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这一次,放宽了报考资格,基本取消了政审。因此,这次报考的人数比上次更多了,考场扩张了,我们河东几个区的考生考场设在了代市镇代市中学,与我工作的桂兴区毗邻。    
考试那几天,我们宿在代市镇小旅馆,与粮贩子、猪贩子住一屋,竹箩筐、猪笼堵塞了进出的路,散发着浓烈的粮食猪臊味。夜晚,贩子们鼾声如雷,我们只得捂着耳朵恍兮惚兮地睡,脑子里涌现的尽是高考复习内容。    
虽然恍兮惚兮,考试倒还顺利。有几个晕场的,被人架着、还有一个被人抬出了考场,此乃小插曲。紧张,天真热呀! 

   
终于考上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欣喜若狂,多年的努力,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告别了山区小学,来到西师,成为了中文系78级2班的一名学生,开启了四年紧张而愉快的大学生活。   
我的高考,一波三折,命运之舟在时代浪潮的滚涌中几经沉浮,终于到达了希望的彼岸。
2018年12月于成都
 

 作者近照及简介
雷国强,1949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1978年由乡镇小学教师考入西师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7年。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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