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溉古镇—童年拾忆
文/杨宗祥
引
青山依旧秋风瑟，
大江东去渺无踪。
乡音人面俱杳逝，
残壁断垣余戚容。
溉水觅清水，
松子何处松？
历历皆往事，
徒使故人愁。
——《松溉访旧》
我对童年时期在松溉古镇乡间生活有着深刻的记忆。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是个很能挣钱养家的码头搬运大汉，但不幸因患眼疾突然失明看不清路，无法继续在码头工作，只好提前病休了。我家子女颇多，收入少而负担重，家庭生活立即就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母亲毅然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当上了工人，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尽管如此，我家的生活依然是十分贫寒,而年幼的我和妹妹也没有了大人看护。
我的姑姑没有生育子女，为帮助我家解困，就和我父母商量，想把幼小的我接过去当儿子养。姑姑的家在永川松溉(读jì)镇，姑父是跑船的“船老板”(我们四川把跑船的统称为“船老板”，姑父实际上就是个纤夫船工)，姑姑没有正式工作，在古镇码头边的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针线类小百货聊以度日。由此，我就和松溉古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几乎每年都要到那里去走一遭，住一段时日。
古镇沧桑
松溉是现在重庆直辖市的十大古镇之一，那时隶属于江津专区永川县何埂区。古镇位于永川最南部，东接江津朱杨镇和朱杨溪火车站，南临长江，与江津石蟆隔江相望，西靠原隶属江津的朱沱(现隶属永川)，北邻何埂。以境内有松子山、溉(jì下同)水，故镇取名松子溉，简称松溉。
松溉镇的上下游各有一条河沟，当地人称为上溪沟、下溪沟，下溪沟也就是溉水，由此形成了三面临水、一面靠山的天然屏障。松溉古镇沿江有一湾长长的沙石河滩，适宜吃水较浅的木船在此停靠避风，那时常常停泊着数十艘大大小小的木船，滩外即是长江主航道。
镇内一排排木质穿榫明清建筑鳞次栉比、靠水依山而建，颇有层次感。有明清时代的湖广会馆、四合院、雕楼、吊脚楼、古县衙、皇帝御批的罗家祠堂、夫子坟、陈公堰等一批历史文化遗迹。宽敞数米的青石板大街贯穿其间，据说总计有十里之长。
松溉历史上曾是永川唯一紧靠长江的水码头，有上千户人家，人口逾五万。水路繁忙、商号林立、市场繁荣，曾有“白日千人拱手，入夜万盏明灯”之说。在公路铁路尚未兴建的年代，是永川最繁华的水陆商贸重镇，为永川、荣昌、隆昌、泸州、铜梁、大足、内江一带商贾往来重庆贩运和做生意的物资集散枢纽。最盛时期，码头帆船云集，陆路骡马结队，江上往来船只川流不息，据传陆路运输的马帮每日竟多达近千匹。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赵国显设县治于此，曾做过永川的县衙驻地。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总会”所属“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曾将松溉划为“实验乡——纺织实验区”，开办“新生活运动纺织厂”和农场，“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宋美龄曾亲临松溉视察。
松溉镇历史上手工作坊产业发达，商户繁多。作坊有火柴厂、衡器厂、铁器厂、印刷厂、纺织厂、榨油坊、酿酒坊、酿造坊等；商业有绸布店、百货店、日杂店、茶馆、酒馆、栈房等；还有中小学校、医院、中药铺、粮库、邮政所、木船修造和运输社等，各类大小工商业店铺一应俱全。从正街码头(即中码头)和上溪沟码头至坳上至塘湾头一带，临街住户的屋檐宽达1-2米，不少住户卸下门墙隔板或窗户，用两根长凳一搭，就在街檐口下摆摊设点，做小贩生意以维持生计，商业气息十分浓厚。
建国后，成渝铁路贯通，那铁路自重庆沿江而上，至朱杨溪折入山区，经永川、荣昌直奔成都而去，松溉的大宗产品商贸水陆集散地的地位就逐渐被朱杨所取代，松溉往日的繁华景象随之逐渐衰落。好在此后一二十年，自朱杨镇上游至泸州之间，沿江地带尚未修建公路，江上的机动船只也不多见，主要从事木帆船运输的商贸船舶还是习惯在松溉停泊，是以那时的松溉还不至于完全凋零。
在松溉码头的正街口，1958年大跃进时曾修建过一个巨大的砖石门坊，取名“跃进门”，是当年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姑姑就住在“跃进门”后的街坎上。到文革时期，可能因为在长江发大水时此门易阻塞进出场镇的交通，就被拆毁了。
沿正街码头上去，那正街中段街边有些破败的原湖广会馆旧址，是那个时期的镇公所，主掌着全镇的行政事务大权。在镇公所后面靠东边沿长江和溉水的下游地带，则是占地甚广的永川二中校园，木制或砖木结构的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食堂、礼堂、足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显示出那年月对教育似乎蛮重视的。
在古镇制高点的正街与河街汇合处，有一座高高的古建筑叫魁星阁，可以俯瞰全镇风光景致。魁星阁下，就是建于明清时代的规模颇大的罗家祠堂。在罗家祠堂院墙的旁边，是镇民们的公共戏院。那戏院不仅有高大的舞台，还在中间露天院坝周边修建了可风雨无阻看戏的门厅和二层阁楼。我小时候在此观看过川戏和露天电影，虽然看不懂那些花脸小旦演唱的是什么内容，却可以在里面和一帮小伙伴们打闹游戏、嚼瓜子花生。
古镇上的原住民，居住在古镇坡顶坳上一带的多是有钱的商贾人家，开着气派的大商店，卖的是绫罗绸缎、洋布细纱和大宗百货日杂。男人们主管进出货物和账房事务，女人们多兼做店员或操持家务。居住在上溪沟至塘湾头一带的则多是各类工厂作坊的员工及家眷。而靠江边码头正街和河街居住的，则多与木船运输业相关，为在长江沿线水上淘饭吃的纤夫船工及其家眷。男人们外出拉纤撑船，偶尔顺带从重庆或泸州等城市买回些小百货，或在沿江的果品园林淘些甘蔗柑橘桂圆李子等水果回来，交给家里的女人们。于是，女人们就在临街屋檐下摆起小摊，边操持家务边做点小买卖，补贴生计。
在不赶场的闲(当地人读hán）天，松溉街上行人不多，除了偶尔满大街叫着“呀污哟”收粪便做肥的收粪人和喊着抬工号子搬运货物的码头挑夫，主要就是停靠码头的“船老板”、往来贩运货物的商贩、走人户(走亲串户)的客人和成群结队在课余时间出来闲逛的永二中学生。
平时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栈房、茶馆和酒馆，那是走南闯北的“船老板”和商贩们最喜欢云集的地方。
栈房，是外来商贩和走人户人等的临时住宿地，有单纯住人的清爽客栈，也有散发着粪便臭味带骡马拴养的骡马店。
茶馆，是当年镇民们各类信息的交流地、生意洽谈地和娱乐休闲地。或许是自明清以来袍哥聚会的习俗，镇上许多男性成年人都习惯一大早就到茶馆喝一阵早茶，交流交流信息或洽谈生意，然后才去从事自己的职业；到了晚上，大家又会聚集在茶馆的煤油灯(带玻璃罩的座灯、马灯或汽灯)下，继续喝茶抽烟聊天，偶尔还有评书、曲艺、川剧清唱等表演，听着休闲解闷。
酒馆，是镇民们放松身心的好去处。常在风雨里劳累劳作的镇民、“船老板”和贩夫们，每每会在收入充裕的时候，邀约三朋四友，每人来上个二三两镇上自烤的烧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豆腐干、茴香豆、胡豆或一盘烧腊或一碗汤锅，在一起划拳行令，大快朵颐地畅快一番。酒足饭饱后，才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醉意昏昏地摇晃着踉跄步履回家歇息。
镇上的青年男女和永二中的男女学生们，则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趁着晚霞的余晖，结伴来到江边码头，或在沙滩上漫步，或坐在正码头宽敞的石阶上欣赏江景落日，或干脆登上停靠在江边的小木船，在小船随波的荡漾里，吹牛聊天、谈情说爱。
一到赶场天，古镇立即就热闹非凡了。方圆几十里内十里八乡的贩夫走卒和山民农户，一大早就走路的走路、乘船的乘船，挑着箩筐、背起背篼，满载着自家养的牲畜禽蛋、山里采来的山货和自家种植的时鲜农产品，肩上搭着布袋钱搭，蜂拥云集到镇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把大大小小的街巷挤了个水泄不通。
络绎不绝前来的赶场人，多是川东农村乡民打扮。晴天，男人们一律头缠或黑或白或蓝的粗布头巾，身穿粗布长衫，腰系一根汗巾或草绳，别着一根长短不一的旱烟杆，脚蹬一双自编的草鞋；女人们则头戴一圈各色头帕，身穿一身阴丹蓝或花色的满襟衣裳，脚穿一双自己纳的布底鞋。雨天，各色男女则戴斗笠的戴斗笠、撑油伞的撑油伞、披蓑衣的披蓑衣，脚上或是草鞋，或是胶鞋，或干脆赤脚。偶尔着一身对襟服或中山装打扮、脚蹬一双皮鞋或球鞋的人路过，那一定不是乡镇干部、大富商贾就是永二中的学生娃。
那场，一般都是从早上天明一直赶到晌午时分。叫卖和挤道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此起彼伏。那交易，有的是以钱易物，有的则是以货易货。有交易顺利者，钱货两讫，仔仔细细地数罢银两，或兴冲冲地去给家人买点洋布盐巴日用品，给自己打壶烧酒，然后打道回府；或得意忘形地钻进酒馆，用一斛米(那时候乡民多无粮票)加几分或几毛钱，换来一碗米饭、一碗豆花或一盘小炒，加2两用土碗斟的小酒，打个牙祭奢侈一顿，让那酒馆老板赚了个乐呵呵的闭不上口。也有那节俭抠门的，就着一小碟咸菜一碗合汤，一斗碗米饭就下了肚。有交易不顺者，散场后，还得怏怏地挑起箩筐、背起背篼，继续沿街吆喝着降价贱卖，以图卖掉剩余的产品，省下返程的体力。
那时松溉没有通电，和白天的生机和活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夜晚总是一片漆黑。没有电灯，街面上更无路灯之说。人们晚上夜行，有月亮时借助月光，无月亮时就全靠一纸灯笼或一把手电甚至是一柄松油火把照明。除了茶馆酒肆有几盏马灯汽灯略露光亮外，家家户户就只有一盏死秋秋的豆油灯或墨水瓶、玻璃瓶做的煤油灯在忽闪忽闪，连小学生看书做作业都成问题，还最多到晚上9点就得熄灯，否则担忧付不起煤油钱。哪里还有什么“入夜万盏明灯”的夸张景象。
没有电，自然也就没有广播喇叭，镇公所或文革初期的镇革委如有告示通知，都是派人到各个街巷鸣锣，然后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大声呼喊宣示。小户人家甚至连闹钟都买不起，白天的计时主要是看太阳影子，夜里的计时则靠的是打更和鸡鸣。
赶场印象
由于铁路修建导致商道改变，松溉在不赶场的闲天顾客人流锐减，小贩们的生意日渐清淡。为了多挣几个小钱，小摊贩们就寻思着怎么才能多赶几次场。文革前，四川乡镇赶场的日子是有意错开的，有的逢五逢十赶场，有的逢一四七赶场，有的逢二五八赶场，有的逢三六九赶场，总之，只要舍得跑腿，就可以天天赶场。外出赶场的生意所得扣除交通费用，还是比起闲天在家的收益要多得多。于是乎，小摊贩们就经常邀约着，挑着一对皮箩货担四处赶场。我姑姑当时也加入过这样的行列，年纪尚幼小的我留在家没人看管，也只得跟着姑姑四处奔波赶场摆摊。
记得当年，在松溉周边赶场走得较远的是柏林、白沙和何埂。从松溉到柏林，需先乘船到朱杨溪，再转乘火车而去。之所以到那里去，是因为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柏林曾经建了一个土高炉的“炼钢厂”，炼不炼得出钢不知道，但那里工人多，生意旺，好赚钱。那时姑姑结识了柏林粮站一位姓张的孃孃，她有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儿子叫张明强，我们借住在他家，就成了穿叉叉裤的伙伴一起玩耍。有一次，大人们聚在炼钢厂旁的小酒馆喝酒，划拳喝酒甚是热闹，我们也依样学样地大呼小叫地划拳喝汤，弄得一酒馆的客人都注目围观鼓掌。
后来大炼钢铁炼不下去了，柏林炼钢厂被终结，柏林就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了，又改走过白沙、何埂。何埂当年是区府所在地，距离松溉约有近30里，是1米宽弯弯绕绕的石板路。姑姑一个女人家，挑起担子走那么大老远太吃力。何埂就一条街，虽为区政府所在地，但生意并不兴旺。白沙是江津工业重镇大场，生意兴旺，有舟楫之便，也有火车可以抵达，但毕竟路程太远，往返费时费事。所以后来何埂、白沙也不去了，改走松溉附近周边、长江沿岸有木船交通便利的朱沱、关溪子、朱杨、二溪等地。
朱沱位于松溉上游、长江北岸，我姑父原是那方人氏，有亲友在那里可以照应。但松溉距离那里，沿江陆路有15里，挑担步行费力，乘船要溯江而上，途经中坝与关溪子之间，那里河道狭窄、水湾滩险流急，时常有木船在此倾覆。记忆中有一次是长江水清的时候，看见江底有一倾覆的水泥船静卧在乱石中，令人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是以朱沱也不常去，年幼的我也没有留下几许记忆。
我们常去的主要是关溪子、朱杨和二溪。关溪子属于江津石蟆区(现石蟆镇)，与松溉中坝隔江相望，我们乘坐小木船先抛河过江，再由船工撑船或拉纤上溯而去，翻船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关溪子不大，在河边上去不远的一段坡地上，坡度较陡，石板路和穿榫房、捆绑房顺坡而建，只有一小段平街。在那里，我记忆最深的是看榨油坊的工人榨油，那工人身体很强壮，下身用一根腰带捆住乡民惯穿的那种肥大的“一二三收腰裤”，上半身赤裸着，满是油汗，露出浑身的肌肉疙瘩，喊着号子，把悬在屋梁上的一根大木桩扶住荡来荡去，然后大吼一声，猛然发力，用那木桩狠狠撞击木制榨油机上的楔子，随着“嘭”的一声巨响，将其撞进榨油机内，硬生生地把那菜籽、花生或芝麻的油榨挤出来，涓涓流入下方的油桶中。那场景，煞是壮观。
朱杨的场镇不在朱杨溪火车站，而在火车站上游与之隔溪相望的江边一座山坪上。如果从松溉沿江步行到朱杨溪，约有12里的路程。在朱杨场镇上游几百米的临江处，有一溜岩石顺山而下伸延至江边，岩石上凿有若干石窟，供奉着不知是土地公公、山神、河神还是观音菩萨的彩绘神龛，香火颇为旺盛。后来文革时，三线建设在此修建大型军工转运站，这些就给毁了。
朱杨溪火车站江边原有天然岩石构成的深水码头，那时从重庆到泸州、宜宾沿线的大轮船都在那里停靠。而朱杨场镇江边则有一片宽阔而坡度较平缓的沙滩，适宜较小的木船或江轮停泊，我们多是乘小木船到那里上岸的。文革中江津的两大对立派别，为了争夺停靠的船舶，曾在这里展开过一场血腥的枪战，有好多个“誓死捍卫”同一伟人的两派人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朱杨场镇地势平坦，宽敞的石板大街和木制建筑整齐有序，有不少商店铺面，生意十分兴隆。“财源茂盛通四海，生意兴隆达三江”的商铺对联，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识并记住的。
二溪的场镇在朱杨场镇的江对岸，木船抛河渡江，在一片不成形的零乱礁石中下船上岸，爬坡上去，在一抹依山而上的巨大倾斜岩石上，就是二溪场镇。远望二溪，乍看还是有点壮观的，白墙青瓦，波浪状的墙顶挑檐，层层叠嶂，似乎有点富庶的表象。但爬上去一看，除了两户大院，也就一条石板大街、一片简陋的房屋，沿山势拾级而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商业。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文革初期那32111钻井队。那钻井平台距离二溪也就三四十里远，当年气田发生的那一场铺天大火，据说几十里外的松溉都能看到火红的天空，由此造就了一个英雄群体的光辉形象。
童年小伙伴
到了文革，“革命造反派”觉得小贩们四出赶场有“投机倒把”之嫌，就把各个场镇赶场的时间给统一了。小摊贩们失去了四出赶场的机会，只好整日呆在松溉码头街边清贫度日。那时我算是半大小子了，因中小学都停了课，大人们和永二中的学生们忙于“革命造反”，我就跟着结识的一帮正街码头小伙伴们在街面上混迹。姑姑姑父在那一带人缘很好，我也显得比场镇上的同年小伙伴斯文聪慧，毕竟是大城市来的，识文断字比他们不知道高出好几段。因此，大人们喜欢我，小伙伴们也视我为城里人，多乐于与我交结。
最初较幼小的时候，小伙伴主要是码头边姑姑邻居家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他们常带我一起玩家家、抓子、踢毽子、跳绳、修房子、拍小画片、打太平天国一类稚气游戏，伴我度过了许多欢乐的童年时光。后来年龄稍长，主要混迹的就是正街上那群与我差不多大的青涩少年了。
那群青涩少年还是比较规矩友好的，不太会乱捣蛋。大家有时聚在一起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有时邀约到镇革委的院坝或永二中的球场上去踢皮球，有时在码头边观看大小伙子们赌划甘蔗技法并抢食划下的带着点沙土的碎片甘蔗，热天时则常约起到江边浅水处洗澡游泳。
那时候我还不会游泳，街上一个小哥们就借了个篮球的球胆给我，借着那球胆的浮力，可以在水面上划几米来回。一天，一个大个子的哥们把球胆一把抢过去玩儿，我欲上前抢回，殊不知那浅滩外是个深坎，一下子就落入水中，我情急中一阵胡乱挣扎，被另一个小伙伴看见了，游过来在背后推了我一掌，我才爬上浅滩，捡回了一条小命。
那时候，小伙伴们总以为城里人都会些武术，时常找我比试。我哪会什么武术，只是凭着反应比较敏捷，偶尔能掀翻他们一个两个，但接下来他们总会一拥而上，用蛮力把我掀翻并狠狠压住，然后大笑着欢呼自己的胜利。
文革初期，有时我会在老官庙(即旧时的永川县衙)脚下那个被红卫兵捣毁的土地菩萨庙前，观看永二中红卫兵张贴的大字报，了解一些文革中的奇闻异事。
有个绰号叫“叫花儿”的热心小伙伴，从永二中一个红卫兵大哥哥那里弄来一个什么“国际红卫兵”的红袖章给我带上，一天晚上拉我跟着他们跑到火柴厂，去批斗一个好像是厂里当书记的“走资派”。他们不停地呼口号，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大声念着批判稿，揭露和斥责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种种“罪恶行径”，还时不时地上台去殴打人家几下。
我不喜欢这种暴虐人的场景。过了两天，指着那土地庙前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对“叫花儿”说：你看人家周总理都说，现在搞“国际红卫兵”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还会引起国际外交纠纷。还是把那个什么“国际红卫兵”赶紧退了吧。这小子顿时吓懵了，连忙去退了红袖章，还煞有其事地写了个文句不通的“声明”贴在墙上，说人家好像是“老保(保皇派)”。结果把那个好心的永二中红卫兵大哥哥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好几天。
不干红卫兵后，住在姑姑家对门的小伙伴“财财”，就时常拉我跟他一起守他家卖甘蔗水果的小摊。街面上的小伙伴都告诉我，说“财财”的父亲不讲买卖规矩，卖水果会欺心耍称，是奸商，叫我不要同他耍。“财财”一家人对我很友好，有时没事时晚上帮他们家收收摊，常常奖励我一根甘蔗吃。所以小伙伴们说的话初时我并不相信，以为是大家在污蔑排挤人家。
后来有一天，“财财”高兴之余，拿起杆秤得意忘形地给我表演了一回耍称的技巧，还说，这耍称不能用在本镇熟人身上，只能在外乡人买东西不注意时耍耍；耍称也不能贪心，1斤甘蔗或果品最多只能耍个1两半两，否则人家会看出问题的。我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财财”竟真的得了他父亲的生意真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奸耍滑的窍门。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时常帮他看看摊，和他保持着友谊，就因为他的家人都对我很好。
古镇民俗
没有小伙伴邀约时，我有时会独自一人伫立在江边码头，数江上往来的江轮和帆船，听船工们在激流中划船吼出雄壮而优美的川江号子，看纤夫们爬行着身体艰难地拉纤。有时会一个人站在铁匠铺门外，看铁匠师傅们拉着呼呼响的风箱，吹起炉膛里红蓝色的火焰，用铁钳夹出烧得透红的生铁，在铁砧上用大锤小锤叮叮当当地轮番敲打出锄头、镰刀、菜刀、锅铲或铁钩等各型铁器。有时会闲逛到塘湾头，看印刷厂里那神奇的老式手工印刷机，滴滴答答地印出一张张满是油墨味道的印刷品；在衡器厂看工人师傅们如何在那细细的木杆上钻嵌秤星。
我有时候也会站在那镇革委对面的中药铺门前，看老中医诊脉，看药工们在柜台里抓配中药、包药。令我感兴趣的是，那药铺的名贵药材都存放在柜台后的柜子里，而草药却存放在干燥通风的二楼上，药工们先把处方装进一个用麻绳吊起的白铁皮药斗里，用滑轮拉到楼上的栏杆边，配齐草药后又从楼上吊下来，再用一杆很小的杆秤(戥子)加配名贵药材，分装包好后交给病人。偶尔在节日前，我会到镇革委的院坝里或永二中的校园里，去看漂亮的大姐姐们如何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车车灯一类的文艺表演节目。
松溉镇上的居民那时大多崇尚迷信，在一些重要的日子多会带上香烛到东湾庙去拜神上香。那时，东湾庙前人潮涌动，赶来上香的人络绎不绝。
东湾庙是道教寺庙，高高的庙宇雄踞在下溪沟(溉水)东湾沱边的山岩上，镇民们拜的什么神我已无印象，只记得是一大群高大的彩绘塑像，估计是太上老君或三清一类道教始祖们吧。神道们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凶神恶煞，有的庄严宝相，有的却嬉皮笑脸，小时候看着还是觉得挺吓人的，还会为此做一些恶梦在半夜惊起。后来文革爆发了，那些彩塑神像就被红卫兵们给“破四旧”捣毁了。再后来，好像是一场大火，把东湾庙给烧了个干干净净，空余一堆烧糊的断垣残壁和地基在默默诉说往日的故事。
镇上人家有事，常会请东湾庙的道士或一些江湖术士来家中作法。姑父的母亲我按乡下的规矩称呼她“婆”，记得有一天，年迈的“婆”病重了，姑姑请了一个大约是端公的江湖术士来作法。那术士三十来岁，浓眉大眼，长得倒有几分帅气。
只见他净水焚香，手持木鱼，一边敲打，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知请了什么神仙来。接着就吞火吐雾、舞剑画符，那木剑剁在黄色的草纸上，竟砍出一道道红色的血丝。又杀了一只公鸡，将鸡血涂抹在黄符上四处张贴，据说能辟邪驱魔、捉鬼降妖。最后，他将那纸钱烧成灰，边念咒语边化成符水给那病人喝下去，就算完功。
我毕竟来自大城市，受过几天正规学堂教育，对这种装神弄鬼的迷信不相信。而且我亲眼看见，那术士在化符水时，往里面倒了一小包白色的粉末，我猜那才是可以治病的药品。就私下对姑姑说：这是迷信。不料姑姑狠狠地打了一下我的头，说：信则灵，不信就不灵，不许乱说！
也许真的是因为我不信就不灵了吧。几天后的早上，我听见“婆”叫唤了一声：“我要喝开水！”姑姑连忙煮了一碗红糖荷包蛋，端去喊“婆”起来吃，然后就惊呼起来——“婆”过世了！
好在那时乡镇里人多会在老人生前就准备好了寿衣寿材，邻居们纷纷赶来帮忙，净身的净身，穿寿衣的穿寿衣，套寿鞋的套寿鞋，然后把老人遗体抬进寿材里，枕上枕头，头上缠一块黑色的头帕，脸上盖一张黄色的草纸，身上搭一袭白色的孝布，用麻绳把双脚系在一起。在寿材边用土碗点一盏灯草豆油长明灯，在供桌上燃起烛、焚上香、摆上祭品，一个灵堂就初具规模了。然后再去对门的木船社，借他们的手摇电话，给在外拉纤的姑父和乡下的亲戚们报丧。那时没有私人电话，电话只能通到当地街镇或单位，再托人带口信。尽管如此，姑父和亲戚们还是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来了。
家里死了人，年纪尚小的我被吓坏了，不敢在家里住宿，就和带我到松溉来的二哥一起，跑到下溪沟溉水上摆拉拉渡的“王瘪嘴”那里，在江边搭就的窝棚里对付了一晚，记得还做了一场恶梦。
第二天白天回到家里，只见堂屋供桌上燃烧着香烛，摆满了果品糖果。供桌后面正中的墙上，挂了一幅陈旧的神仙图，绘满了大大小小的神仙，每个神仙的头顶背后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光圈。两个身披道袍头戴道冠的道士坐在那里，各拿一副法器玩意儿，一边敲敲打打，一边唱念有词，说是在做法事超度亡魂。而姑父姑姑一身缟素，头戴用麻绳系着的白色孝帕，腰系一根麻绳，不时按照道士们的指示，跪下磕头。
我虽然有几分恐惧，但也按照大人们的吩咐，规规矩矩地跟着磕了几个头，然后就站在一旁观看。
在法事快结束时，那道士拿出一张纸，对着上面念起来，大概是念悼词吧。不知怎么的，念着念着突然就念不下去了。二哥正站在道士身边，举目一看，原来那道士把纸拿反了，他不识字，是凭着记忆在装模作样地念的。二哥忍住笑，帮他把纸顺过来，然后给他提示了一句，道士才结结巴巴地完成了法事。
法事一结束，亲友们就拥了进来行礼和瞻仰遗容。凡遇到辈分长者，姑父姑姑就得跪下磕头，然后请大家入席“吃（当地人念qi）碗稀饭”。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请前来悼念的亲友们“吃碗稀饭”？直到长大一点后才了解到，松溉一带的风俗，请客吃饭时都说是“吃碗稀饭”以表示谦恭。
到出殡那天，本来姑姑想叫我端灵牌，我以为那是迷信的东西不肯，只同意打那有点好玩儿的招魂幡，于是就由充孝子的姑父端灵牌了。那天一大早，送灵的队伍就来了。端灵牌的走最前面，我举着招魂幡紧跟其后，然后依次是至亲的亲人、吹喇叭打玩意儿的仪仗队、数名大汉抬起的棺木，最后是送葬的其他亲友。一路上吹吹打打、放鞭炮、撒纸钱，女人们哭哭啼啼抹眼泪。到达坟地，姑父姑姑再次向长辈们磕头致谢，随后一个道士念了一段安魂经之类，在亲人们的哭声中，棺木放入墓坑，掀土掩埋，培土成坟，立碑，焚香祭祀，拜别，一场丧事才算结束。
那些天，因为害怕，我一直住在坎下邻居德玉妹妹家，二哥则住在“王瘪嘴”的窝棚里。有一天，姑姑也出来住了，说是“头七”，老人的魂要回来，会翻箱倒柜的，她也害怕。第二天早上，跟着姑姑及大人们打开门锁，开门一看，灵牌、香烛和贡品都是好好的，再看洒满柴灰的地上，似乎有点零乱的印迹，人们说有鸡脚爪印和铁镣的拖印，是鸡脚神押着“婆”的魂来过，吓得我好多天都不敢往那屋子里去。
镇上小孩子有伤病，一般无大事是不会上医院的。有一次，我头上长了个脓疮——那时候，小孩子热天长脓疮似乎是常事，姑姑按照当地的土办法，用叶子烟烟杆里的烟油给我涂上、包起，就算治疗了。我在后阳沟里跌了一跤，头上开了个口，也是烧点草纸灰按上、包起。这土办法居然有效，只是我头上就此留下了一个疤痕。还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了，姑姑用一段棉线缠了一个鸡蛋，扎上一根缝衣针，在柴火灰里烤熟了叫我吃下，说是可以医病，结果无效。姑父回来，带我到塘湾头的酒馆，灌了我半两烧酒，竟然就好了。
松溉那一带的镇民乡民，请客吃饭都喜欢说“来吃碗稀饭咸菜”，其实每次上桌的都是大鱼大肉，最丰盛的还有松溉一带著名的“九大碗”席桌。
姑姑姑父在那一带辈分比较高，经常有人请我们去“吃稀饭咸菜”。记得在东湾庙后面山上居住的一位老者请我们去吃饭，居然很是尊重地叫我“小爷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被人请客去赴宴，叫做“走人户儿”，走人户儿得送礼。所送礼品，基本都是用黄色的厚草纸包一两斤白糖或水糖(红糖)，再附一小张红纸捆好，提着去。那糖包，有时是现买的，有时却是别人来“走人户儿”送的，自己重新包一下又提着去“走人户儿”。
记忆中印象较深的“走人户儿”有两次。一次是一户人家娶媳妇吃“九大碗”，那新郎新娘竟只有14岁，小小年纪，稚气未脱，居然就结婚了，可见那时农村执行婚姻法是极其不认真的。另一次是侯七爷家推豆花，侯七爷是一个魁梧大汉，形象酷似行走江湖的大侠，他家那豆花油碟里加了薄荷，既香又好吃。说是推豆花，实际上鸡鸭鱼肉都不少。
那时乡下“走人户儿”，可以饱餐一顿。不仅可以吃饱饭，你还得小心。因为那时的人们觉得能让你吃饱，就是对你最大的尊敬，所以常常趁你不注意给你扣上满满一大碗饭，你不吃完不行。所以，走过几次人户后，小小年纪的我也有了经验：坐席时选择面对饭甄子的座位，随时注意添饭人的动向，吃饱后及时退席。否则，那添饭人一碗饭扣过来，不把你肚皮撑胀才怪。
川江船工
姑姑这人办事有时有点恍惚，常忘事。
有一次她带我回重庆，同行的有两个她熟识的妇女和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哥哥。也许是为了节省几个船钱，就沿长江边步行前往朱杨溪火车站。一路上，姑姑只顾和熟人说话，我们几个小家伙边打闹边跟在后面。到达火车站，几个大人自顾自上了火车，小哥哥们跑得快，在火车快启动时爬了上去，等我跑到站台时，火车已经启动，还是站台上的服务员把我抱上去的。
到达重庆出站台时，我跟小哥哥们走在一起，看见姑姑在前面，却不料她出了站台又自顾自地走了。那家人找不到姑姑，只好把我带回家去，第二天才根据我的记忆寻着地址把我送回家。对此，我母亲心痛，责骂了姑姑。
殊不知紧接着第二次，姑姑带我妹妹回重庆时，又把妹妹给丢在了火车站。为此，母亲终于再也按捺不下怒气，说：像你这样，娃儿迟早要被你丢掉。这次母亲动了大怒，姑姑原定的把我的户口迁往松溉、正式给我改姓过继的事情就告吹了。姑姑因为理亏，不敢做声，父亲也只得无语。就这样，从此我留在了重庆上学读书。只是父亲心疼他的妹妹，让我在放假的时候，常去松溉看望姑姑。
读书后去松溉，有时是由哥哥姐姐带着乘火车去，有时正好姑父的木船送货到重庆，就搭船去松溉。于是，我有幸几次跟着姑父乘坐木船往来于重庆与松溉之间，对川江纤夫们的拉船生涯有了几分印象。
那时候，纤夫船工们很辛苦，木船上水行船时，多靠张帆鼓风和撑篙拉纤。川江上行有风的时日并不多，一旦起风，那掌舵的驾(当地读一声)长就会兴奋地发出“哦啰啰”的叫声，说是在“逗风”。然后指挥船工们竖起桅杆，扬起风帆，享受片刻自然力作用的惬意。
无风时，若遇水势平缓，船工们就撑篙前行；若遇水急滩险，纤夫们就得拉纤前行。那纤绳是用竹篾条编的，纤夫们拉纤，使用的工具被称为“行头”，是用一条布袋捆上麻绳，绳头捆有一个圆形的塑料或石料的大扣子，往纤绳上一缠搭，就扣紧了纤绳，布带扣在肩上不勒肉，后手拉住麻绳好搭力。拉纤的船工们时不时艰难地在鹅卵石滩、沙滩上、烂泥里或悬崖边上爬行。我曾试过下船跟着拉纤的他们走过沙滩和鹅卵石地带，走沙滩脚很软，走鹅卵石滩又很碦脚，没走多久就坚持不住了。
船工纤夫们在烈日下曝晒出一身大汗，在风雨中行船一身泥水，舍不得多穿衣裳，大冬天也只是一身粗布单衣长袍蔽体，下身多是裤子内裤都不穿，因为一旦遇到木船搁浅，就得下水用身体把船体背离浅滩礁石。夏天稍微好点，纤夫们基本都只穿一条花色短裤，或只用一条毛巾或一条抹布遮住羞处，有的甚至干脆赤身裸体，即使路过人多嘴杂的场镇码头，也不会脸红。
下水行船，船工相对轻松一点，只需顺流划桨(当地人称“推桡”)而下。但在洪水季节，流急浪大，江上不时鼓起巨大的水泡、形成巨大的旋涡以及河道主航道急转弯处的礁石，险象环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弄不好甚至会船毁人亡。
姑父他们的船不大，船工多在十人以下，一般很少喊川江号子。只有在推桡或拉滩时偶尔喊几句，号子很简单，多是“哦！哦！哦！”“嗨！嗨！嗨！”的叫喊声，缺少优美的音韵。只有那大木船，船工在二三十人以上，有专门的号子领唱人，才会经常在推桡拉纤时，唱出优美豪壮颇具音韵震撼力的川江号子来。
船工们生活多节俭，平日行船基本都是自己做饭吃。拉纤的船工把米和红苕放在陶罐里洗净淘好放进锅里，做饭的责任自然是由不用下船拉纤的驾长来承担。驾长一边掌舵一边撑船，抽空为大家烧火蒸饭。船工们吃得很简单，多是每人一陶罐红苕饭，滴一点油炒个萝卜青菜，再加一小碟咸菜下饭。只有一点可以算是奢侈，那就是萝卜红苕通常是会削皮的，因为那削下来的皮在农村是用来喂猪的，他们为了做人的尊严不吃猪食。
纤夫船工是重体力劳动，那时的粮食定量很高，工资每月几十块算是不错。但他们往往会节省点钱粮，带回家补贴妻子儿女。加上平日生活节俭营养不良，多是精瘦之人。只有船到码头货到岸，他们才会上岸奢侈一下，或到亲友家吃顿像样的饭食，或到茶馆品一杯茶，到小酒馆喝一杯小酒，算是改善一下生活。那时我们居住在江边的顽童，就经常爱用川江号子的调调，唱着童谣讥笑他们：“船老板，你吃的啥子哟？咸菜烧芋头！”“船老板，你饿不饿哟？饿，饿，饿，还饿！”……
不过，也有的纤夫船工“船老板”风流成性，耐不住一趟行船上下水往来数日的寂寞，会在沿江码头停船处勾搭一两个情妇。一旦在那码头停船，就匆匆上岸去会情妇，解性的饥渴，直到半夜才回到船上。那时节乡镇的情妇多要价不高，只要送点小礼品、给点零用钱，就会爱上豪放粗犷的“船老板”，还无怨无悔。我认识一个和姑父比较要好的“船老板”，长得白净斯文，穿着体面，有点文化，显得几分风流倜傥，是一条大木船上领唱川江号子的船工，他在沿江各码头有不少情妇，有一个居然是咱重庆闹市区的女子。
败落的古镇
文革后期中学复课了，我回到重庆上学，不久就响应号召到云南支边去了。这一去就是十二年，八年农工、四年大学，回来即被分配到北碚嘉陵江边大山脚下的一个像乡村小学般的技校。
刚回来时，忙着跳槽寻找好一点的工作单位，而后又忙着找老婆结婚生子。直到1984年，我调到一轻局干校教书，后被推荐为市里职工中专某教研会的副理事长，直到1986年才借市教委召开职工中专教研会的机会，回了一次永川。因母亲想借机去看望我在永川的幺爷(父亲的弟弟)和姑姑，我才陪同她再次来到了松溉。
由于文革后期永川到松溉的公路已修通，其终点不在正街码头，而在上溪沟的上码头处，此时的松溉正街已然十分的凋零衰败。整个正街，就只剩下零星的几个摊贩和一个简陋的小饭馆，纺织厂、铁匠铺、中药房、大大小小的商铺都已消失，连那有几百年历史的湖广会馆镇公所的房子也已然坍塌。
我只得与母亲陪姑姑在那小饭馆吃了一顿晚饭，在那衰败得不成样子的客栈小住了一晚，给姑姑留下几十元钱，第二天一早就和母亲乘船到朱杨溪坐火车回重庆了。
再后来，姑姑和邻居们在码头边的房屋被一场大火烧尽，孤寡伶仃的姑姑就住进了老官庙的所谓福利社，不久姑姑就去世了。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姑姑家失火和姑姑去世，我们家几兄妹虽然都去了，但都只能由哥哥开车当日快去快回，因为姑姑非直系亲属，那时在单位是请不到假的。
两年前，武汉著名知青作家刘晓航先生来渝，朋友开车约我陪晓航兄拜访江津陈独秀故居，顺道看看松溉古镇。尽管那时松溉已然列入重庆十大历史古镇，永川也把松溉列为重点旅游开发重地，在公路入镇口，修建了气派的门坊，在上游中坝处修建了大型的发电厂，长江上也修建了雄伟的跨江大桥，但那松溉的古街几乎已彻底败落了。
除了公路边上溪沟码头至塘湾头修建了几栋楼房，还保留了一点日用商业，那正街码头曾经宽敞延伸至江边的石阶，已不复存在，被涨潮带起的黄沙完全覆盖了。正街河街坳上曾经繁荣的商铺已完全消失，古镇上的居民也因房屋年久失修坍塌，几乎全都搬走了。当年的小伙伴几乎一个也找不到了，只剩下几个许是无钱搬迁的老太婆，闲坐在街边纳鞋底聊天。
那所谓古镇的著名景点，除老官庙恢复为永川县衙得到了修复外，其他都还是破败不堪、一片凋零，就像是一个万户萧疏的死寂鬼城，令人禁不住伤感万分，感慨不已。
松溉，你的历史足迹在哪里？你的文化古韵今何在？你的繁华何时重现？
作者近照及简介：
杨宗祥，重庆人，1971年4月22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十营执勤连支边。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大。西南大学副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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