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航:消失的记忆,八旬翁眼中的老重庆（22）

上篇 抗战前后

       25、文峰塔下的岁月

1942年秋，我从寸滩对岸大江寺的重庆第二小学毕业，投考位于南山的广益中学未被录取，只得了个备取第五名，亲戚丁牧师介绍我到广益中学附小重读高小四册。刚满十岁的我，也乐意重读，以便打好底子。广益学校位于文峰塔下，隐蔽在高山丛林之中，也正好躲空袭，家长也赞成我重读。

我在广益附小读了一年，有两件事使我难忘：一件是文峰塔下有个漂亮的女青年自杀身亡，为此，我们曾去围观，后来有人借此事编了一部小说叫《白莎哀史》，一时成了畅销书。写的是一个流亡女学生受富人的凌辱而轻生。这事使我感到世态炎凉，谋生不易，社会黑暗，深深地同情了这位善良的，命运悲惨的女青年一阵子。另一件事是学校童子军教官喻老师。他有个外号叫喻点点，因为他的口头禅常挂个一点点。一次上童子军课时，突然一队宪兵警察跑进操场，如临大敌，学生惊讶，队列混乱。原来是蒋介石要上文峰塔登山眺望。

1943年，我入广益初中一班甲组，级任老师是杨芳龄校长的长公子杨伯庸。班上有几个同学是混血儿，一个是我邻居巴雅林，金发碧眼，对人友善而且是个足球运动员，他爸爸巴巴达是希腊人，妈妈是中国人。一个是谭傲霜，他爸爸是著名外科医生谭守仁博士，妈妈是德国人。还有一个瞿美梅，她的妈妈是日本人。

同学沈联森、苏其宽与我最要好，我们效法《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跑去后山德国阿医生的公馆花园中，磕头结拜。我们还在花园里弄了些枣来吃，正玩得高兴，谁知主人放狗来咬我们，十分扫兴。大家一起用石头把狗赶跑，不料却惹了个大祸。阿医生直接去找校长，说学生偷了他的狗，杨校长回敬说：“我的学生从不干这种丢人的事。你回柏林去看看，你们的博物馆，那里有很多中国珍宝，是怎么弄去的呢？”阿医生自知理亏，悻悻而退。据说阿医生就是早年为刘伯承元帅治眼，不打麻药就开刀的那位名医。

我们三人结拜后，自称“三剑客”，立志要铲除世间不平。后山有个卖小吃的小贩，外号“夹舌子”，他妻子称“夹夫人”，常受附小学生的欺侮，吃他的“跑账”，我们为他打抱不平，凡白吃的人，就要挨我们的拳头。

我们班以“集思广益”为宗旨，取班名“思益级”。班上同学年龄小的居多，成绩又好，也很团结，遇上高班的同学欺负我们班的同学时，大家就一窝蜂上前围攻，抓的抓，咬的咬，弄得大同学哭笑不得，于是，我们班便成了全校有名的“惹不起班”。

我们最喜欢的学科是英语、地理、历史和动植物，这和任课的老师大有关系。英语老师艾法琳，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为了抗战举家返回祖国，她是在美国生长大的，汉语程度很差。每次上课，都让坐在最前排的我帮她点名，因为她认不到多少汉字。她教我们唱美国民歌，与我们一起做游戏，下课与我们一起玩，我们把她当成大姐姐一样爱她。她也在这个语言环境中认真学汉语。

教导主任吴子龄老师教我们地理，他学问渊博、知识丰富，可以随手在黑板上画任何一个省、一个国家的地图。一次，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从重庆出发到广州走水路，哪条路最近便？大家都答从长江到上海，而后沿海到广州。只有我回答，从重庆到岳阳，过洞庭湖到湘江，从湘江经史禄运河到桂林，再经南宁从西江到广州。他当场就表扬我聪明，是第一个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生。

教历史的贾老师，西南联大毕业，闻一多先生的高足。他有一肚子的“龙门阵”，把历史用故事串联起来，让每个学生都成了“故事大王”。

动植物老师是级任老师杨伯庸，华西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全班最喜欢的“杨大哥”。这几门功课全班成绩平均都在80分以上。这样的成绩一直保持到初三毕业。

记得日寇大举侵犯到贵州独山，危及山城重庆的安全，学校响应十万青年从军的动员，有五位同学参加海军赴英国学习，学校召开盛大的欢送会，我们班的何东海同学在参军之列。后来，他乘“重庆”号巡洋舰返回祖国，解放战争中光荣起义，成了人民海军的一员。

广益中学十分重视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学校曾夺取过中国西部联赛的冠军，打遍重庆无敌手。球王李惠堂先生曾任校队义务教练，体育老师钟尧曾是西南队前锋，鄂伯尔（蒙族人）解放后任过国家队球门。校队中有我们班的张仲明同学。学校常举办周末球赛，邀请英国公谊会救护队和英舰“嘉禾”号，法舰“伯年”号的水兵队踢足球，他们经常被我们打败。当时，学校还有垒球运动。我们班的垒球是初中部的“霸王”，也有同学参加校队，常与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青年队进行友谊比赛，也是胜多负少。

上初二时，我干了一件蠢事。在读了《鲁宾逊漂流记》和《苦儿流浪记》以后，我便邀约了董保利、刘自烈、王时铨，我们四个人要去当“苦儿”，流浪天涯。我们准备了食品、大米、挂面及炊事用品，还偷了学校童子军帐篷，从凉风垭出发，走上了苦儿流浪的道路。一路上，我们检柴做饭，偷农民的瓜果蔬菜，走了五天，才走到南川铁板滩。这时，带的食品吃完了，钱也用光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苦儿”了。

学校丢了学生，十分着急，杨校长派人四处寻找，终于把我们四个“苦儿”找到了，带回学校。杨校长见四个“苦儿”饿得打偏偏，笑不是气也不是。我们心想，这下闯了大祸了，非挨一顿饱打不可。这时，杨师母谢信芳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让我们洗了澡，又吃了鸡蛋下挂面。然后，她又替我们向杨校长说情：“算了，向校长认个错，说下次不敢了！”杨校长气不过：“还有下一回，这一回你们家长就找我要人！”接着，他又教育我们，苦儿是不好当的，没有本领，寸步难行；有了本事，才能生存。同时还夸奖我们有闯荡江湖的勇气，但现在要把勇气用到正道上。一阵语重心长的教诲，使我们终身难忘。这事传遍全校，成了一个笑谈。大同学见到我们，指指点点，这个就是“苦儿”呵！

抗战胜利那年，英国殖民地大臣克里普斯勋爵来华访问，他是英国援华会主席，到了重庆，偕同夫人一起参观我们学校。在进校门的甬道上，我唱着英国民歌《他是一个好家伙》，簇拥着他进入欢迎会场，我有幸成为献花学生。

抗战胜利了，我正好读初中毕业班。由于国共和谈破裂，时局动荡，也无法安心读书了，经常逃课去黄桷垭街上骑马。我爷爷养过马，我很小就学会了骑马，不管什么劣马，只要我跨上马背就可骑起飞跑，因此，我在学校有了个“小马王”的称号。由于精力没有用在学习上，几何、物理都不及格，成绩下滑。

这时，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美国大兵皮尔逊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引起全国学生的反美斗争，我也参加了重庆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我们在学校出“专刊”报道此事，并印发了快邮代电。在反美大游行时，学校不准干涉政治活动，不准过江游行。我们班便自发带队从下山小径绕过文峰塔，从向家坡下山过河参加游行。班上一个姓李的女同学，是黄桷垭街上的人，因参加游行受了风寒，不几天生病去世了，我们还组织了追悼会。几件事加在一起，我被记了两个大过，留校查看，我更无心学习了。期终发成绩单，学校的结论是：“品学皆劣，下期勿容返校。”就这样，我便离开了广益中学。次年，我与沈联森、苏其宽三人一起，跳班转入邹容中学（现育才中学的前身），读高中一年级下期。

在文峰塔下的四年岁月，我度过了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母校有许多可取之处，让我终身难忘。我虽被“默退”离校，但没有抱怨，没有嫉恨，我仍然热爱广益，热爱我的师长，热爱慈祥的杨校长。

广益中学虽是个教会学校，基督教公谊会并没多大支助，学校开支全靠收学生学费，那时，广益是全市学费最高的贵族学校。杨校长也不敛财，他在市内有地产房产收入，自身又在重庆大学当教授，故学费是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学校不强制学生信教，宗教活动自由参加。学校没有“三青团”组织，没有“军训”和军事教官。教会就是块“挡箭牌”，不准政治进入学校，这是全市学校仅有的一块“净土”。初中及附小有童子军，因为童子军是英国人贝登堡发起的，学校的童子军有英式苏格兰鼓笛乐队，全套英式童子军服饰，头戴呢子平边帽，脚穿英式军靴，训练有素，每当全市童子军检阅时，是最引人注目的队伍。

学校仿英国模式办学，但不全盘西化，聘请当时全市第一流教师教学，如赖以庄、黄碧野、何建勋、杨以季、杨济川都是大学教授或作家。学校提倡学术自由，《新华日报》进校不受阻，每周的辩论会，什么观点都可摆上桌面畅谈，只是学生不能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活动罢了。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汝航，重庆人，生于1931年。50年代中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市第九中学）、重庆第三十七中学任教。晚年投入成人高校教学，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