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刊大的文凭不作数
刊大在10月、11月分两次给我寄来了第一学年的教材。我记得，邮递员弯着腰，背着沉重的绿色邮包，在我家门前喊了我的名字后，她把邮包放在地上，弯腰递给我沉沉的大纸包。我撕开包装，第一本书的封面印着《现代汉语》我激动极了，顾不上邮递员叫我签字，迫不及待翻开了书页，第一感觉就是：我读大学了，我是大学生了。刊大给我们第一届学员开的课有，文学概论、写作、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实用文体大全、中国通史、中共党史，语言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十多门课。这个专业每学年学费3元，书籍资料费12元。学校四年共发教材50余本。还有校报校刊及相关证件。《刊授大学》在每期的山西青年杂志上登载教学进度计划和学习提纲。上班不太忙时，师傅叫我躲到车间的角落去学习。我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辅导资料做作业。期末考试时，按照学校规定，我要求工会派人监督我做考卷，工会给我盖上公章寄回学校。第一学年，我的考试成绩很好，都是90多分。学校委托山西大学把我们的卷子按地区分给中文系的学生们批改。学生们把卷子带回宿舍，对每个刊大学员的卷子反复的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才给分。由于刊大学员卷子书写工整，内容完整，感动了在校的学生，激励了他们更加珍惜在校的学习机会。 现在想来，自1966年文革已来，全国有1.6亿青少年失学，文革后，他们都希望弥补文革失去的学习机会，而当时国家的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在自学的人群中，很多人想通过大学深造，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更好为四化建设服务，可是这种机会微乎其微。
刊大这种带有函授性质的学习，国家承认学历吗？单位劳工科告诉我，单位承认学历，但不能享受大学毕业生的待遇。我一生的拼搏，就是为了生存，获得国家认可的文凭，享受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就能更好的生存。有人劝我把这汉语言文学学好，将来去当作家写作，所学日语可为写作服务。我不想当作家，我知道那是很危险的事，我知道不少作家坐牢杀头的故事。可是，我怎么才能读上一个国家承认文凭的学校呢？受年龄的限制，我只有一条路，去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简称中央电大），这个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运用广播、电视、文字教材，音像、计算机课件和网络（后来增加的）等多种媒体，面向全国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学校。中央电大于1978年2月开始筹建，1979年2月6日正式开学。我区工会开办有电大数学，英语，物理单科学习班。可是，单科结业不能享受大学生待遇。1980年区工会开办“电子专业”，我厂一名高中学历的青工有幸考取了，2年后，因考试不及格被淘汰。职工联校的老师告诉我，“电子专业”班毕业后，空出的教室（主要是彩电，要有指标才能购买）还会继续开班，开什么专业，要等中央电大通知。我们机电厂有四十多人在职工夜校读各类不同的班，都很努力，由于基础知识差，有志报考电大的职工没有几个。当时的政策，报考这类学校必须单位同意，由单位缴纳学费。我单位领导，对于国家正规大学来的通知、办学都积极响应，对于“电大”不怎么信任。而且当时的企业，正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节的痛苦过程中，企业领导带领职工闯市场，绞尽脑汁地寻求业务，保证职工的饭碗，对于培养企业后备人才还顾不上考虑。我所在车间定岗定员，我们木模组只需2人，为我有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唐师傅主动去了外加工车间，把木模组的两个名额留给了师傅和我。上班时间，我师傅总是默默地做着我倆份内的工作。好在，做好一件模型，要管相当长的时间，平时只是维护而已。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车间角落的大机件背后，看书，做作业。雷师傅在包装产品的废纸屑中为我寻找稍微宽一点的纸条，装订成册，给我做作业本。星期天，我到上新街的小公园，在供游人休息的石头桌凳上，认真地学习，中午，我就在小食店吃碗小面。1982年的下半年，中央电大正式发出通知，1983年面向全国开办全脱产三年制经济类8个专业。南岸区工会结合本区中小企业的特点，开办《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专业。我读的高中数学班在海棠溪小学，每次上课我都很早到校，帮助管理夜校的高老师，收拾桌凳，擦黑板。在摆谈中，知道了高老师是上浩小学退休的总辅导老师，而我是上浩小学毕业的学生，她还认识我五年级的班主任。更为蹊跷的是，她还是我厂新任书记刘永亮的嫂嫂。我告诉她，我所在单位正在转型，效益不好，呈半瘫痪状态，领导不一定同意我去报考。高老师安慰我，叫我不要背包袱，认真学习，到报名时若有困难，她去找刘书记。看她那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有些半信半疑。报刊上对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计划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存在很多弊端，要改，有人提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立马就有人在前面冠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还为保险，叫社会主义市场竞赛。重庆的机电行业前几年盲目发展，下游生产和社会需求趋于饱和。我们厂按照“八字方针”，被市公交部划进重庆针纺公司，用三年时间从机电行业过度到针纺行业，实行企业战略大转型。厂里原有车间生产功能、厂房结构都要发生变化，厂里考虑成立基建队，我作为原队的熟练工人，肯定会被抽去改建车间的结构。这种状态下，厂里会同意我去报考电大吗？基建科撤销时，雷师傅回到了翻砂车间，从事累，脏，有毒的浇铸工作，属于我们木模工艺的下游工序，我们联系很紧密。我在重庆大学学习完回厂上班时，他以为我要去技术科，要去坐办公室。他又像前年听说我要去财务科上班一样，愤愤地说：“这个厂坐办公室的人会做什么？都是在混日子，你跟他们一样去混，不如在车间实实在在做点事。”他把厂长书记，及厂部坐办公室的人的履历细数了一遍，他说：“但凡在管理岗位的人，先前所从事的职业技能在同批的师兄弟中，基本是最差的，最大的本事，是吹、拍，往上爬。技能优秀的员工都在车间做产品，在岗位上累死累活地干，只有'不学无术才当干部’厂里职工都这样说”。他跟朱希圣一个腔调。他又说：“你不要去技术科，二天我们大家选你当车间主任，把外加工车间搞好了，当厂长。”我觉得当车间主任不难，搞建筑时，我也搞过施工管理，只要你为大家利益作想，带领大家多挣钱，大家自然服你管。当车间主任一样，怎么想法给工人们多挣点钱，大家自然会拥护你，跟你好好干。我进厂时间不长，产品设备，工艺都不熟，当什么厂长？我的目标很明确，读个文凭，拿到大学生毕业待遇，弥补工龄短少的欠缺，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我把朱老师说的话告诉了几位师傅，他们也觉得朱老师说得对，这一辈子还长，多在基层磨炼几年，把基础打牢点更好。对我想读个国家承认的文凭，当然支持。雷师傅又说：“有了文凭这个垫脚石，还可换个好单位。这个单位都是建筑二哥转业，半桶水的多，没得发展前途。”几个师傅说，只要我想读书，一定为我创造条件。他们发誓要帮我争取到考“电大”的报名资格，去读企业管理，将来回厂担任管理干部，他们脸上也有光。至于能否考上，看我自己了。南岸区工会决定为区属企业开办一个“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电大教学班，暂名“电大经济班”，计划招收50人。1982年11月，为帮助有志参加明年四月考电大经济班学习的学员，区职工联校聘请了高水平的高中各科老师，开办“高考补习班”。夜校高老师专门找到我，鼓励我去参加这个高考补习班学习，争取考入联校办的电大经济班，脱产学习三年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成为一名合格的企业管理者。我何尝不想去参加考试，我为争取国家文凭的专业学习已经准备了快3年，这三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高中的各门功课。在厂里举办的“初中双补学习”结业考试中，我获得全厂第三名，车间第一名，厂工会还口头表扬了我。还记得，朱书记没调走时，他一直要我到财务科去上班，去学习财务成本管理。有一天下班，他叫我不坐公交车，陪他走到海棠溪正街的住家。他很感概地对我说：“像我们这种集体企业，技术力量很薄弱，产品生产多年没什么变化。国家又不给我们分配大学生，我们如何能提高？这二年，企业搬家，搞建设，又新增了不少年轻人，单是工资每月都要2万多，把过去的老本都贴光了。人多了，国家生产计划又没增加，长此下去，吃饭都困难。上面要求企业打破“大锅饭”，端掉“铁饭碗”，各车间进行单独核算，继而再对产品的各工序进行核算。可是，财务科说搞不出来，缺人，我看进厂的新学工中，你肯学习，我就想培养你去财务科工作，把各车间的成本核算搞出来。”我说：“朱书记，我不是会计，不懂核算。过去我们搞建筑，如果做计件，哪种墙算平方，哪种墙算立方，都有建筑工程造价施工规范，按规范结算，甲方（施工单位）和丘二（砖工）都有糖吃，（现在叫双赢），厂里可以参考建筑业的方法搞。”他叹了口气说：“我在建筑业多年，修房子简单，工业企业复杂得多。”到分路时，他拍着我的肩头说：“好好干，今后有前途！”我不愿到财务科去上班，有自己的小九九。到财务科坐班，就再没时间读书了，没有文凭，工龄又比同龄人少，靠工龄加工资，永远都落在人家后面，混个文凭，就可跟我的同龄人“排排坐吃果果了”。没多久，朱书记调走了，黎厂长一把抓，他没多少文化，多年来都跟朱书记当跟班，事事听朱书记的。黎厂长虽也叫我去财务科上班，我给他敷衍着，他也没怎么认真。朱书记走后一年多，黎厂长也调到公司保卫科，给当保卫科长的朱书记继续做部下。从机修车间主任岗位升为书记的刘永亮，原是建筑队的石匠，与厂里的这批老二级是师兄弟，大家都相互知根知底，工作开展不是很放开。黎厂长一走，建厂的元老张方厚由副厂长升为厂长，厂里的两个国家干部相继离开，部分有脑子的职工说，公司这样做，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独立闯市场、自己找饭吃。也就是俗话说的“要断奶”。但是，已经吃惯大锅饭的工人们还认为自己是正式工，一如既往地过作“敲钟上班，盖章拿钱”的日子。按照市里的统一规划，我们厂属于国民经济调整中“加快轻纺工业发展”的范畴，前几年，机电行列的企业盲目发展，生产的产品已饱和，相当一部分企业要调整到人民群众需要的产业里重新组织生产，使生产与生活的失调比例通过改革整顿，进入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落实到我们机电厂，就是要退出来机电行业，归口到的重庆针织品纺织公司管理，用三年时间过渡到由生产机电产品到生产针织系列产品。如针织内衣，手套等。厂里腾出原有装配车间，安装调试市内针织厂淘汰的设备，各种原辅材料也调节到厂里，一批半老的女职工被抽调到大厂去学习，设备调试成功后，就开工生产针纺产品。厂里三天两头开动员大会，企业转型的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我们这个车间是对外承接各类零星机械产品加工的车间，没有定型的产品生产，按照厂里的打算，原有产品车间的定型产品逐步下马，部分设备调入我们车间，发动全厂职工利用各种关系，承接各类外加工业务，扩大非标准产品生产，挣全厂的饭钱。待针纺产品生产稳定，有了经济效益，再撤销我们外加工车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去给厂里说读书的事，并从大家可怜的稀饭钱中匀辍几个钱去交我的学费，真的很难为单位领导。我有些犹豫，但我三十岁了，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两年，如果放弃，我只有回到建筑业，去日晒雨淋做砖工，凭借自己的技术，弥补我欠缺的工龄基数。我把厂里的近况告诉了高老师，高老师完全不理解我说的企业发薪都困难的局面，她认为，只要是正式工，天天上班怎么会不发工资？她把企业跟她的学校当成一回事，她认为做工和教书，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高老师很有信心地叫我回去给刘书记说：“培养人才，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国家发展了，企业自然就好了。你当书记，眼光要放长远些。企业的职工考上大学，既是企业的光荣，也是你当书记的功劳。”她的这番高瞻远属的宏大理论，我敢去对书记说吗？当然不敢，她是书记的嫂嫂，俗话说，长嫂当母，在家里，对弟妹习惯了训斥，我是个书记治下的小工人，这样去说不是犯上吗？只怕是书读不成，饭碗都要被砸个缺口。如果不去说，到时又怎么能去报名参加考试呢？我愁得睡不着觉。古谷，本名苏玉新，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出版有纪实文学《摊子口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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