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荣：​上世纪对毕业生集中进行教育的情况

上世纪对毕业生集中进行教育的情况

文/王小荣

1954年秋，针对高小初中毕业生升学与从事生产劳动的教育问题，宜宾专区高小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劳动委员会召开了全区教育工作会，并下达了《关于解决高小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劳动委员会工作计划》，南溪一中何泽民校长返校后就向全体教职工宣传对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工作作了布置。

在讨论专区下达的工作计划时，许多教师都认为过去对这项工作做得不够，认识不足，通过学习后，有所改进。在对毕业生升学与从事劳动的宣传和教育上，实行教育包干制（即每位教师负责指定的学生），开展家庭访问工作，其中有4位教师负责的学生家远，要走30多里的路去家访。

 同时，学校还召开了毕业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在复习中的困难和要求及对从事劳动的认识。有学生反映说以前没有学过自然地理，现在复习起来有困难，怎样复习语文等都希望能得到教师的帮助。教师们在课堂复习及辅导过程中引进从事生产劳动的教育。学校还按照学生固有习惯，如举办毕业生欢送会、为毕业生题纪念册、给毕业生（班）写贺信等方式进行劳动教育。

在宣传教育过程中，有不少学生认为，“什么劳动教育，还不是老一套”，“现在不要谈（指劳动生产），等考不起学校再说”。当时，在学生中对毕业生去向还有不少传言，如“大地方（重庆成都）学生是采取分配办法，分配到工厂做工，到学校学习”“今年宜师只收在职小学教师，不收初中毕业生”“今年招生城市学生收百分之七十，乡下的只收百分之三十”“今年录取新生，本期毕业班有优先权”等，甚至还发展到对政府不满，说“兵兵先生（有小学教师把乒乓读成兵兵）都可以报考，为什么我们文化程度高点还不给教书（指当小学教师）”、“政府不公平，对大地方一个样，对小地方县城又是一个样”“为什么政府不要乡下学生考学校？”等等。

 也有学生愿意考不起学校就回家参加生产劳动，但她们顾虑多，怕家长骂“你没有出息，只好回家”，怕群众讽刺“是开除了回来的”，怕干部不理采，不传授生产知识，怕农民轻视说“你们学校都考不起，工作也一定搞不好”。甚至还怕自动要求参加互助组、合作社说是问倒来的，不好意思。

教师对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方式也有欠妥的地方，“不能针对青年特点和学生的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居住情况和不同思想状况进行教育”。在实行教师分工包干教育后，“每到下午，光见教师找学生谈话，反而在学生中造成紧张空气。而教育内容也不外是'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劳动创造世界’之类说教”，这反而引起学生讨厌。

对毕业生进行集中的劳动教育，在学校最后还是归结到考试教育上，许多学生为了争取参加考试、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都在相互竞争。本期毕业（秋季）班的学生就不把书借给春期毕业班的学生，怕别人复习好了将来在升学考试中会挤掉自己。还讽刺春期毕业学生说，你们实习一期了，升学就没有问题。

 甚至在路上碰到都是“相互犯眼”。还有一些学习差，成绩不好的学生复习功课就不积极，升学或劳动也不去考虑，准备毕业后就去结婚，一切等结婚后再说。有几个学生就忙于找对象，经常到文化馆去耍，甚至深夜不归，弄得文化干部很不满意。个别学生碰到男同学就想接近，影响很不好。还有个别学生毕业后想去唱戏，曼秋（1915—1987，本名周彦青，重庆江北人。少时曾在重庆“钻格子”唱清音，后来拜男旦胡裕华为师学青衣，当时在重庆大阳沟章华戏院演出。

 抗战期间随班子到宜宾搭班演出。是宜宾川剧界著名角色。相传，市川剧团到南溪演出，送公粮的农民会高兴的说，这一挑是帮曼秋挑的，这一挑是帮丁文举挑的。丁文举也是宜宾川剧团的著名小生。意在他们喜欢曼秋和丁文举的戏，并以挑公粮的工资来买戏票。）来南溪时即主动去找她玩，送礼，“以为进身之路，现仍有书信来往”。

也有学生对劳动生产有抵触情绪。如中地主出身的王某琴，父母在土地改革中双双死去，本人分了土地，农会答应找房子给她，但她本人不愿意回家，说“农民没收了我的田地，分了我的房子，政府就该养活我”。在毕业的100人（包括春季毕业班住校学习的27人）中，就有4个学生“无家可归”，其中两个是“反革命分子子女”，如三二班的李某威，“父亲是在逃反革命分子，母亲已死。学生邬某昌父亲已经死亡多年，母亲是一贯道首，现在还在劳改，本人也是一贯道的坛主，两人都无家可归。

 学生曾某华父母双亡，姐姐已经结婚远嫁隆昌，为了读书把家中余下的杂物已经卖完，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贫民”。加上王某琴，这4个学生学习成绩都较好，享受助学金，但“思想落后”。按规定毕业后这些学生都不能继续留在学校，不能继续享受助学金了，但这些学生一旦离开学校将生活无着，“连吃饭和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则可能因此酿成事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包括通过学校教育教学总结）向有关部门反映。

 通过集中对毕业生的学习与从事劳动的教育，使原来“不肯暴露思想的学生开始暴露自己的思想”，有32人已初步具有了服从国家需要，懂得了从事劳动也有出息的道理，并“愿意在考不起学校后回家生产或暂时回家生产”。

 在1961年6月1日的党支部会议，倪映昌书记传达了专区文教局在高县召开的关于高三和初三毕业班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初三学生的劳动不能减少。对初三毕业生，要做好两个方面的教育，即升学教育和劳动教育，让初三毕业生参加毕业考试后就可回去，以后参加升学考试，个别成绩好的学生可以留下。并要求全校初三新课必须在当月25日前结束，在7月15－20号参加升学考试。

 初三学生除周五和周六外，坚持每天下午出去参加劳动，7月13－20日就是挑煤，并安排一、二班去挑，三、四班就在考试结束后去挑。在当年的7月6日支部会上，倪映昌书记传达了上级电话会议精神，要求高考后不集中劳动，但要用3－4天的时间进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集中学习，要让学生树立“以农为荣、以农为乐”的思想。有个别学生如初61级的刘应全在学习上不思进取，是得过其过，在同学中大谈自己分了好多自留地，“考不起就回家”去。并对高三延长10天安排，抓好学生思想工作。

 但有学生反映说，农村初中学生都分有自留地，而高中和师范生没有，因此也就有些学生放弃了学习。7月13日的支部会上决定，初三放假后留部分学生在农场（原则上每班都留城市的学生），而饲养问题就交给陈素琼班上。在1961年7月14日支部会上就一、二中初三学生思想情况研究会上，还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61级1班的蔡玉金不安心农业，准备逃跑到新疆去，结果在自贡受骗后，丢了7斤米票、6元钱和被盖，被自贡介绍回南溪的事。但也有对学校生产进行肯定的地方。

 在1961年8月24日的学校行政及各办公室组长座谈会上，大家肯定了党支部的工作，说学校党支部亲自进行了几次生产检查督促，使学校的生产情况仅次于二中，但比其他学校好，确保学校师生人平“每天都至少有两斤菜”。同时，还表扬了初三年级，说初三虽然学习时间紧，“但没有出问题，搞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同时提出，老师一定要参加劳动。在1961年12月22日的党支部会上，说学校的生产居于中游，卫生搞得不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有些领导只满足于取得的成绩，看不到问题；二是领导作风不深入，没有认真进行思想分析，党内民主工作开展不够。

 除了专门针对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外，劳动教育一直是那些年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如支农、放农忙假、学校农场劳动等等）是师生的一项重要活动。在1959年1月省人委发布《关于当前教育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力图改变把师生作为单纯劳动力、因劳动过多而影响教学质量的现状，但南溪县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个规定，师生参加生产劳动时间过多的现象并未得到纠正。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兴无灭资”运动中，借有人反对“教改”而批判部分教师时，所列的“罪行”之一就是这些教师说过劳动太多了之类的话或相似的想法。

 为确保农村劳动力，实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目标，四川省委于1960年12月4日下发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具体规定》中，就明确要求“过去招收的超龄学生应当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具体的是：凡年龄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学生、年满十六周岁的高小学生和年满十四周岁的初小学生，“一律动员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并要求当地为这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学生“评定劳动级别，规定劳动定额”。还要求各地学校“今后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年龄招收新生，不得招收超龄生”。

而“对在校的中、小学学生，要规定适当的劳动任务，尽量利用课余、假期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进行评工记分，给以应得的劳动报酬”。1961年9月，省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当前全日制中小学（师范）工作意见》中再一次强调“学校一定要象工厂完成任务那样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不得任意停课”，南溪县文教局据此作出了“南溪一中、南溪二中必须保证每年有九个月的学习时间，其它全日制中学必须保证八个月以上的学习。教师参加劳动一般每周二至四小时，四十岁以上的女教师、四十五岁以上的男教师一般不参加体力劳动”的硬性规定。

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在《关于1963年招生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就明确要求各级学校，在考试后应“着重对考生进行参加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和前途教育”，要向学生宣传，因“教育事业发展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教育事业发展规律，决定了各级学校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宝塔式，使招生有选择余地，使劳动力得到合理返还”。说中学教育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继续深造的学生，另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大量有文化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

 说一部分人考不上大学，参加生产或工作，“有的暂时在家自修或进行进补习班”，“这都是正常的，必须正确对待”。还要向学生大力宣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明知识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农业，“是今后城市学生的主要出路”，要青年学生“树立热爱农业劳动的思想”，鼓励学生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定要更好地听党的教导，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讲价钱”，要“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在1963年6月12日中共宜宾地委宣传部发的“必须加强毕业班的工作”简报中，对当时毕业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作了通报，要求各中学支部要做好毕业生的思想工作。

  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学生中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的问题，说尽管有些毕业生从道理上承认了“中学教育的双重任务”、“农业是基础”及“应正确对待升学与就业问题”，但具体到个人问题上，这“两条打算就不落实”了。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怕艰苦劳动，“看不见农村的前途远景”，认为目前农村用不上多少知识，实现农业“四化”还早。认为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是“拿大笔杆修理地球”，是大材小用，很爱“委屈”。即使有些学生愿意回农村，那也是作了“回乡当教师”、“当干部”、“当医生”等，看不起农村的体力劳动。

因此，地委宣传部要求各县、市宣传部门及各中学支部，要“继续深入做好对学生进行前途教育和形势教育”，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深入学习《人民日报》 “努力提高中小学质量” 的社论及有关“回乡青年的典型事迹”，树立“以农为乐、以农为荣”的思想，“进一步巩固其两套打算的思想基础”。高考结束后，还可以集中对学生进行一次教育，如组织学生下乡座谈访问，深入农村实际去看看、听听，更好地对他们进行一次阶级教育。

作者近照及简介：

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