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崔银安不是摊子口的居民，他是南岸区文峰乡老厂（地名）的农民，住家离摊子口有十多里路。他是1962年初，被生产队派驻到摊子口地区来收粪的人民公社社员。
记得有一天，一队农民，每人挑着两对粪桶，唱歌乐神地来到摊子口82号院子厕所处，这厕所的粪凼建在建业岗坡脚下的院墙外。他们每人挑走一挑粪后，留下了40来岁的农民汉子崔银安和几十只粪桶。
原来，按区里厕所管理处的划分，82号院子的厕所和我家背后的官茅厮（公共厕所）的粪归老厂这个生产队所有。但是，当他们估计厕所快装满了，派人来挑粪时却发现，已经被附近挑野粪的农民挑得干干净净。无奈，只好到坎下的河沟（石洞溪）里担水来冲洗厕所，把冲刷的清淡粪水挑回去。82号院子的居民可不管是谁来挑走了厕所里的粪肥，他们很欢迎每天都有人来挑粪，这样，厕所也干净，也没有那么臭。
1960年代的农民
可老厂生产队的农民输不起：根据区上的计划，他们必须按月向区蔬菜站交售多少多少斤蔬菜才能领回计划供应的粮票，社员们才能买米吃。肥料不够，蔬菜长势不好，交售任务完不成，就会被减扣粮票，那可是要命的事，社员们意见很大。
于是，生产队决定派人来照管茅厮（厕所），防止其他农民来偷粪肥。崔银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摊子口的。
崔银安，头发很短，黑黑的宽脸，卑谦的眼神，很硬朗的身架，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大号蓝咔叽中山服，脚下一双草鞋，抽叶子烟，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老崔以82号院子的厕所为收粪大本营。围墙外的粪凼处是个断头路，正好堆放蛮多的空粪桶。他在我们这栋黄墙房子朝河沟面的一小块空地上搭了个棚子。所谓棚子，就是横竖几根树丫枝，上面铺一层油毛毡，四周围一圈包谷秆拴成的栅栏遮风。里面几块石头上搁一张凉板，铺上谷草，晚上睡觉。在坎下河沟边，用三块石头坐一个搪瓷盅煮饭，主食多半是他带来的红苕、包谷、米面和晒干的蔬菜。
每天凌晨5点多钟，老崔就把空粪桶挑到摊子口街上离厕所有些远的街边，隔十来米放一只，并高喊“倒桶”，叫家庭主妇们把尿罐提出来倒在粪桶里。
在大街上这样操作是很不雅的，最初很多人不习惯。但这毕竟可以少走些路，没多久，主妇们也就接受了，如遇雨天更是受到欢迎。有时空桶不够用，一喊他，他赶紧答应，跑得飞快，把其它地方多余的粪桶提过来。遇到那腿脚不方便的老年妇女，他还进屋帮忙提出来倒入粪桶。
老崔一早上忙不停，把装满的粪桶挑到就近无人看管的厕所暂存，忙过这一阵，再转运到82号院子大厕所的粪凼里。他在那粪凼处做了门，可以锁上，粪肥就不再会被人偷走了。
街边涮罐子的人们（亚文供图）
每天清晨，摊子口街边的明沟暗渠旁，都有主妇们端着淘菜水、洗衣水来冲刷洗涤尿罐，篾条刷把和瓦罐摩擦的洗涮声，犹如一曲和谐的清晨奏鸣曲，在百米长街回响。这习以为常的街景延续了许多年，一点都不影响上班、上学的男人、女人、小孩的脚步，大家各忙各的，一派市井烟火、百业众生相，有序地周而复始。
快到中午时，老崔背着背篼，牵着一头母羊，到建业岗上割草放羊。那羊每天要产两瓶羊奶，卖给附近有小孩的人家，价钱跟国家配置给幼儿的牛奶价格一样，每瓶0.10元。老崔用这钱添置日常用品，购买高价煤油点灯。
空余时间，他自制了几双胶皮凉鞋。就是把捡来的废旧轮胎切割成鞋底板，缝上麻绳，做成像草鞋样的鞋子，送给我们这栋房子的几家穷困孩子穿。我很高兴，这比穿草鞋洋气，还耐穿，解决了赤脚在大太阳下行走被烫得跳脚的窘态。
周围的住户，如要调整家具的摆放位置，就请他来帮忙；哪家的煤烧完了，家里的男人又不空，就叫老崔帮忙去老码头煤站挑煤；他偶尔晚上有事回老厂的家，早上4点多钟赶回来，每次都要给邻居们带回诸如红苕、包谷或新鲜蔬菜，当然大家多少要付点钱给他，通常比自由市场价便宜。
老崔这样勤劳，又乐于助人，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自然就支持他的工作。再有外人去厕所便坑里掏粪，大家就会去阻止，拉住偷粪人的扁担，非要那人把桶里的粪倒回便坑才允许人家离开。
崔银安和摊子口的居民就这样和睦相处了很多年。其间，文革动乱中，公社的造反派把他押回去斗争了几天，据说是说他曾经非法行医，妄图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道路。造反派原本要他回生产队监督劳动，没想到，生产队仍然叫他来坚守摊子口的茅厮，以保证粪肥不被外人偷盗。
1972年，我在农村害了风湿心脏病，被公社退回城里，整天病怏怏的，没有精神。母亲听说，用200年老瓦炕猪心子吃能治心脏病，就到处打听哪儿有老瓦。老崔主动给我母亲说，他带我去老君洞道观，找安道人寻瓦，说他与安道人有一面之交。
在和他一块去的路上，他仔细地问了我的病况，不断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急，只要方子对了路，一两副药就能治好。他还问我能不能喝点酒，每晚临睡时喝二三钱酒，能疏通经络，还好睡觉。
我告诉他，医生说的，心脏病人不能喝酒。他不以为然，说酒是108味药。还说，风湿，其实就是水气，心脏有了水气，就要肿大；喝点酒，加速血液循环，把水气带走了，心脏就不肿了，病自然就好了。我觉得，他的话好笑，没理他。
到了老君洞，到处是残墙断壁，一个人也没有。小时候见到过的殿中庄严神圣的菩萨，现在均已缺头断手，没了往日的灵气。只不过，这种传播封资修的道观庙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的多了去了，司空见惯不奇怪。倒是秋风吹落树枝上的落叶，引起乌鸦呱呱的叫声，令人有些害怕。
好在我们找到了守庙人安跛子，顺利取得了据说是明朝年间的老瓦。意外的是，安道人告诉我一个道家方子，叫我按照他的方子做，一定对我的病有益。
这方子简单不费事，我还真的照着做了。也是病急乱投医，无论什么方子我都想试一试。说白了，还是因为没钱，只有打穷主意，想穷办法。
有一天，老崔路过我家门前，问我，那老瓦炕猪心子吃了有效吗？我说，猪心子不好买，肉店的肖师傅说了，叫下个礼拜一早点去。他说，那我给你想点办法。
晚上，他来到我家，很神秘地递给我一个瓶子，瓶口用包谷芯子塞得紧紧的，里面是四五种不同树根片泡制的酒。他很小声地说：“不要给别人说，每天喝一小杯。”说完，他叫我拿出个小碗，倒出一点酒，喝一口，砸砸嘴，叫我把剩下的分三口喝下。
我说，医生说的，心脏病人不能喝酒。
他说，莫听医生的，喝了有问题，我负责。
我母亲居然很信实他这药酒，叫我试一试。于是，我每天晚上临睡时，就喝上一口老崔的药酒。那酒黄黄的，没什么怪味，第二天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遵循安道人的方子，吃野生的天鹅蛋（仙人掌）。安道人挽着高耸的发髻，下巴飘着花白胡子，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还真把我给镇住了。可能是缘分吧。
几个月后，我明显感觉，爬那涂山路的几十步石梯不再有心脏狂跳的感觉。去重医二院做心电图，医生对比前几月的图形，发现我的心脏功能大为改善，很惊奇。他告诉我，可以从事轻体力劳动了。
我家没有背景，到哪里去从事轻体力劳动挣钱呢？以后的许多年，为了生存，我都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1979年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我进入学校学习，才脱离了重体力劳动，那时我都快30岁了。
1980年代初期，国家生产力发展迅速，化肥的生产量和用量增大，农家肥没有先前那么宝贵，崔银安也没有那么忙了。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放松多了，摊子口的农贸市场一片欣欣向荣，老崔也大张旗鼓地说他有祖传秘方，能治医院治不了的病。
他很多时间是坐在摊子口701仓库的石梯下，地上铺一张很大的塑料布，上面摆放着各种草药。一张硬纸块用红笔大字写着“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然后用小字写上数十种严重的疾病。
街边草药摊
他还在那仓库墙上挂了十多面锦旗，其中一面是我按他要求做的，写着“奇妙草药，治愈心脏病”，下面落了我的地址和姓名，以致经常有患者问到我家里来。
面对与我曾经症状相同的患者，我总是如实告之我喝了他的药酒，也吃了安道人的偏方，建议这两种方法都用上。毕竟，我当年的病情能迅速好转，至今未复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方子产生的治疗作用；也许与我几十年来遵循医生的教导，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不无关系。
崔银安很快就富起来了，在涂山路公路边一个乱石堆上建了一栋二层楼的石头砖木房，大概有60平方米吧。他老婆煮饭、洗衣、清理草药，他每个星期天从半上午到天黑，都坐在摊子口仓库的石梯下，不厌其烦地向患者介绍自家祖传医术的神奇作用，对有些怀疑他的草药疗效的患者，他就指着锦旗上的名字，叫人家去问，并信誓旦旦地正告患者，这方圆几十里，只有他才能治好你这种病。
1980年代中期的一天，街道办事处的工商所突然把老崔的几十面锦旗给没收了，说是涉嫌虚假宣传。还说，他没有经过区卫生科登记，只能算游医，属于市场管理的范围，只能卖卖草药，不能把脉问诊；并且把他家二楼的药酒瓶给抱走了，说是拿去化验。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把他搞懵了。他失魂落魄地跑来问我，该怎么办？我把他带到杨医生诊所，杨医生告诉他：必须是医疗单位出证明，证明他曾经是医生，而且过去行医15年以上，才可以直接发执业证书；不然就要考试，还要中等医药学校毕业才有考试的资格。
听了杨医生的解释，老崔很失落。他很小声地说，过去家里穷，只读了村小的二册书，写得起名字和认得钱和粮票，要想去考试，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据我了解，他那地摊摆放的草草药，只是个形式，真正卖的是药酒，万病皆用一瓶药酒，都是相同的几种树屑泡制的。有的人喝了他的药酒，不但没减轻病情，反而加重了，反映到了区卫生科，才责成工商所给予处理。
崔银安曾在此摆草药摊
后来，我见他在草药摊前打瞌睡，不像先前那么精神焕发了，显得木讷。他跟我说，还是有许多大医院医不好的患者晚上来家里找他，他又医好了几个癌症病人，等等。
看着他有些憔悴的面容，我说，你都是万元户了，卖点草草药也就够了，不要太伤神；况且，孙子也不小了，该歇歇了。
他很失神地说，几个女儿的娃儿都想学他的药方，他还没拿定主意传给谁。我说，只要肯学，都传，让他们有个吃饭的手艺。他却很认真地说：那不行，治病救人，良心要摆正；起了歪心，要整死人的。
1989年的一天，我经过老崔家的路段，发现老崔家的房子被拆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问不远的住户，怎么回事？说是这房子是违章建筑，没经过房管部门批准；况且他是农民，也没有资格在城里建房，所以被拆了。老崔一下得了脑溢血，死了；他老婆回农村去了。
我有些遗憾。老崔怎么说都是个朴实的农民。他懂点草药，碰巧也能治好几个得怪病的患者，遇到好的政策，挣了几个钱，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怎么在城里就站不住脚呢？况且这里又不是繁华市区，不过是城乡结合部罢了。
大千世界，百业众生，民间草医也算一种技艺，如果给予规范管理，也能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我不知道，他那几个外孙得到他的真传没有，但愿他的医术得到了传承。有些患者，在万般无奈之下去找民间草医，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瞎猫还真能碰到死耗子。古人不是说：药医有缘人！
2021年1月20日于云南版纳
2021年2月11日于云南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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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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