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大渝女士摄于美国家中
作者简介：吕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庆，祖籍江苏苏州。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少年时因其独特气质和姣美容颜而常被选出在外事活动中向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
10岁时拍摄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至今；1960年，17岁时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进入中央电视台，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为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贡献了美好青春。现定居美国。 从今天起本号连载她的长篇回忆录《走进我的往事》。
一、我的名字
渝，重庆的简称。我之所以叫大渝，是因为我出生在重庆。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简称前面加个“大”字。除我以外，二哥和大弟（就是大蜀和大庆）也出生在重庆。
以后，在学生时代，乃至来到美国，也常见到“小渝”、“渝生”之类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们也和我一样，都是被抗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父母们生在重庆的。
我的祖籍是江苏苏州，虽然父亲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工作，但假如不是因为战乱的话，我绝不会得到现在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长女，排行老三。其实，在我上面母亲已经生过三个男孩，只是老大在三岁时便夭折了。他叫吕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个口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里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现在的大哥原名“吕田”，现在的二哥该叫“吕吾”，轮到我，准是“吕晶”了。后来，因为吕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数目来为儿女取名，父亲便把出生在山东青岛的吕田改名“大齐”，下面的五个孩子便一路“大”了下来。而这个“大”字便是我始终不满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见过吕品的照片，一副很聪明可爱又瘦弱的模样。多少年后，母亲还不时夸奖“品品”指挥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的音准、乐感和认真的神气。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女以后，才体会到母亲终生的伤痛。
品品葬于重庆北郊蚂蟥梁，现在那里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了。品品的夭折是由于父母没有育儿经验，又书呆子气十足，一切按照书本办事，以为婴儿吃奶不宜过饱而导致他营养不良。三岁的品品大哥后来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由教会养育十年之久。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母亲几次和我说过：品品死前，她两次亲眼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从后门进来，那是来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觉得非常神秘。
对上帝，我似乎有过一次“心诚则灵”的体验。五岁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灵粮堂小学的教会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住在寿荫坊四十三号的弄堂里。那时我有一把红色的塑料剪刀，圆头，只有小手巴掌那么大，给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纸。
抗战时的重庆码头
那可能是父亲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祷告。客厅里别无他人，我双手合十，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请求上帝帮我找回心爱的小红剪刀。刚刚祷告完，小红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几台面下的格子里找到了。我高兴极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祷告前，记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这件事，我从没和任何人提及过。我知道这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但这把小红剪刀的失而复得，令我长久不能忘记。
苦辣酸甜构成了人生。如今年过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托对人生的重要，特别是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看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对“主”的信仰而使内心得到平静和充实，更感如此。金钱和物质绝对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乐的程度却并不与金钱的数量成正比。内心的安宁祥和，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个虔诚的信仰可能会使生活轻松一些，但就是因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里？”而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许，年纪越大，有所信仰则愈发困难，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类的未知领域，所以，我尊重母亲的信仰，而且，由于母亲与教会的渊源，我对教会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还没能如母亲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
二、我的出生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和许多文教机构及大专院校部撤退到了西南大后方。日后我到电视台工作时，有一次，为了纪念闻一多，去采访了他的儿子、中央美术学院的闻教授。他在谈话中提到的西南联大，就是由当时撤退到昆明的几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
我家随父亲工作的电台撤退到重庆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后来常听母亲讲起他们在重庆躲警报的日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只身到达重庆。他当时是重庆电台的主管。十一月，母亲才带着两个孩子，在凤英姑姑的陪同下，离开父亲的祖居苏州，乘船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抗战初期，日本人十分嚣张，飞机对四川的轰炸也十分频繁。那时，重庆一片慌乱，甚至还发生过一万人被闷死在防空洞里的“大隧道惨案”。听父亲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飞机又来狂轰滥炸，公共防空洞“大隧道”挤得水泄不通，一万多人窒息而死。死尸在隧道口堆积如山，不得不用大卡车整车整车地往外拉。
重庆是个山城，我家住在山脊黄家垭口的隆荫别墅。每天早上起床，母亲赶紧熬一锅粥，备点简单的小菜，便和父亲抱着孩子，提着东西，匆忙赶到山下长江边的珊瑚坝机场，钻进中国航空公司的防空洞待上一天，傍晚再上山回家。很长时间天天如此。
作者曾居住过的黄家垭口
父亲当时负责与防空部门的电话联络，然后向航行中的飞机或腾空避敌的飞机转达敌机的行踪，忙得不亦乐乎，孩子全靠母亲操心。
有一天，由于防空洞里的空气太差，警报又很长时间才解除，大齐大哥刚被领出洞口，突然昏迷倒地。曾遭丧子之痛的母亲急得两腿发软，连站都站不稳。幸亏公司的医生也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里，大哥才及时得到救治。
后来，为了避免山上山下往返的奔波劳顿，父亲与两个同事在珊瑚坝的山坡边盖了三间以楠竹为柱、泥土垒墙、稻草盖顶的房子，三家人住了下来。父亲戏称它为“珊瑚草庐”。
再往后，父母又在北碚天生桥租了当地农民的屋子。母亲带着孩子留在那里，父亲因忙于公务，两周才能去看望一次。由于屋门紧挨着稻田和鱼塘，母亲生怕一不留意，孩子失足落水，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出生的抗战后期，日本人气数将尽，已无力似抗战初期大轰炸时那么嚣张了。那时，我家已迁至重庆郊区新市场天灯坝胡子昂乡间别墅剩余的屋子居住，和电台在一起，生活稍微安定下来。
我的父亲吕吟声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清苦。他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当过苏州唯亭小学及平江中学的教员，负担起了全家的生计，二十岁时由于谋到一个国际电台报务员的好差事，才开始有所节余。父母婚后，虽已有了两个儿子，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仍把父亲尚未成年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接到青岛念书。抗战时期，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也齐集重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出生在重庆一所叫宽仁的教会医院。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母亲说，我在医院诞生后，当护士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是个女孩”时，母亲那由衷的高兴令护士十分不解。她们并不知道，已经生过三个男孩的母亲，盼望的就是个女孩。自然，我也得到了叔叔、姑姑、邻居和朋友们的喜爱。
母亲雇了个川妹子专门照看我，所以，呀呀学语时，我说的是四川话。
早年，母亲曾多次提及我在学步车里“装傻充愣、骗吃骗喝”的情景。母亲说，我的性格自小就比较开朗。那时，当母亲忙于家务时，常把我圈在学步车里。邻居的潘妈妈有时故意“气”我：“哎呀！我家邻居的那个小姑娘大渝呀，最不乖了。”这时我一定是装作没听见，照样乐乐呵呵，满不在乎。可是，她紧接着说：“大渝，来吃口炒鸡蛋。”我准会“噌”地一下滑过去，吃口鸡蛋，然后又“噌”地扭头滑走，学步车的驾驶技术绝对一流。
抗战刚刚胜利，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父亲考取了租借法案的一个资助进修项目，便启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去了。两个月后，母亲只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重庆。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刚刚两岁，对那块土地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忆，只是带走了一嘴四川口音和喜欢吃辣的四川人的爱好。东返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用四川口音“小哥哥、小哥哥”地称呼我的二哥。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开始全部直呼其名了。我那一嘴四川口音也和以后的上海口音、天津口音一样，由于八岁后在北京的定居，全部荡然无存，而改成了标准的普通话，按台湾同胞的说法是“国语”，否则，我将不会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初创时获选做电视播音员了。
随父母四处漂泊的幼年经历对我日后成为一个专业的中文播音员有着很好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并不等于北京话，所以，如果地道的“京片子”做了普通话播音员而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发音差异又不甚自觉的话，播音中往往会带着一股土味。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年的四大著名播音员中，夏青是东北人，林田是福建人，潘捷是江苏人，齐越也不是北京人。
我对四川怀有好感。一般来说，人们怀念一个地方，往往是和那里的亲友或在那里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当年离开重庆的时候连能够朦朦胧胧记点事的能力都没有，何以有资格奢谈怀念什么人和事？我知道，我对四川有好感最原始的理由就是出于对川味小吃的喜爱。
“文革”前，电视台播出部一群薪资菲薄又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赵忠祥、曾文济、李振立，在一天的播出结束后，只要囊中尚不羞涩，最喜欢的去处就是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小吃店了。
“文革”中，在河南淮阳“五·七”干校，每当躺在床上“精神会餐”时，我渴望将来回到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盘肥而不腻的四川蒜泥白肉。
被我漂洋过海带到美国来的一本《四川菜谱》，便是托干校的战友、录音科的叶邦伟去四川探亲时给我捎回来的。
我两岁离开重庆，三十多年后，才有机会和电视台的同事于虹一起出差，重返四川。我看了乐山大佛、杜甫草堂，登了峨嵋山，还尝了正宗的担担面、赖汤圆、川北凉粉、灯影牛肉和那麻、辣、烫的四川火锅；最后，从成都赶到重庆上船，顺长江而下，途经三峡，抵达武汉。祖国壮丽的山川河流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固然令我赞叹，但至今让我重返重庆的最大诱惑仍是那美国没有的正宗的川味小吃。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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