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爷爷那辈他们是兄弟六个，我爷爷是老五。1937年，我大爷爷就去了大连，大爷爷在大连经营着绸缎庄，还有码头、车站，买卖做得很不错。到了1938年，我二爷爷和我爷爷也去了大连，在那里置办下了一点家产。到了1942年，临朐成了无人区，老家大部分的人都闯关东到了大连，有好几十口子人呢，在那里靠做小买卖如卖煎饼、窝头、炸货等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我父亲1941年11月出生于大连，可是第二年我奶奶就去世了，父亲才八个月大，我伯父才一岁半。我爷爷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俩孩子，实在困难，也全靠大家帮着。

到了1947年，听说临朐解放了，因为贪恋家乡的土地，我六爷爷就领着在大连的一大帮人从烟台乘坐帆船回家乡。我大爷爷家和二爷爷家以及我爷爷仍留在大连。由于我爷爷一个人带着俩孩子不容易，就把我父亲一块带上了。帆船在海上漂了八天，一路上历尽艰险，遇上了狂风大浪，桅杆都被刮断了，差点就真得回了老家了，最后终于到了寿光的羊口。大家先住了下来，找了几个壮的人一边要着饭一边往家走，回老家送信。到了家，然后组织了几个人，推着六辆车子去接。回到家里，看到到处是小树般的蒿草，荒无人烟。父亲就跟着我老奶奶一起生活。

这年，我爷爷又找了我后奶奶，生了我三叔之后，因为孩子的问题，我爷爷跟我后奶奶的关系不大好，我爷爷没法，在1948年的时候就把我伯父也送回了老家，紧接着就上了一年级。我父亲跟我伯父俩人一块跟着我老奶奶过日子。俩人年龄都还比较小，不大懂事，经常打架，弄得我老奶奶不得安宁。到了1949年，我爷爷就又回来把我伯父接回了大连。这一年，父亲开始上一年级，一直读到五年级。那时实行了农业合作社，父亲就下来开始干活挣工分，每天记4分（整劳力记10分）。

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父亲和几个人被安排到寿光羊口去建化肥厂，由公社里的一个叫高启然的人带队，先在杨善集合，一共花费了六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所谓的化肥厂实际上就是熬卤水（海水），以后又用淤泥顶产量，纯是搞形式。

在那里待了一个半月，到了种麦子的时候了，就调回来先种麦子，说是种上麦子后再去建厂房。回来的路上到处都是推小车子的，好几路纵队，满满当当的，路上都走不开了。到处都是高高的炼钢铁的炉子，烟囟上都写着“十五年赶上英国”等的标语，到处都兴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父亲回到家里，村子里已经开始吃食堂了，我六爷爷管理着食堂，父亲就去了食堂帮着干活。结果种上麦子后，父亲就又被安排到了五井煤矿当工人。

1958年那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但大部分却被糟蹋浪费了。五井到朱家坡（临时煤矿）的路是现修的，成熟的玉米割倒后就铺在路上无人管；地瓜刨出来之后用秧子盖起来就再也无人管了，到了后来全都冻烂了，过了两年没有吃的时候还有人去找。

1958年粮食没有收起来，到了第二年就开始缺粮了，1960年就更困难了。1959年，父亲结了婚。三年困难时期，全靠着父亲在煤矿上工作养活了母亲和老奶奶。那时虽然缺粮，但煤矿工人的待遇还好点，能定量供应粮食。父亲省着点吃，节余下点留给家里。

父亲去五井煤矿的时候才17岁，年龄是最小的，但父亲非常能干，月月都超产，每次评奖都有父亲，光荣榜上总有父亲的名字，成为标兵中的标兵，还被评为县劳动模范。

到了1962年阴历2月，由于家庭的缘故，父亲从煤矿回了家。这时村里的情况也稍微好了些，好多在煤矿上干的也陆续回来了。

从煤矿回来后，父亲就在生产队里劳动，有空就打猪草养猪。父亲很能吃苦，有时中午放了工，回到家就卷上个煎饼，一边吃着，一边拿上篮子到地里去打猪草，等下午上工前就能打上满满一篮子。父亲成为了养猪的好手，四年的时间里养了16头肥猪。

父亲不怕受累，为了挣俩钱，有时还到外地推菜卖菜，当了四五年的菜贩子。有一次，晚上吃了饭，父亲睡了一觉后，就起来推着车子出发了。走到村子碾棚那里时，看到里面还有推碾的，父亲以为是早晨起来推碾的，实际上是晚上推碾的还没停下。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父亲到了益都的一个地方，没有合适的，就又往北走。下午，到了寿光的五路口，正好遇上生产队里出葱，五分钱一斤，父亲就要了五百斤，用麻袋装起来，放到车子上，推着往回走。由于昨夜没大睡觉，这回不能再连夜往回赶了，父亲就在一个生产队的场园棚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父亲推着满满一车子葱往回走，直到晚上才到家。歇了一夜，早晨天还没亮就推上了一半的葱到离家四十多里路远的寺头去卖。沿途有好几个大上坡，要用力才能推上去，待到了坡顶，累得气喘吁吁的。到中午卖完了这一车葱就把本钱挣回来了，父亲非常高兴。下午虽然推着空车子轻快些，但还要一步一步地走完四十多里路，回到家里也累得够呛。

随着我们兄妹三个相继来到这个世上，在给父母增加了欢乐的同时更增加了负担，父母既要照看我们，又要到生产队里干活，整天非常劳累，但父母很爱我们。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不是发热发烧，就是肚子疼，这给父母更增添了麻烦。记得有一年的秋天，吃过晚饭，我忽然肚子疼了起来，父亲叫上我的一个二叔作伴，背着我去村西边的程家广尧看病。走在田间小路上，地里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到处黑乎乎的，有点叫人害怕。但想到有父亲和二叔在，我心里踏实下来。还有一次，我长耳朵底子，到大队卫生室去看，好几天不见好，父亲就用车子推着我到冶源疗养院去看。回来时经过冶源鱼种场，父亲还推着我过去玩了一阵，买了些鱼拿回家做给我们吃。父亲空闲的时候，还经常跟我和弟弟一起玩，有时下雨天队里不出工，就教我们用纸折叠飞机、小船、小狗什么的，我们感到很高兴。

从1963年起一直到1971年，父亲担任生产队里的记工员，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到快要收工的时候就给社员们记下工分。到了月底，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汇总起来，填写好表格，一月一次张贴在大街上的墙上，让社员们查看核对。1969年开始，到了黄烟烘烤季节，父亲还担任烘烤员。这个活责任很重，特别是夜里，要起来好几次到烟屋里查看，以防烟叶掉下来引燃造成火灾。父亲做事很认真，每年都没出什么问题。

1972年，父亲开始赶排子车。那时，拖拉机、汽车还很少，可以说排子车是非常重要的运输工具，是生产队主要的经济来源。全大队共有14个生产队，最多的时候到了50多辆，浩浩荡荡，是一个相当大的车队了。父亲担任车队首领，负责安排活计，结算帐目等等一系列事务。主要的活就是从冶源山上装上石头，运到城里去。有时也运送一些别的东西。有一年，父亲带领着十几辆排子车到昌邑去给九队拉稻草打草绳用，人家规定是每辆车按1500斤给运费。由于稻草比较轻，1500斤装上车后很高，走起来上晃，不像石头那样稳当。从昌邑到临朐近三百里路，回来的路上，好几辆车走着走着就歪了，大家只好停下一起帮着重新装车，捆绑好。有一辆车曾经三次歪了，把赶车的人都累哭了，说：宁愿自己拿上钱也不想拉了。经大家好说歹说，总算又装好了车拉了回来。

1979年，父亲又在生产队里搞起了孵小鸡的生意，同时制作着水泥瓦，为生产队增加收入。到1981年，生产队解散了，父亲要了一块地，盖了三间房，然后就利用老北屋自己孵小鸡挣钱。那时，大队里有规定，没有上大队副业干的就给一块山楂园的地种花生。这样，父亲一边孵着鸡一边种着地。干了几年，到1984年，父亲被安排到大队竹器厂当了管供销的副厂长。1985年，竹器厂、胶木厂还有大队菜园合并到了一块，父亲就到了菜园当园长。第二年，菜园包给了个人，父亲又去了胶木厂当生产科的科长，直到1997年从胶木厂退了下来。之后，利用家西边多出来的一块地搭建了一个棚子，盖了一间北屋，养起了鸡。自己磨饲料，喂鸡、打针、拣蛋，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直到2005年，父亲年纪大了，才停了。

2010年6月9日，我正在学校里整理高考用品，准备送到县招办去，忽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是父亲查出胃病来了。弟弟说父亲最近一段时间胃很不舒服，觉得我们都忙，就自己到冶源医院去检查，医生当时没有告诉父亲结果，是弟弟去后才说的。我一听，很着急，也觉得很难过。第二天，我和弟弟便带着父亲到青州中心医院去做手术。手术做得很顺利，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当时，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想到父亲辛苦了一辈子，还没有好好享受一下，自己也还没有好好尽尽孝心，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下来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但愿父亲手术后身体能够好好的。出院回家后，我和弟弟照顾着父亲，身体逐渐得到恢复。虽然有时仍感到不适，但总得来说还算不错，手术很成功。

2013年8月，我带着父亲去大连看望我伯父，他们哥俩已经十六年没有见面了，趁着身体还好，去看望看望，好好畅谈一下离别之情。我们在伯父家待了半个月，游览了许多地方，父亲特别高兴。

2015年正月十七，我买了点东西回老家，走到大门口，看到过道两侧摞满了成袋的水泥。父亲说明天就动工，已经找好人了。我有点吃惊。年前我曾对父亲说过，看到人家接上厦子挺不错的，等着咱也接上个厦子。父亲说他也有这个想法，但我没想到，还没跟我说，这么快就行动了。工程忙活了七八天，把墙垒好了，也把院子里的路用水泥重新砌了，却把父亲好累，连续三四天吃不上饭，浑身没劲。我带着父亲来到县医院住了院，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包括胃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下我稍微放心了。在医院住了十天，好好地治疗了一下，身体明显好多了。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家里种着一块地，每年开春后，父亲就开始拾掇地，栽种各种蔬菜，母亲也在一边帮忙。有头年的韭菜、菠菜和蒜，接着栽种的是芸豆、豆角、黄瓜、茄子、油菜、大葱等，还在地边栽上吊瓜、冬瓜等。秋天还要种萝卜，栽白菜，直到小雪拔了白菜才算结束。除草、施肥、浇水，年纪大了，干这些活是很累人的。家里的很多事，都是父亲自己去干，屋顶上的烟筒下雨漏水，父亲也自己搭上梯子爬上去拾掇，叫人很担心的。平空里，父亲还经常到地里去拾柴火，院子里攒了许多，一捆一捆的。有些大的粗的木料，父亲就用锯锯断，再用镐劈开。整天也不嫌累。

除了家里的事情外，父亲还是村里红白喜事的负责人之一，谁家有公事，父亲都去。一次公事忙下来也是非常劳累的。村里置办的一大套用具，像碗盘碟、桌凳什么的，也由父亲保管着，谁家要用，父亲负责发放收回。我们劝父亲放下，不要再操这个心了，但父亲不肯。直到2019年底，父亲才交给了别人。

父亲并不是十分喜欢音乐，但我记得小的时候，父亲买了一把琴，空闲时，父亲就拿出来弹奏，听着很好听，那时我能听得出来的只有《东方红》的曲调。早先家里比较时兴的一是父亲买的烟台产的“北极星”牌座钟，到现在还用着，走时还一直比较准；另一样东西是一台座式收音机，比较大，早已经不见了。父亲最喜欢听唱戏的，特别是京剧，那时，父亲经常从收音机里听那些戏剧。自从有了电视后，父亲就从电视上观看，不光有唱腔，还有表演，更好了。现在，只要没有事，父亲每天下午准时观看中央电视台11频道的戏剧节目，母亲也跟着看，俩人看得津津有味。父亲还很喜欢看书，没有事的时候就坐在厦子里的沙发上看书。有好几本《临朐文史资料》，还有《庄农日用杂字》等，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不知多少遍。

父母现在都已经八十多了，但愿两位老人好好颐养天年，健康长寿。我们也一定好好孝顺你们，让你们晚年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