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器艺术馆
从常书鸿美术馆出来，东面紧挨着的是“重华绮芳”——宋元明清漆器艺术陈列，里面有三个相通的展室，分别是宋元、明和清时的漆器展览。这些漆器绝大部分是浙籍港商曹其镛夫妇于2012年捐赠的，包括160件（组）宋、元、明、清时的精美漆器，表现了他们对故乡的深爱之情和弘扬传统文化之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漆的国家。跨湖桥、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均有比例很少的精美漆器，表明早在远古时期，浙江先民即开始制作漆器。进入文明时代，漆器制作日臻精美。楚汉漆器瑰丽神奇，谱写了这一时期漆器工艺的灿烂篇章。两宋时期，诸艺毕备，种类齐全。浙江漆器再领时代风骚，温州和杭州南北呼应，形成两大生产中心，浙漆誉称“天下第一”。异彩纷呈的漆器行销全国，更在都城汴京和临安的繁华地段开铺设号，成为达官显贵追慕的高档消费品。元代漆艺承前启后。杭州与嘉兴皆是著名的漆器产地，嘉兴西塘更是名家辈出，张成、杨茂以雕漆著称，彭君宝以戗金、戗银闻名。他们的作为，不仅成就了元代在漆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为明清两代宫廷漆艺的精进和辉煌树立了标杆，奠定了基础。
先来欣赏“斑斓纷呈”——馆藏古代漆器展。两宋时期漆器作为日用商品已经从达官贵族普及到了普通百姓。《东京梦华录》载汴京城里“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梦粱录》载临安城内“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里仁坊口游家漆器铺”“彭家温州漆器铺”等，这些店铺是专售温州漆器。这些记载与各地出土的漆器上所书写的铭文正好互相印证，证实了当时浙江的温州、杭州是著名的漆器产地，其产品行销全国各地，风靡一时。
这里摆放着一件七弦琴，是宋“号钟”琴。“号钟”是传说中周代的名琴，居古代四大名琴之首。此琴琴体扁薄，琴面平整，岳山较低。音量大，发声宽洪，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荡胸生云。长方形龙池凤沼，轸池书琴名“号钟”，龙池下刻隶书款“东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为一，垂千万古”，落款“叠山氏识”。“叠山”是南宋大臣谢枋得(1226-1289)的号，他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爱国诗人。
墙上挂的一些版面分别介绍了宋代雕漆、宋代螺钿、元代雕漆等情况及描金、识文描金、剔犀、雕漆、戗金等工艺。
这件是宋代剔犀。剔犀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雕漆品种。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可知，宋代剔犀的做法基本具备了《髹饰录》所记载的“乌间朱线”“红间黑带”“三色更叠”等技法，纹饰以如意纹、卷草纹为主。至迟到南宋时期，剔犀技法已成熟，在用刀上以仰瓦技法居多，器物表面施漆并不肥厚，但漆质坚硬且光洁。这件元代剔犀如意云纹盏托在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列名有图，被称为“漆雕秘阁”，后有赞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执热之患，无坳堂之覆，故宜辅以宝文，而亲近君子。”足见其在点茶中的作用。
这块版面介绍的是日本收藏中国宋元漆器的情况。左边为文字，右边是图片。中国古代流传到日本的宋元漆器颇多，制作技法有戗金、雕漆和螺钿等，在日本各大家族、寺庙中代代相传，被珍视为“唐物漆器”。宋代雕漆以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北宋剔黑楼阁人物图盘和南宋剔红花鸟纹长方盒、神奈川圆觉寺藏南宋剔黑“醉翁亭记”图盘、爱知政秀寺藏南宋剔黑“赤壁赋”图盘、神奈川镰仓国宝馆藏剔红花卉龙纹长方盘等为代表。元代螺钿漆器中东京出光美术馆藏“吉水□明功夫”款嵌螺钿楼人物图圆捧盒、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汶源王肃□叠”“铁笔蕭震”款嵌螺钿山水楼阁人物图圆盒和黑漆嵌螺钿五爪龙纹菱花盘、冈山美术馆藏“永阳刘良□笔”款嵌螺钿广寒宫图八角捧盒、私人收藏“螺钿匠尹俊□”款嵌螺钿楼阁人物图长方小箱等，都非常精美，保存完整。
这两件黑漆菊瓣式盒和盏托属于一色漆器，是指器物通体光素无纹，质朴无华。宋代一色漆器以黑色为多，兼有紫、朱色，种类丰富，胎薄体轻，以起棱或花瓣造型最为常见。
接下来是“素彩兼备”——宋元漆器。漆工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两宋时期，民间作坊日渐兴盛，其中以温州、杭州漆器最负盛名。宋人提倡俭约，注重漆质本身的光泽，质朴无文的一色漆与雕饰华美的戗金、雕漆、堆漆和螺钿等交相辉映。元代雕漆一枝独秀，杭州戗金漆器、福州剔犀漆器及吉安庐陵螺钿漆器等闻名朝野。
这两件都是檀木经函，1966年出土于瑞安仙岩寺慧光塔。一件采用识文描金工艺，以漆灰堆塑佛像、神兽、飞鸟、花卉等，并镶嵌珍珠，底纹以描金技法，描绘有花草、迦陵频加、各类乐器等，函底有金书“大宋庆历二年”（1042），是宋代识文描金漆器工艺的典范。另一件函以檀木为胎，盝顶，除函底外通体髹金，顶部以缠枝忍冬纹为底纹，绘有双凤纹三团，函身以菊花为底纹饰飞鸟纹八团，须弥座以绣球纹为底画神兽纹。此函采用多种描金做法，有贴金箔、毛笔描绘、晕金等，因而所绘花纹形象饱满，栩栩如生，是目前发现宋代描金漆器工艺最为精湛的作品。该函为内函，与上件檀木识文描金经函(外函)为一套，出土时内盛放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根据慧光塔出土的“建塔助缘施主姓名”，此函是永嘉县严士元所舍。
这件宋末元初的剔红凤穿牡丹纹椭圆盒看上去异常精美。盒黄漆素地，其上剔刻花纹，盖面为凤穿牡丹纹，器身为花鸟纹，花有莲花、茶花、栀子、牡丹、菊花等。该盒用漆不厚，然漆质坚实，剔刻细致，风凰的羽毛、绶带鸟的羽毛纤毫毕现，花蕊、花瓣、叶脉生动自然。该盒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刀法流畅，藏锋清楚，磨制圆润，花纹纤细精致，与《髹饰录》对于宋元时期剔红的记载“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相吻合。
再往前是“千文万华”——明代漆器。明代是中国漆器工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漆器生产遍及全国，浙江嘉兴、安徽新安、江苏苏州、扬州以及云南等地均为漆器生产的重要地区。明初，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以御用监专门督造生产皇家御用漆器，使官民制作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使髹饰工艺品种日臻完善。明晚期除了雕漆外，填漆、螺钿等种类也非常流行，填漆与戗金技法结合，形成新的品种——戗金填漆，深深地影响了之后此类漆器的发展。明代漆器以雕漆、戗金填漆、描金彩漆、螺钿等为常见，并出现多种漆器工艺集于一器的做法，绚丽多姿，富有变化，迎来了漆器的“千文万华”时代。
来欣赏一下这些精美的漆器。这两件是剔红漆盘，一件是山水人物梅花式盘，一件是寿禄图菱花式盘。这是剔红海棠春燕纹长方盒和黑漆嵌螺钿人物故事纹长方盒，这一件是戗金山水人物故事纹八角捧盒，这两件是剔红松竹梅长方盘和剔红山水人物纹委角长盘。中间这几个玻璃柜中展出的都是很漂亮精美的漆器，看这件是剔红山水人物图八角盒。盖面八角形开光内以龟背纹与“卍”字纹锦地；祥云松叶之下，南极仙翁坐于石头之上，手执灵芝如意一枚，旁边卧有仙鹿、仙鹤，还有几位神仙手棒仙桃向其祝福，为福禄寿之意。盖面立壁上随形开光内饰龟背锦压雕八仙人物，为八仙祝寿之意，与盖面图案呼应。盒上下边沿及底立壁、圈足上均施龟背锦纹为地，剔刻有菊花、牡丹等折枝花卉。从该盒花纹收缩、锦地见大、刀工不甚圆润、已现锋利之勢等特征上看，应是明中期以后剔红的风格。
这一件是黑漆嵌螺钿人物花草四重盒。螺钿是取材于各种贝壳，经过分层剥离和磨制后，根据图案的要求，镶嵌于漆器表面作为装饰的一种工艺。此盒通体髹黑漆嵌五彩薄螺钿纹饰，盖面为山石人物纹，两位老者对谈，树石皆用细小的螺钿拼嵌，人物以钿片裁形，人物脸部、衣服纹饰皆以毛雕的手法体现；盒盖边、器壁均以卷草花卉纹装饰，卷草弯曲流畅，五彩斑斓，显示了非常高超的薄螺钿镶嵌技术，正好与《髹饰录》记载薄螺钿做法吻合:“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织如画为妙。”
再看这件，是剔犀如意云纹六角食盒。食盒髹漆较厚，朱漆为面，通体布满剔犀如意纹，刀口处可见有规律的黑线两道，为剔犀“红间黑带”的做法。如意云纹以盒盖面柿蒂纹为中心，对称逐层分布，云纹宛转流畅。整体朱漆肥厚，漆色蕴亮，质地坚实，刀法深峻，研磨圆润，形制少见。还有一件是剔红携琴访友小砚屏，通体髹朱漆，正面屏心在天、地、水三种锦纹上，压雕有一幅携琴访友图；背面屏心以斜方格花声纹为锦地，上雕有文进题诗，其下有“雍”“德”两方印章。屏风座雕刻龟背纹为装饰。砚屏源起于宋人爱石之风，以石为屏风，与笔格、砚台等皆是文房中所用之物。元明以后不限于石质，诸如瓷、木等，正像此屏，形体小巧，当为文房用品。
“异彩缤纷”展出的是清代漆器。至清代，各种漆器工艺品种已齐备，尤其是乾隆时期，多种漆器工艺技法巧妙地融合与创新，将我国的漆器艺术推向了又一座高峰。乾隆时期雕漆的成就最为突出，几乎涵盖了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漆器生产出现宫廷制造、地方承办和地方制造并存的局面，共同发展，各地制漆业日益活跃，苏州雕漆、扬州镶嵌、贵州皮胎、山西款彩、福州脱胎等，精品迭现，异彩纷呈。至清后期，随着国势的衰颓，漆器工艺与其他工艺一样，逐步衰退。
这里展出的清代漆器看上去件件都非常精美，是珍贵的艺术品。分类来欣赏一下。先看以花卉图案装饰的漆器。填漆戗金西番莲纹委角方盒、绿地剔红海棠式花盆、剔红花卉人物纹插屏、剔红梅花纹小盒等漆器的花卉图案非常有特色：一是花卉的品种非常多，诸如牡丹、菊花、莲花、桃花、西番莲等，各种花卉集于一器，可谓是百花齐放；二是出现了“冰梅”“落花流水”“枫叶秋虫”“玉兔秋香”等花卉与动物的新颖组合，与传统的“瓜瓞绵绵”“凤穿社丹”“绶带鸟”等并存；三是呈现方式丰富多样，有单枝、数枝、折枝花、团花、满花，几乎不见大花。满花以单一花朵密布在器物上，既是主纹，也是地纹，这种装饰手法是清中期雕漆所独有的。这件剔红牡丹双喜纹亚字形盒，非常好看，通体髹朱漆剔刻花纹，盖面方格“卍”字纹锦地上压雕牡丹、莲花等富贵吉祥的四季折枝花，四边近口沿外各有一个“囍”字，盒四角饰如意云并外凸。盒侧壁开光内饰杂宝纹及花纹，开光外剔刻有西番莲纹。盒底髹黑漆，正中有刀刻填金楷书款“嘉庆年劇”。此盒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漆色浓艳而纯正。这件漆盒从其所装饰的图案纹饰上看，极有可能是皇族大婚时的用具。
菊花以其高洁的形象成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ー，历来受到人们的爱。清代漆器上菊花纹较为常见，尤为乾隆皇帝所喜欢。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菊花纹作为器物的形状，更是以多种形态出现在器物上，如“采菊宝盒”等，能反应出乾隆皇帝本人对菊花这一题材的钟爱。菊花装饰的手法多样，有菊花数朵，或多枝折枝小菊，或与如意云纹、蝙蝠等组合，寓意福寿。如清中期剔红花卉纹菊瓣式盆，器身立壁以长方形开光分隔成各个菊花花瓣，每一个花瓣又分为上下两层，每一层内皆雕刻着一朵折枝菊花纹。该花盆以重瓣菊花为形，又以菊花纹为主要装饰纹样，可以说是器形与纹饰融为一体。
再看人物图案的漆器。这件是剔红李白诗意图葵瓣式盒，远处云朵浮动，一轮明月当空照，近处茂林修竹，怪石耸立，一男子正做举怀邀明月之状，后立童子，男子的动作与李白“举怀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意正相符。这一件是剔红伯牙子期故事图盒，俞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弹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就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则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于是，两人结为知己，“高山流水”成为千古佳音，也成为知己的代称。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弹。还有山水与人物结合的图案，如剔红山水人物纹提梁匣、剔红山水人物纹葵瓣式捧盒、剔红山水人物纹海棠式盒等。
还有一类纹样是表达吉祥如意的。这里面又分为几种，一种是以龙凤呈祥为题材的。龙凤瑞兽是中国传统的装饰题材，至元代龙凤瑞兽已从祥瑞转为皇权的象征。这一题材在清代宫廷用品中广泛地应用，漆器上也不例外，除了龙凤狮子之外，海兽也成为常用题材。龙的形象有团龙、坐龙、云龙、龙戏珠、海水龙纹等为主，流行五爪龙，团龙因其端正华丽的形象，多应用在圆盒盖面的中心。清中期的海水龙纹出现了绵密流畅、细若发丝的立体海水锦地，衬托得龙纹更为生动逼真。这件小柜上的图案就是云龙纹，还有剔红云龙纹盒、剔红云龙纹捧盒等。
再一种是表达福寿康宁寓意的，如剔红五蝠捧寿纹壁瓶、剔红福寿纹盒、剔彩仙鹤桃蝠纹海棠式盒等。这类漆器常以编蝠、鹿、仙鹤、桃、南极仙翁等为象征，寓意福寿绵长。“蝙蝠”的“蝠”通“福”，清代漆器上多有装饰，常与菊花、桃、莲花等组合，意为长寿，又与“寿”字组合，多有“五福捧寿”，福寿双全之意。
这件剔红暗八仙纹舟式洗，还有黄地剔红暗八仙纹葵瓣式盒等是以八仙为题材的。八仙是我国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和曹国舅八人。暗八仙又称为“道家八宝”，是指八仙所持法器：葫芦、团扇、鱼鼓、宝剑、莲花、花篮、横笛和阴阳板，也是寓意吉祥。这一件是剔红八宝纹如意。如意是印度传入的佛具之一，后因其如意云头有吉祥之意，逐步演变为吉祥摆设，清代以来多用作陈设玩赏。这些如意多为地方官员进贡，清宫档案等官方文献中有不少进献如意的记录，尤其是每年万寿节的礼单中，必有“九九如意”一份，取其吉祥如意之意。
再来好好欣赏一下中间玻璃柜中的这几件漆器吧。这一件是剔红山水人物纹葵瓣式盒，通体髹朱漆雕花纹，盒内及盒底髹光亮的黑漆地。盖面圆形开光内饰献宝图，西洋人推着载满宝物的车和赶着驮满各种珍奇异宝的大象前来献贡的场景，大象上面驮着插有如意的宝瓶，是“太平有象”的美好寓意。进宝题材在清中期非常流行，寓有乾隆以来太平盛世、万国来朝的含意。这件剔红大吉葫芦瓶，形似葫芦，通体施朱漆，满雕缠蔓葫芦纹，瓶口、足部以仿青铜器的蕉叶纹为装饰，瓶身上下各有四个圆形开光，内分别刻有“大”“吉”二字。形制与纹样、文字皆为大吉大利、子孙万代之意，瓜瓞绵绵的葫芦题材因其吉祥美好的寓意，在清代非常流行。这是剔红落花流水龙戏珠纹梅花式盒，盒盖正面以蝙蝠、仙桃和回形纹分别构成梅花形的两道开光，蝙蝠、仙桃寓意福寿绵绵的美好祝愿。梅花形开光内，三条潜于波涛汹涌海水之中的巨龙，正围绕着一颗火珠追逐嬉戏。盒壁上施落花流水纹饰，梅花朵朵散于流水之上，分布细密，繁而不乱。这种不刻锦纹，以主纹饰遍全器的做法，是乾隆以来清代中期雕漆的新风格之一。盒底正中刀刻填金“落花流水，碧海龙腾，四季宫盒，冬梅之意”楷书款。从落款方式上看，应为乾隆时期官廷雕漆的风格。
雷峰塔文物馆
再往东，是浙江西湖美术馆，我没有进去，折回来到了西边的雷峰塔文物馆。展厅中间是雷峰塔塔基部分的模型，旁边有雷峰塔地宫、铁舍利函、藏经砖等的介绍。一楼展厅从雷峰塔考古发掘、雷峰塔遗址现状、雷峰塔石刻佛经等方面加以展示和介绍。
在通往二楼的楼梯间墙上，挂着好多佛传故事浮雕画，有“胁下降生”“二龙灌浴”“调伏醉象”“步步生莲”“初转法轮”等。二楼展厅中展出了一些文物，这件编号为51的是五代吴越国的银阿育王塔，它是2000年雷峰塔遗址天宫出土的，通高33.5厘米，基座边长12厘米，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画面，四角各有1只金翅鸟。塔身四角的山花蕉叶，捶揲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16幅佛传故事画面。塔刹由刹杆、五重相轮和顶部的摩尼宝珠等构成。紧挨着的52号也是阿育王塔，它是2001年雷峰塔遗址地宫出土的，通高36厘米，底座边长12厘米。塔身方形，每面镂刻佛本生故事画面。这两座塔可称为“姊妹塔”，其形制、装饰题材、质地均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内有金制容器，即“金棺”，存放当年钱俶供奉的“佛螺髻发”舍利；天宫的阿育王塔内悬挂4厘米高的葫芦状金瓶，内含舍利。
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雷峰塔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位于天宫、地宫的两座纯银阿育王塔。出土时，地宫的阿育王塔完好如同新造，天宫的阿育王塔因雷峰塔倒塌时受挤压，严重变形，塔里的“舍利金瓶”也被压扁，所幸基本部件没有缺失，被浙江省博物馆保管起来。后经修复，得以还原千年前旧貌。纯银材质的阿育王塔全国仅此两座。
53号是一件五代吴越国的鹦鹉纹鎏金银腰带，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通长68厘米，重475克。一套十三件，出土时排列有序，銙的正面饰一至两只展翅飞翔的鹦鹉，以珍珠作地纹，背面焊接三至五个银钉，嵌入皮革内。带扣由可活动的扣环、扣针以及一端用银钉固定的两片扣身组成，扣身的反面浅刻“弟子陈承裕敬舍身上要带入宝塔内”十五字。以腰带敬献佛祖，足见施者陈承裕的虔诚之心。54号是“千秋万岁”铭鎏金银垫，直径25.4厘米、厚0.05厘米、重98.5克。圆形，为镂空薄片状。正中镂刻一枚“千秋万岁”圆形方孔钱，以联珠纹分成内外两圈，外圈装饰六只展翅飞翔的鸿雁，周边铺陈枝蔓缠绕的忍冬纹；内圈装饰两对顾盼传情的鸳鸯，四周镂刻池莲。图案布局井然有序，显现出一派鸟语花香、祥和温馨的氛围。
55号是鎏金铜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通高68厘米。佛像高肉髻，螺发，眉目修长，双耳垂肩。颈部饰三道蚕纹。身穿双领下垂袈裟，下摆披覆莲座，内着僧祇支。帛带于胸前打结。左手抚膝，右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莲座下有盘龙柱和双层须弥座、方床。盘龙绕柱而上，托举莲花座，柱嵌插在须弥座上。须弥座每层侧面各开两个火焰式壶门。方床正面、侧面亦开壶门。镂空火焰纹大背光，头光为圆轮状。龙在佛教中是护持佛法的天龙八部之一，静谧的佛、张扬的龙、升腾的烈焰，三者的精妙结合组成了一件艺术佳作。
56号是玉善财童子立像。高8.6厘米，竖插于“九山八海”题材的方形底座上。该像以青白玉雕琢而成，整体为片状圆雕，局部为镂空透雕，细部为阴线勾勒。童子大鼻小嘴，环耳，身着广袖宽衣，手腕刻划缠臂金，腰间系带，双手托于腰间，站立在飘浮的如意云头之上，形象地表现了善财童子为求正果，跋山涉水遍访名师的不寻常经历。57号是“千秋万岁”铭鎏金银盒，2001年雷峰塔地宫出土，高13.7厘米、口径20.7厘米、重823克。由盒盖与盒身扣合而成，器表通体鎏金，两侧外壁衔环，盖面以一对衔草飞翔凤凰为主体，周边錾刻细密的缠枝牡丹花，四面等距分布“千秋万岁”四个楷字。银盒将“百鸟之王”的凤凰与“百花之王”的牡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四周刻“千秋万岁”吉祥语，是繁荣昌盛、幸福美满的象征。
此外，还有瑞兽铭带线刻铜镜、双鸾葵花镜、素面小铜镜、“开元通宝”铜钱、石罗汉头像、小石塔、铜毗沙门天王像、铜佛坐像、鎏金铜观音菩萨立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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