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外最堪夸，王道平平不少斜。
点缀两边好风景，绿杨垂柳马缨花。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1909年
民国三年六月，北京建城以来的第一个市政管理机构京都市政公所正式成立。不过，公所初创时的头等大事只有一件：如何拆掉四九城的城墙。
北京城的格局是“内九外七皇城四”，或者叫做“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圆圈”，皇城雄踞内城正中，高墙环绕，且皇家禁地，平民不得接近，东城的人要去西城，就得从大清门外的棋盘街或是地安门北的皇城根绕行，一袋烟工夫的路程，愣是能走半天，为此还衍生出一个怪现象：东西城的人虽然相距咫尺，但口音并不同。
清末以来，北京人口急剧增长，城内拥挤不堪，臭水横流，遍地垃圾，不过城中百姓不以为怪，甚至隐隐还有一丝自豪，毕竟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只有少数开眼看世界的明白人认识到封闭的城墙阻碍城市发展，洋人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租界，从来不盖围墙、不设藩篱，结果物畅其流、人称其便，繁华热闹胜于旧城百倍，所以颇有一股声音呼吁效仿西方，改城为市。
八国联军祸乱京师的时候，强行扒掉永定门西侧的一段城墙，铺设铁轨，将京津铁路的终点从城外的马家堡延伸到天坛（后来又修建了前门火车站），这是北京拆城之始，对于洋人破坏公物的行为，北京南郊乡民居然赞不绝口，因为发现进城不那么挤了，而且不用受那城门盘查的鸟气。
民国成立的第一年，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推平上海县城垣，北京城的管理者也跃跃欲试，颇想撸起袖子开创一番新气象，不过，堂堂帝都怎能和上海这个僻处东南的三线小县城相提并论，城墙要拆，但不能大拆。
话说皇城内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因位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故得名长安街，此处原本是闲人免进的大内禁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市政公所扒掉中华门（明朝叫大明门，清朝叫大清门）内的几段宫墙，锯掉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高高的门槛，将长安街改造为东西干道。
市政公所还打通了紫禁城神武门外的东西大道。
北京交通的老大难问题是正阳门，也就是前门。
前门在内九门中规模最大，号称国门。前门外是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城门脚下聚集着无数引车卖浆的流动摊贩，瓮城内有观音庙、关帝庙各一座，京汉铁路与京奉铁路交汇于此，城楼外盖起了两座火车站，如此庞大的人流量只靠城门门洞通行，端的是摩肩擦踵、人肉相叠，足以和今日北京的地铁早高峰一战。
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正阳门改造计划：拆掉瓮城与东西月墙，在两侧城墙再开两个门修筑马路。
方案一公布，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前门一带的商贩大为不满，他们首先鼓动京师总商会上书北洋政府抗议，然后在报纸上大打舆论战，添油加醋地传播一种论调，说是正阳门一动就会有祸事，第一次遇到了八国联军，第二次遇到了京军哗变，这次才开始提议拆墙，就发生了张家口兵变。
这些捕风捉影的说法让京师人心惶惶。大总统袁世凯尚未坐稳宝座，不愿节外生枝，下令停工。
大栅栏的商户自以为得志，哪知半年后，袁世凯忽然雷厉风行地重启工程，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工程异乎寻常地顺利，不仅商户们乖乖搬迁，连美国使馆在前门附近拥有的一片操场也主动让出用于修路。
原来，袁世凯起了当皇帝的小心思，而正阳门是清朝的国门，符合他“除旧布新”的心理需求。
正阳门改造完成后，瓮城不复存在，新开门洞两座，新辟马路两条，道路之外又增设了些绿地、喷泉之类景观——这让正在游历中国的瑞典学者喜仁龙嗤之以鼻，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国古建筑被平淡无奇的西洋城市风街景取代，喜仁龙心情复杂，酸溜溜地写道：
“那些有幸能看到当初带有瓮城、瓮城门和瓮城场地的前门原貌的人，看到如此多的古建筑被大规模拆毁，无不感到痛惜，但他们也承认，原有状况无论是从卫生或是交通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容忍的。”
朱启钤乘胜追击，雄心勃勃地制定“京都环城铁路”计划，铁轨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所以要在瓮城上开洞，谁知工程方图省事，直接将朝阳门和东直门的瓮城夷为平地。
朱启钤原本还计划将内城西南琉璃厂一带的城墙开通，这一带人烟辐辏、商铺如林，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奈何高墙阻隔，淘个古玩字画啥的还得绕道宣武门或前门，很不方便。
可惜，这一计划尚未施行便胎死腹中，袁世凯称帝梦碎去世，朱启钤作为“帝制祸首”之一黯然下台，此后，北洋政府动荡不堪，朱启钤的计划遂被束之高阁。
十年间，北京城的主人如走马灯般变换，1926年，冯玉祥率国民军占领北京，任命心腹大将鹿钟麟为京畿警备司令，这鹿钟麟虽然是个赳赳武夫，却颇想在市政上有所作为，偶然翻阅旧档案，读到开城门计划，他大声叫好，立即下令拆城墙。
冯玉祥为新开挖的门洞取了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和平门”。
一晃又是多年，北京变成了北平，抗战时期，北平落入敌手，两个日本人佐藤俊久与山崎桂不知何故对千年古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废寝忘食地捣鼓出一份厚厚的《北平都市计划大纲》（这居然是北京历史上的首个城市规划），按照他们的设想，北京城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改建太费劲，最好的办法就是另起炉灶，具体而言就是在西郊五棵松开发居住区，在东郊开发工业区。
为了连接东西两个“新市区”，有必要将长安街延伸到城外，于是在东西城墙各开两个豁口，命名为“启明门”与“长安门”，不得不说，这名字颇有中国韵味，不过起名者是日本人就是原罪，于是抗战胜利后，北平政府顺应民意，取和平建国与民族复兴的含义，分别改名为“建国门”与“复兴门”。
1952年5月，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北京图书馆门前巍然耸立着一座大牌楼，俗称“三座门”，每个门洞只能容一辆车子进出。当日，一部汽车拐弯驶向“三座门”时，对面一辆车赫然飞驰而来，慌乱之下，汽车重重地撞在门垛上，司机重伤，送医后不治身亡。
这件看似平常的事件迅速引爆了一个话题：需不需要拆掉北京的旧城墙和牌楼？
北京市政府认为很有必要，并迅速出台了方案：拆掉朝阳门和阜成门城楼与瓮城，东四、西四、历代帝王庙等处的牌楼一并拆除，这样，整条长安大街将畅通无阻，成为真正的康庄大道。
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其实，民国三十余年已经断断续续地拆了很多城墙，加上疏于维修，坍塌倾圮者比比皆是，不过城楼大多保存，虽然破破烂烂的，若是略加整修，也不难恢复昔日燕京的风采。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个文化人，梁思成觉得双方应该有共同语言，他苦口婆心地劝道：城门、牌楼是北京的独特景观，北京城的风格是历史形成的。保护好古文化建筑，城市才能保持美丽。再说，交通问题可以用建环岛等方式解决，不一定要破旧立新嘛。
吴晗不耐烦了，他可是连十三陵都想拆的人，没等梁思成说完，便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思成啊，你太保守了。将来北京城发展起来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也就成了鸡笼、鸟舍，哪有什么观赏价值？
尖酸刻薄的语气让梁思成情绪崩溃，当场老泪纵横。
数日后，郑振铎邀集若干文化界名人聚会，吴晗和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均在座。席间，不知哪个没眼力见的提到拆城楼的话题，郑振铎唏嘘道：推土机一动，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就要寿终正寝咯。
林徽因忽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指着吴晗的鼻子，厉声道：你们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就算将来恢复了，也是假古董，不是真古董了！
林徽因已经罹患肺病，心情又极激动，所以嗓音全无平时的圆润，显得十分虚弱，吴晗不愿与病人冲突，只得尴尬地陪着笑，一言不发（后来林徽因病情加重，于1955年仙逝）。
总理亲自出面做梁思成的工作，梁思成很固执，痛心疾首地说：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一拆，以后再也看不到夕阳斜照、西山余晖的美景了。
总理微笑着回了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劳动人民更喜欢欣赏烟囱而不是落日，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终究不以梁思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随着牌楼的一个个消失，他痛哭了几次，引得心胸豪迈的领袖戏言说城门打洞，居然有人哭鼻子（小布尔乔亚就是矫情）。
1957年，梁思成再次发表意见说：东直门城楼不能再拆了，这是现存唯一的明朝楠木建筑，价值连城。民国时，有个日本工匠看到这个建筑，宁愿自掏腰包做维护……
这些陈词滥调自然没人爱听，东直门城楼毫无意外地被拆，梁思成怔怔地在东直门下坐了一个礼拜，默然无语……
如今的北京城，只剩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等寥寥几处遗址，它们落寞的身影蜷缩在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中，诉说着昔日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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