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这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驾崩。
太子朱常洛在次月的八月一日正式继位,年号泰昌,是为明光宗。
然则,令人震惊的是,三十天以后的九月初一日,在位仅仅三十天的泰昌帝朱常洛,突然驾崩。
而朱常洛的死因,成为明朝末年的一宗宫廷疑案,对明朝政局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据记载,当时病重的朱常洛是吃了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的两粒“红药丸”后,第二天早晨突然驾崩的。
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浆,再加上红铅、秋石、人乳、辰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所以,明朝很多大臣认为,朱常洛的死,内中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是有人以“红丸弑君”。
他们便把矛头指向有嫌疑的万历宠妃郑贵妃家族、首辅方从哲、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生以及直接献上红药丸的鸿胪寺官员李可灼。
由此,这件疑案一直被明朝的百官上书议论折腾,直到四年后的明熹宗天启四年才告一段落。
由于这件疑案是由“红药丸”导致明光宗驾崩引起,史书便称这件案子为“红丸案”。
“红丸案”与此前的“梃击案”以及与红丸案几乎同时发生的“移宫案”,并称明末三案,在明朝朝廷里引起过轩然大波,对明朝末年的政局和党争产生过巨大影响。
那么,红丸案的真相到底如何?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其中到底有没有“弑君”的阴谋?诸位听我快快道来。
明神宗万历九年的冬天,万历皇帝朱朱翊钧去慈宁宫给自己的母亲李太后请安,在慈宁宫,他看上了宫里一个王姓宫女,一时兴起,将其临幸。
十个月后,万历十年的八月,这个王姓宫女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
由于万历皇帝的皇后一直没有生子,所以万历皇帝没有嫡子,无嫡立长,则皇长子朱常洛应被立为太子。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喜欢朱常洛,因为他嫌弃朱常洛的母亲是个宫女,所以一直没有立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郑贵妃给万历生了皇三子朱常洵,郑贵妃因此被加封为皇贵妃,她恃宠而骄,想让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甚至在床笫之间逼迫万历皇帝立下誓言。
但是明朝的文武百官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因为这件事,万历皇帝和文武百官争执了十几年,史称争国本。
最后李太后下场支持皇长子朱常洛,万历皇帝才最终屈服。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万历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驾崩。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继位。
令人没想到的是,朱常洛刚继位十天,就开始患病。
八月十日,朱常洛身体微恙,召见太医诊病。
八月十三日,朱常洛带病来到午门,接见了文武百官。
八月十四日,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私自给朱常洛进药,其中包括大黄。
大黄在中医上是一种泻药,这导致朱常洛一天拉肚子三四十次。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生病的人。
八月二十一日,朱常洛病重。此时朱常洛已经“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没两天朱常洛就病卧在床,下不来床了。
八月二十三日,朱常洛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召见了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内阁大学士和其他官员共十三人,其中包括官职很低本没资格被召见的给事中杨涟,朱常洛的皇长子朱由校也被叫来。
这些人包括内阁首辅方从哲、次辅刘一燝、内阁大学士韩爌,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缵,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御史顾慥等。
八月二十九日,朱常洛感觉大限已至,病入膏肓,再次在乾清宫病榻上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官员。
在这次召见中,发生了三件事儿。
一,朱常洛问首辅方从哲皇陵修好没有,方从哲以为朱常洛在问先皇万历帝的皇陵,便据实回答了,谁知道朱常洛说,我问的是我的皇陵。
方从哲等官员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只能跪下说点安慰的话,比如高呼“圣寿无疆”。
之后朱常洛便开始托孤,他说要立皇长子朱由校为太子,希望这些大臣把朱由校培养成尧舜一样的圣主,这一年朱由校十六岁。
二、朱常洛最宠爱的妃子是李选侍,也住在乾清宫里,她为了能争权夺势,当上太后,便把皇长子朱由校带在身边。
朱常洛在病榻上说,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带着朱由校在闱帘后面听到了,不满意,把皇长子朱由校一把推了出来,要朱由校说是封皇后。
朱由校的生母并不是李选侍,而是王选侍,曾经遭到李选侍迫害,最终病死,现在他又被李选侍挟持,所以朱由校后来很害怕李选侍。
三、朱常洛托孤完以后,问首辅方从哲,先前有个鸿胪寺官员要进献“红药丸”的在哪里?于是派太监把要进献“红丸药”的鸿胪寺卿李可灼传进乾清宫。
然后李可灼就进献了一颗他自制的红丸药,同时在乾清宫里现场鼓捣药,朱常洛便服用了一颗。
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趋和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明史纪事本末》
朱常洛吃了李可灼进献的红药丸后,似乎感觉身体好了一些,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大臣欢呼雀跃,放心地退出了乾清宫。
于是到了这天的中午时分,朱常洛再次召见李可灼,令其再次献上红药丸,所以朱常洛又服用了一颗红药丸。
结果,到第二天,九月一日(这年八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五鼓,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朱常洛突然就驾崩了。
由于泰昌帝朱常洛从继位到驾崩,正好当了三十天皇帝,历史上便称他为“一月皇帝”。
这就是红丸案的大体经过,但是事情并没完。
泰昌帝朱常洛突然驾崩以后,文武百官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一开始有人说是“庸医杀人”,后来有人越想越多,甚至说这是弑君。
然后满朝文武议论纷纷,有很多官员,特别是言官,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御史等,开始给太子上疏,直接指出其中的疑点。
等太子朱由校继位,这件事仍然没有平息。
言官们首先把矛头指向给朱常洛进献红药丸的鸿胪寺丞李可灼,和给朱常洛吃泻药大黄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崔文升此时管理着药膳房。
他们认为,朱常洛本来没有大病,是崔文升先给朱常洛用了泻药,导致朱常洛病情加重,李可灼又给朱常洛进献红药丸,导致朱常洛最终突然驾崩的。
比如给事中杨涟作为托孤大臣就问了,崔文升不过是管理药膳房的司礼监太监,又不是御医,他有什么资格私自给皇帝进献药物,还在里面加了大黄这种猛药?如果这里面没有阴谋,谁信呢?
杨涟又问了,这红丸药是什么东西?是丹砂等等制成的东西,是有害的,作为首辅的方从哲,不但不阻止李可灼进献,还把李可灼要进献这种毒药的消息告诉皇帝。
而泰昌皇帝死后,内阁首辅方从哲以皇帝的名义,奖赏了这两个人,当有言官攻击这两个人的时候,方从哲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庇护。
于是言官们比如左光斗、邹龙标,还有一些在场的托孤大臣,比如杨涟,周嘉谟等人,便又把矛头指向了首辅方从哲。
这些言官和大臣,很多都经历过五年前的梃击案,当时方从哲就是首辅大臣,于是他们认为方从哲跟梃击案背后的主谋、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有关,于是又把矛头指向了郑贵妃。
于是,很多大臣们认为,红丸案是一场弑君的阴谋,即便没有弑君之名,至少也有弑君之实,毕竟一个月前身体健康的泰昌帝,吃红药丸给吃死了。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讲梃击案,因为言官和大臣们把这两个案子牵扯在一起,认为都是针对朱常洛的。
前面咱们说过国本之争,郑贵妃最终以失败告终,朱常洛被立为太子。
问题是郑贵妃并不甘心,她仍然抱着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后来又因此生出了“梃击案”。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的黄昏,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欲刺杀太子,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该男子。
经过审问,张差供出幕后的主使者是郑贵妃宫里的两个太监,以及郑贵妃的哥哥、国舅郑国泰,于是文武百官交章论疏,要求严惩幕后黑手,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郑贵妃。
攻击郑贵妃最激烈的,就包括官职比较低的给事中杨涟,就是由于这次事件,当上太子的朱常洛对杨涟产生好感,让本没资格的杨涟成为托孤大臣之一。
万历皇帝有意庇护郑贵妃,便让郑贵妃去向太子朱常洛求情,朱常洛因不得父皇宠爱,面对父亲要庇护郑贵妃这种局面,也只能选择原谅。
文武百官担心郑贵妃恃宠而骄,继续操作陷害太子,万历皇帝最终会更换太子,他们便更加猛烈地向万历皇帝呈上奏章,奏疏像雪花一样飞进大内。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二十多年没上朝的万历皇帝,不得不带着太子朱常洛接见了文武百官,假装父慈子孝,将张差和两个太监判死,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但是在万历皇帝的庇护下,还是放过了郑贵妃和郑国泰。
梃击案暂时告一段落,问题是文武百官已经洞悉郑贵妃的权力欲望。
而经过梃击案,郑贵妃臣服,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终于稳固。
然后有人循着梃击案,一直到红丸案,发现了这其中有着很多暗中的联系。
比如,梃击案后,郑贵妃向太子朱常洛屈服,还给朱常洛献上金银珠宝和八名美女,他们认为郑贵妃没安好心。朱常洛继位的时候,脉搏很雄健,结果半个月后就病入膏肓,有人认为是这些美女让朱常洛身体垮掉了。
比如,给朱常洛私自进药,还加了猛药大黄,导致朱常洛一晚上拉三四十次肚子的司礼监太监崔文升,原本是郑贵妃宫里的贴身太监。有人就怀疑,崔文升给朱常洛下猛药,是不是郑贵妃授意的。
又比如,梃击案时,内阁首辅方从哲就刻意地庇护郑贵妃和国舅郑国泰,现在他又庇护崔文升和李可灼,那么,方从哲会不会跟郑贵妃私下里有什么勾结。
然后,有人又发现,与红丸案同时发生的“移宫案”的主谋李选侍,似乎跟郑贵妃也有勾连,说是郑贵妃给朱常洛进献的八名美女之一,就是李选侍。
林林总总,很多人就抓住了这两个案子都是针对泰昌帝朱常洛的,便把这些事儿全都联系在了一起。
这件事就一直闹腾,当然,他们主要集中在首辅方从哲身上,比如给事中惠世扬就上了一道奏疏给刚即位的天启帝,说方从哲有三当诛杀的罪名等等。
这个时候,疑点被一部分人揭示,不仅言官参与进来,连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督察院都御史等六部九卿都参与进来了,共有几十名官员连续上疏弹劾方从哲。
他们一致的要求是,杀了崔文升李可灼等人。
一直闹到四年后的天启四年,这件事才算有了一个结果。
当时议定,李可灼被定罪发配边疆,而崔文升则被贬到了南京。方从哲没有被治罪。
1625,天启五年,魏忠贤辑录“梃击”、“红丸”、“移宫”三件事编成《三朝要典》以倾轧正直的人,于是免去了李可灼的戍边之罚,任命崔文升督导漕运。
这件事儿,直到崇祯帝继位后,清除阉党及其余孽之时,曾又一次被翻了出来。
红丸案最大的疑点就是,崔文升和李可灼他们进药,到底是不是有意的?
如果不是有意的,那就是“庸医杀人”,如果是有意的,那自然是“弑君”。
根据我看了好几种各种不同的史料和当时朝廷大臣的奏疏,我倾向于是庸医杀人。
因为,明光宗朱常洛死前数次召见了好多位大臣,包括内阁首辅,还有东林党的杨涟等人,他们是知道崔文升进药的,而李可灼进献红丸药的时候,更是有十几名大臣就在当场,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有意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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