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手拍〕老北京城的筋骨血脉——走街串巷话胡同（八十二）
北京核心区藏着的小胡同
前细瓦厂胡同（3）
一座“莲花山下院”博济庵
引出旧京胡同多庙宇的话题

在前细瓦厂胡同，这条临近天安门广场周边核心区域的地界儿，还隐藏着一座“莲花山下院”的博济庵旧址。它位于胡同的中部，现门牌是17号。
说到“庵”，那一定是佛家女弟子的修行场所。不过据说它最早曾是座道观，始建于明代，名长生观。清道光年间重建，民国十五年重修过一次。原庵内有殿房二十六间，并设有木释迦佛等佛家造像。下院，即大的寺院的下属庙宇，不过这处下院到底是哪座寺院的下院，现已不详。
清末民国时期，博济庵的香火很旺，经常向灾民、流民施舍粥食。这是一座二进的院子，院落并不大，现已改为民居，院内住户讲，这里是属于佛教协会的房产。但经过历史的洗礼，这座昔日的寺庙如果没有门头遗留的题字，已很难看出它往日的样貌，只是在大门的门楣处嵌着一块石雕匾额，题字“莲花山下院博济庵”，人们才能相信这确实是一座庙宇遗址。在题字的左侧，是题字人的落款：吴佩孚。
吴佩孚，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国革命军一级上将，曾亮相《时代》杂志封面。据说吴信奉佛教，尤其是晚年的吴佩孚，钟情佛教，常常喜欢披着袈裟，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但为何是他给博济庵题字，其中的历史背景还不得而知。
有文章指，吴佩孚的题字与道人冯继贵有关。相传山东人冯继贵，17岁在济南进玄帝庙，皈依道家全真华山派门内，道号“冯礼贵”，因其曾为吴佩孚手下多名将士治愈了疾病，为此吴佩孚拨款重修并题写了庵名。这篇文中还指出，后因女眷在内以修道来避难，成为一座尼姑庵。
问题来了，一位道士为何请吴佩孚为一座佛教的庵题写庵名？女眷修道避难，是道姑，咋就成尼姑庵了？这就引申出博济庵到底是道教的观还是佛教的庵的问题。从名称上说是庵无疑，即尼姑庵，老百姓有时叫姑子庙，是不是吴佩孚钟情于佛教，出资把道姑的观改为了尼姑的庵了。
这只是猜测，从现如今留下的吴佩孚为博济庵题写匾额的落款“丙子”年上可知这事发生在1936年。
其实“观”改“寺”的事还发生过多起。西海南沿的普济寺历史上曾经为道观，民囯时期就改为了佛寺。
北京的胡同中像博济庵这种寺庙还有许多，特别是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据市社科规划办“1949年以来北京城区寺观变迁研究”统计，至1951年的古寺观档案记录，城区寺观仍有846所。而清代《乾隆京城全图》，标有1400条胡同，寺庙有1300余座，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寺庙。
今天，北京城区中的寺庙保存的已经不多了，寺庙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也显得很遥远。但是在历史上，北京的寺庙其实和胡同及平民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首先是由寺庙的密度和数量来决定的。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宗教民俗学学者鞠熙的梳理，自1750年至1950年这两百年间，在北京内城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曾经存在过1500座寺庙。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站在当时北京内城的任意一点上，距离自己差不多150米的地方就会有一座庙。一条常见的300到500米的胡同里，平均要有两三座庙。
美国学者韩书瑞在《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认为，北京的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外人投诉、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北京构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终有助于形成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共同认同的“北京市民”身份。
可惜，曾经的1500座寺观大部分已荡然无存了，存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图1-5 莲花山下院博济庵影像）
（图6-9 前细瓦厂胡同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