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是史学大家，连毛泽东也称其为“国宝”。他在米粮库胡同居住期间，与胡适做了五年的邻居。这位1913年来京，在北京生活了58年的大学校长，在京一共换过八处住所，都是租赁的房屋，没有半间个人房产。直至落户北京兴化寺街5号（公租房），才从此安定下来，并在此整整住了32年。
陈垣
1959年，陈垣以79岁的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赢得史学界八十多位专家学者联名致贺。
陈垣一生共有三段婚姻，育有儿女11个，特别是在他晚年时刻更是四世同堂，家族兴旺，在外人看来幸福美满。但“大师”晚年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却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陈垣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内心情感也很少外露，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他的夫妻生活并不融洽。陈垣的前两任妻子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只有第三位妻子徐蕙龄是自由恋爱；他们在广州光华医学校，既是校友，又是师生。1913年，陈垣就任众议员，定居北京，徐蕙龄也一同前往，夫妻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两人的感情出了问题，1948年，徐蕙龄与陈垣分居，独自搬至毛家湾居住。以后，由陈垣和徐蕙龄共同的儿子陈容接到天津，直至1966年去世。
据陈垣的孙媳妇曾庆瑛撰文回忆：“陈垣在家经常吃不上一口热饭，只得从辅仁女校（住房后街很近）买面包，涂上点黄油，就是一顿。陈和徐所生的子女，长大后都没有留在身边。大女儿在广州教书，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到美国留学。陈垣整天忙于教学，著书立说，生活上不会自己料理，他去上课时，扣子掉了，袖口开线了，都没有人钉一下，有时学生们看不过去，也会帮帮忙。徐蕙龄后来精神有些不正常，弄得陈垣也很烦恼。”
上世纪40年代末，陈垣在给外孙罗永昌的复信中说：“你知道久不复你信的缘故否？因你每次来信，都有三个刺眼的字，常常惹起此间家庭的不快，所以以见到你的来信，不敢拆，即焚毁。你系好意，但系累人，请以后信里不可提及这三个字。不告你，你永远不明白，忍不住，乃告你。”曾庆瑛说：“罗永昌是陈垣的长女陈桂辛之子，当时在香港，'三个刺眼的字’，应该是'外祖母’，指陈垣的结发妻邓照圆。'惹起此间家庭不快’，应指徐蕙龄之不快。看来外孙的信，使陈垣先生处于两难之地。”
这就是“国宝”大师陈垣的心结，也是他面对学生们难以倾诉的，更是大师深埋在心中的隐痛。不难想象，陈垣的11个儿女，系三位母亲所生；有儿媳、有女婿、有孙子孙女、还有外孙外孙女，以及曾孙等，陈垣都要不分内外，不分彼此，关怀备至，实在不是一件清静之事。致使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也是情之所至。
当然，在陈垣人生最后20年的工作和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陈垣的助手、校长办公室秘书刘乃和。
启功、陈垣、刘乃和（从左至右）
刘乃和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之后又考取陈垣的研究生。1947年毕业之后留校任助教，并开始担任陈垣先生的助手，直至1971年陈垣逝世，当时刘乃和已经53岁，依旧未婚。也就是说，刘乃和自研究生毕业之日起，便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与陈垣大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当时北师大党委决定刘乃和兼顾陈垣先生的生活。同时，又为他配备了一名公务员，一名专职男护士。此外，还有陈垣自费请来的两位抄书先生，以及做饭的保姆袁姐。应该说“大师”晚年的工作和生活，在后勤保障上绝对到位。直至“文革”开始前，陈垣的生活安定，心情舒畅，衣食无忧。陈垣能以91岁高龄辞世，与当时国家及个人的“后勤保障”密不可分。
曾庆瑛在《陈垣和家人》一书中写道：“1998年，刘乃和以八十高龄病逝。她的去世，也带走了与陈垣先生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为永远的秘密了。”曾庆瑛还说道：“可以说，陈垣先生是位好父亲、好祖父，在学校里是位好老师、好校长”。
不难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要想把这几个“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陈垣与刘乃和
据陈志超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每逢“五一”、“国庆”等节日，陈垣能否在公众场合中“亮相”，是标志着一个人有没有被打倒，有没有问题的一项政治待遇。陈垣为了让亲朋好友宽心，他还是尽可能地出席这些集会。尽管每次外出，换衣换裤，非常麻烦，他小便经常失禁，还要事先采取些特别措施。他的行动已极不方便，到时总要由两三个人一起将座椅带人费力地抬至门口上车。
有一年参加国宴，陈智超护送祖父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再由工作人员用轮椅推至宴会厅。陈智超一直等在大会堂门口，看祖父一出来，赶忙跑过去接他回到家，发现陈垣已浑身是汗，衣服全湿透了。1970年的国庆节，陈垣上天安门观礼台是孙女陈韶陪同照顾，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庆观礼。
陈垣在“文革”开始后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冲击，也同周恩来保护有关。另一封写给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康生在“文革”前曾向陈垣请教过一些有关历史和文物的问题，算是有点交往。陈智超的妻子曾庆瑛亲自将信件送到了中南海。几天后，周恩来派军代表来到北师大，交代将刘乃和调回陈垣身边照顾他。
陈志超回忆说，陈垣平日生活极其简朴，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他在北京生活了大半生，没有买过房子，都是租房或住学校提供的宿舍。他的积蓄主要是用来购买书籍和文物。他买书主要以做学问为主，史部书籍齐全，大型丛书不少，宗教史书籍较多，包括大藏经和道藏。文物主要是学者的书画、信札和手稿。
“文革”开始，陈垣先生已是86岁高龄，环境和身体状况都不容许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他认为自己最后的报国之道，就是把他一生珍藏的书籍、文物以及积蓄全部献给国家，并一再表达了这种愿望。
陈志超回忆说：“祖父于1971年6月21日病逝于北，终年91岁。我们家属遵照老人的遗愿，将他的全部藏书、文物以及4万元稿费交出。藏书和大部分文物由北师大接收，整整拉了4大卡车，1972年，北图善本部又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意见，从我们手里收存了祖父的主要手稿。”
有学者指出：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陈垣活得不像个真正的人。或者说，不是莎士比亚所称颂的那种人，这也是人生的无奈和环境的使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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