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1951年），字伯涵，号静云。他是道光帝之孙，醇亲王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载湉异母弟，宣统帝溥仪生父，清末宣统年间的监国摄政王。
大清朝只有两个监国摄政王，这是仅次于当朝皇帝的职位。第一个是大清入关时的多尔衮，第二个就是载沣。他八岁世袭醇亲王爵，十八岁拒绝跪拜德皇威廉二世，二十五岁担任监国摄政王、代理陆海军大元帅，三年后被迫辞职，清朝灭亡。
他曾力阻儿子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拒绝投靠日本人。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只说“胡闹”。解放后，载沣将醇亲王府贡献给人民政府以作公用，于1951年病故于北京。
（接尾声部分）
十二 重回醇亲王府
醇亲王府为清代规模较大的一座宅子，曾先后作为纳兰明珠、永瑆的宅邸。1872年，醇亲王奕譞成为宅子的主人，1890年，载沣世袭罔替，成为宅子的新主人。
醇亲王府分中、东、西三路院落，分别由多个四合院组成，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中路的三座建筑是主体，一是大殿，二是后殿，三是延楼；东路是家祠、佛堂等；西路是王府的生活起居处所，前文提到的“宝翰堂”（大书房）坐落于此；府邸西边是座花园。
府邸现归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所有；1982年，醇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对外开放。
1.六十寿诞 初见日籍儿媳
1939年秋天，几经波折，载沣回到阔别十年的醇亲王府。曾经富丽堂皇、人气旺盛的王府，如今一片萧条。
重回昔日府邸，载沣仅仅带着几十个仆人和家丁，诺大家族也只剩下六口。他没有搬回原先居住的王府正宅，而是入住花园西侧的益寿堂和畅襟斋。
载沣还保持着旧时的习惯。清晨的热茶是必备品，每天子女们的请安也必不可少。随后，载沣便开始读书、写日记、看报纸、察看当天的信件。
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又三番五次地动员载沣去长春，态度异常谦恭，说北京很危险，而长春大大地安全！溥仪也多次催促老爸北上，载沣的决心已定，谁来也没用，一一婉拒。
1942年正月初五，是载沣六十大寿。他平时不爱热闹，对排场应酬毫无兴趣。每年生日，最多就是与前来行礼的子侄辈寒暄几句，全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溥仪惦记着父亲的大寿，本人不便前往，便派溥杰和其日籍夫人嵯峨浩作为代表来祝寿。载沣的七弟载涛平素喜欢热闹，在他的一再劝说之下，载沣也只好顺着亲人的心意。
溥杰1935年9月，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长春，担任“帝宫”外围的警卫任务。1937年，与日本皇族嵯峨浩结成“亲善婚姻”。二人婚姻比较圆满，育有两女。
溥杰与嵯峨浩
溥杰夫妇受到王府极为隆重地欢迎，他们刚一迈进正门（原本住在花园，特意从正门迎接），全府的仆人行三跪九叩大礼，嵯峨浩被引导着穿过一重又一重的门庭、院落、廊桥和亭榭，甚感震撼。
载沣在畅襟斋接见这位异国儿媳。嵯峨浩按前清礼节向公公屈膝，行了一跪三叩拜见之礼，献上精心准备的寿礼和亲笔所写的祝寿词。载沣看到儿媳性情温顺，知书达理，礼数周到，十分喜欢，让仆人把祝寿词挂在墙上，供客人欣赏。
嵯峨浩自传
中午吃饭时， 二女儿韫龢夫妇也赶了回来。载洵、载涛的家人，也悉数到场。亲人们寒暄中表达着渴望许久的亲情。桌上放着各种西式小吃，热菜用明清瓷器和纯银器皿装盛，食物精美可口，异常丰盛。晚宴，又邀请了一些亲朋故交，场面宏大，非常热闹。
溥杰和二女儿送了四份寿礼，在日本的三女儿、四女儿、五女儿夫妇各自托人送来四件寿礼。王府祝寿礼从来都是四件，取“四平八稳”或“四季平安”之意。其中最令载沣欣赏的寿礼是四女婿赵琪璠所书的一副对联，“云鹤翩翩寿最高，苍松韧韧福绵长”。
三女儿
祝寿典礼也搞得很有排场。寿堂设在花园正殿“畅襟斋”的外屋，正中挂着老寿星的画像。寿堂里、走廊上以及院子天棚里，挂满了亲友们赠送的寿联。
载涛与北京梨园界关系甚笃，请来马连良、孟小冬等名角在花园小戏台唱了堂会。大鼓、相声等节目也必不可少。载沣全家五六十口人，一起围坐在戏台下观看。载沣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对演出非常满意，精神也因此好了很多。
名伶（先嫁梅兰芳 离婚后成杜月笙五姨太）
2. 侧福晋邓佳氏病逝
人生往往福祸无常，六十大寿的喜庆刚过去不久，邓佳氏的病体日渐沉重。家里请来了协和医院的好几位名医，都无济于事。7月初，邓佳氏病危。四女儿韫娴、五女儿韫馨特地从日本赶回北平，总算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侧福晋邓佳氏的去世给载沣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邓佳氏生于1897年，1913年嫁入王府。由于父亲在满族中地位低下，在等级森严的王府中，溥仪和溥杰从来不向她请安，也不称呼她。
六女和七女
每当邓佳氏的母亲和哥哥来王府探望，不能在王府随便走动，只能去她的住处，见了王府的阿哥和格格们还要向奴才一样，毕恭毕敬地请安。
直到生下两个儿子，才被已经退位的“宣统皇帝”册封为侧福晋，赏赐一套凤冠霞帔，算是有了正式名分。
邓佳氏是个要强的人，没有公主病。她进府后认真学习汉字，还学会了记账。王府经济每况愈下及流亡天津时，内外事务都靠她一手操办。载沣曾开玩笑称她为“账房太太”。在乱世之中，邓佳氏的这种精打细算获得很多人的赞誉。
邓佳氏脾气急躁，说一不二，在王府内令人敬畏，与生性温和宽厚的载沣明显不同。
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让两人有了很多相同的爱好。譬如他们都喜欢看报和读小说，都爱听京剧。邓佳氏还喜欢画牡丹。在送给子女的扇面上，邓佳氏一一画上了或白或红的牡丹，让载沣的生活多了一些色彩和活力。
邓佳氏死去大半年，载沣的心情始终没有调整过来，这时的他更加孤独寂寞，由于腿疾越来越离不开轮椅了。
载沣与女儿们（长女已逝）
直到1943年5月，四儿媳生下了王府的第一个长孙金毓嶂（奕、载、溥、毓等辈），载沣花甲之年得偿所愿，终于脸上重新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哎！世间的事总是福祸相依呀！看来，悲喜交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另外解释一下：爱新的满语意思就是“黄金”，此后，许多后代以此为姓！
3. 解放前的黎明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驻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宣告覆亡。
此时，溥仪、溥杰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四个妹妹也断了联系（其实，溥仪、溥杰在准备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囚禁在远东监狱）。
载沣非常担心子女的安全，每天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他为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的命运担忧（幸亏三个小的一直在身边）。
深秋时节，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带着孩子逃亡途中，被国民政府逮捕，准备押送到上海审判。经过北京时，她被允许到醇亲王府探亲。
载沣感慨万端，一个劲儿地问：“皇上、溥杰、皇后怎么样了？”嵯峨浩不忍说出坏消息，只好宽慰公公，说分开时都活得好好的。嵯峨浩后来历经波折，回到了日本。
不久，二女儿韫龢带着四个孩子从东北逃回北平，三女儿韫颖也带着三个儿女辗转归来，载沣稍感安慰。
三女韫颖与孩子
国民党接收北平后，不断有人到王府打听房屋是否租赁售卖，国民党特务甚至住进了王府的正房，还时常去花园光顾。
好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载沣远房侄孙女婿，这才让载沣的处境有所改善。
1947年春，四子溥任在报上看到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学校房屋，一律不得强行借占的消息。便与载沣商量，利用王府的空房建一所学校。
晚年溥任
载沣决定把东院空房腾出来做校舍。溥任一边向市教育局办理登记手续，一边请人打制教学桌椅。这时，国民党后勤部队要求把东院改成国民党伤兵医院。溥任拿出教育局批文，官兵们才悻悻而去。
9月1日，私立竞业小学开学。载沣以金静云的名字担任董事长，溥任则用金友之的名字担任校长。学校共聘请三名教师，开设两个教学班。醇亲王府不时传来的琅琅书声，让载沣深感快乐和欣慰。
翌年夏，他们又办起了竞业初级职业学校，两所学校加在一起，声势壮大不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校学生人数已达二百多人。
学期末考试成绩排前三的学生，学校还免收学杂费。如果学生的家庭生活存在困难，由家长写信说明状况，学校也酌情减免学杂费。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给王府带来了朝气，也保全了家族的祖业。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十三 解放迎来新生
1948年底，载沣从儿女们口中得知，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那时候，平津战役正处紧张状态，载沣让家人们都搬进西侧花园的益寿堂，以便彼此有个照应。
一家人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黑暗前的黎明。共产党一直被国民党妖魔化，似乎共产党总在杀富济贫，天生是权贵和贵族们的克星。
此时，一封传单送到竞业小学，上面写着解放军的“城市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大家各安岗位，无须惊扰。载沣紧张的心情有了些许轻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开进北平城。载沣每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尽可能地了解相关资讯。2月3日，载沣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
自解放军围城起，他就没有出过王府的大门。这一次，载沣雇了一辆洋车，特意在鼓楼大街到地安门大街转了一圈。他看到一张张兴奋的笑脸，听到学生们的激昂歌声，到处是建设者们奋发的口号。
这趟“京城游”非常快乐，让载沣对新政权有了真切认知，再加上收音机里的人人平等，不分尊卑贵贱的宣传，他的第一项变革，就是向家人废除了沿袭几十年的请安礼节。
小女儿韫欢积极投身新时代，尽心尽力地参加新中国建设，还结识了一个从解放区派到北京参加接管的年轻干部。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日多，渐生情愫。
自由恋爱可是王府的新鲜事，载沣开始还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观念。但架不住女儿的解释和哀求，终于同意了婚事。一年后的1950年，韫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载沣派溥任作为代表参加，表达了衷心的祝福，这可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以前，皇家和贵族子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由皇帝或家长包办的。
七女韫欢（后改名金志坚）
北平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各大部委急需房屋作为办公地点，1949年秋，一位身着干部服的同志进入王府花园，开门见山地跟溥任讲，现在部属的“国立高级工业学校”需要购置房产作校舍，问询是否愿意出售王府。溥任听完后不敢自作主张，回答要与父亲商量再定。
载沣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下决心把王府出售。这中间既有对时局变化的无奈，也有在时代变革中的顺势而为。载沣作为新社会的一分子，内心里也想为国家发展做些贡献。同时王府原有仆人大量离去，也空闲出大批房子。
几天以后，溥任代表载沣把醇亲王府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价钱为九十万斤小米。载沣和儿女们商定，将售房款的一半留给他自己另购住房，另一半由八个子女平分（溥仪三岁继位时已过继出去），让他们到外面买房或是租房住。
中年载沣
十四 晚年病逝于北京
载沣的新家在东城魏家胡同46号，这是一套三进院子，共有四十多间房。全部现代装修，很实用也很雅致。迁入魏家胡同后，载沣以金静云的名义，将不少文物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包括：大清实录一百一十二函、大清会典八十二函、金石拓片两包、大理石插屏一件、大铜炉一件等。1949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收到载沣捐赠的文物，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专程复函表示谢意。
1950年夏，这所房子又被政务院收归，载沣搬至离魏家胡同不远的利溥营11号居住。
就在这一年的8月，溥仪、溥杰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
载沣晚年疾病缠身，也很想与家人团聚，享受温馨的家庭之乐。身边只有四子溥任夫妇照顾，其它女儿们也抽空前来看望问候，七弟载涛也常来陪他聊天解闷。
1951年2月3日，载沣因多年老病感染风寒而病故，终年68岁。溥任和六个女儿都在身边。溥仪和溥杰仍在关押改造，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载沣被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丧事由溥任和载涛出面料理。载涛是位礼仪专家，对前清典制尤为精通，与北京“红白口”行业也有一些交情，皇妃谭玉玲的葬礼便是由他一手承办。
当时的北京处在社会转型期，丧事新礼仪已经实行，只能停灵七天。在请示有关部门后，同意载涛提出的停灵二十一天的请求。
按照旧礼，王府办理丧事要请僧道等大办道场，为亡人做些身后功德，最后的大清摄政王载沣的丧事简化了这些仪式。只是头七之日请本庙僧众念了半天经，后来又请了一棚喇嘛经，一棚本庙的禅经，做了一些功德。
载沣出殡及下葬也简化了许多，这次只以一辆载重汽车拉运，扣上一卷扎制的黄罩，然后，两班杠夫以32杠轮流抬棺，应了黄杠大换班的旧典。
最后，载沣的灵柩换成了16人的“软杠”，下到已修好的马道。打头的杠头跪着指挥王爷下葬的整个仪式。在当时的境况下，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吸引了很多百姓前去观看。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载沣性情敦厚，下野后看清形势，很少过问政治，平静生活，但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终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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