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挂牌”与“喊牌”——妓院有一间老板及领家娘的休息室。室内备有一块水牌（木质漆以桐油，画上红线格），与各行商户水牌相同。红线格内写着本院妓女花名。另有花名小竹牌或小木牌，记载接客次数，以便结算当日收入。如某妓女当晚留有住客，即将该妓女花名牌挂在外出格内。嫖客携妓出院要征得老板同意，事先支付费用，由伙计高喊“××姑娘屋××爷赏盘儿钱××块（元）”，八元可喊成一百元。这种喊牌，一半是喊给院中其他嫖客听的；一半是喊给其他妓女听的。
“赶早”与“开铺”——三等以下的妓院，特别是柳树井街南莲花河、四圣庙、黄花苑等处，除夜间接客外，每天清早和下午均接客。清早的称为“赶早”，费用为住局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下午的称为“开铺”。由此可见，低等妓院的妓女被残忍地蹂躏到何等地步。有些妓女偶尔得罪了嫖客，嫖客少了，就会遭到老板鸨母的白眼，甚至挨打挨骂。鸨母为了惩罚她们，将院内所有拆洗等苦活儿都派给她们干，有时数九寒天还让她们在院子里用冷水洗床单被褥，手足冻裂也没人管，形同奴役。更有甚者，鸨母还指定接不到客的妓女为伙计陪宿。这种情况亦多发生在三等下处。
由于妓院的公开设立，性病流行。当局为了全市在院妓女的性病预防和治疗，成立了北京妓女检治所，地点在宜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路北。该所对前外以西一二三等和莲花河，四圣庙、黄花苑三等下处的在册妓女制定了分批、分期检查制度，对染病轻微者，规定按时服药；对病重者，则发给妓院一张禁止留客的通知，由妓院贴在妓女室内门后墙壁上，告诉嫖客不要到那里去“住局”或“开铺”。但老板通过行贿送礼，检治所可以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在娼妓制度合法存在的旧社会，检治所不过是个摆设，它根本不可能消除性病。
妓女的旧宿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能平安度过一生的较少，命运可悲者为多。少数妓女结识了知心客，可以由嫖客出资赎身从良。但鸨母索价甚昂，从良不易。多数妓女由于年龄的变化，由一等降为二等，由二等降为三等，年长日久染上各种疾病，又无力诊治，病重时只有呻吟病榻，无人过问，最后悲惨地死去。
由于妓女多在中年即以病魔缠身而死亡，致使同院妓女有同病相怜之感。每逢清明和七月十五日前后，多有妓女乘人力车赴江南城隍庙或陶然亭一带丛葬处，哭奠已故同院姐妹。《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注，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一节，妓院中多去焚纸哭奠。”其痛哭之声，包含着对自已身世的悲哀，惨不堪闻。
旧北京除了公开的妓院外，还有大量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妓院，俗称“半掩门”和“暗门子”。
在天桥以西福长街三、四、五条路北有临街十余户，都是矮小的灰平房，屋内数米之地，半间屋子半间炕，没有特别设备，形同贫民窟。这些户是当地管界明知不管的半明半暗无照无税的“半掩门”。卖淫妇女年岁多在四十开外。她们平日下午站在门口拉客。这类临街“半掩门”是旧社会以卖淫为生的最悲惨的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暗门子”，多是小四合院，大门外无任何标志，与居民户同。逛“暗门子”的客人，一是相互介绍而来，二是通过“拉猴的”（也称拉皮条纤的）领来。室内也备有烟茶瓜子水果之类，还可为客备餐。如是熟客，也可约朋友前来日夜打牌(“暗门”主抽赌头)。“暗门”费用并无规定，客人随意付给，但不低于一、二等妓院。此类“暗门”主或与当地警宪部门勾结，或与帮会势力联系，当地治安部门明知也不追究。
刚解放时，解放军为了限制嫖客们的行为，就在被捕嫖客的身份证等证件上盖“嫖客查讫”的印章，并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
当时有一个故事，一位50多岁的老头去逛窑子，去的时候没有带证件，被民警发现了，民警直接就在他的衣领两边盖上了红戳，后来在窑子里只要有人说盖戳子的人了！就会吓得嫖客提起裤子跑路。还有一次，民警们抓到了一位带着枪的嫖客，此人还自称是傅作义的手下军官，当时公安分局不敢轻举妄动就将此人连人带枪送到了傅作义公馆，经过公馆查询并无此人，这样公安局才将此人按规矩查办。
经过治安局前期的铺垫，当时的北平政府决定对本市的妓院实行“一锅端”政策，一举解决这个问题。北平市组建了关闭妓院总指挥部，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总指挥。1949年11月21日，在北平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时任市长聂荣臻当即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当晚9时起，在全市进行了查抄、封闭妓院的行动，共封闭一二三等妓院237户，收容妓女1268人。这一行动，标志着千百年来罪恶的娼妓制度在新中国被砸碎，使受压迫受蹂躏的妇女姐妹获得了新生。
继北京封闭妓院后，上海、天津、南京、石家庄、郑州、兰州等各大中城市先后采取措施封闭妓院，并成立教养院或工厂，帮助妓女转行就业。卖淫在全国被取缔。
第二天，妓院重新挂牌，新身份是“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门口，公安战士头戴钢盔，持枪肃立。
院中，一派紧张忙碌，搬床搭铺、拉粮运菜，在这儿，妓女们将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他们的新身份是：学员。
工作的第一步，是取得学员信任。女干部们不仅苦口婆心讲政策，还掏出真心对待她们，病了的，端汤送药，关怀备至；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接到教养院，让他们住在一起。长期被剥削，被凌辱，麻木的心终于被温暖感化，学员们的心不再躁动，生活学习逐渐走上正轨。
情绪稳定了，为学员们检查和治疗性病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11月28日，医疗队陆续进入教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性病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料，阵势一摆开，首先吓坏了学员们，强烈的自卑，让她们的心理，早已和正常人迥异。
情绪又开始波动，有人已经在煽风点火：“自古以来哪朝哪代都有妓院，不信到共产党这儿就能断喽！瞧，查上病了吧？那就是看谁不能接客了，先领出去做苦工！”
军心动摇了，学员们各种不配合，捂紧衣服坚称自己没病。听说要抽血化验，有的学员吓得浑身颤抖：“要是抽了我的血去卖，我可活不了了……”
医生们束手无策，干部们决心扭转战局。在学员大会上，干部们恩威并重，耐心讲解性病对身体的危害。联想到姐妹们中，有烂鼻子烂耳朵的，有腿肿走不了道的，还有个小产的，6个月的婴儿全身被梅毒侵蚀。思想一活动，紧绷的心弦渐渐松弛，从欺骗怀疑，到信任感激，学员们终于心甘情愿走到医生面前。
全面检查的结果，触目惊心，患病率高达98%以上，其中，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孩子。针对这些情况，市委下了决心，尽最大努力治病救人，能治愈的一定治愈，不能治愈的，确保不再传染。为了保证疗效，还增加拨款，用于购置贵重药品。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战争负担依然很重，政府却下大力气，全力拯救，纵是石人，也会动容。
有学员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害病，有谁理呀，席子一夹就给拉到天坛根底下埋了，现在可明白了，共产党绝没有坏心眼！”
身体健康了，生活规律了，政治课、文化课提上日程。教养院还专门开了“控诉会”，让妓女们纷纷说出被剥削的经历，并在会上控诉老鸨的恶行。有第一个人勇敢站出来，后面的妓女群情激奋，也渐渐放下成见，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而那些欺压女性的老鸨们，情节严重的都被判处了死刑。妓女们这才发现，共产党真的是为她们好。她们从此洗心革面，认真接受了教养所的改造。
灵魂之门打开了，短短一个月时间，她们脱胎换骨判若两人。学文化，学技术，对新生活，她们充满渴望。学到一技之长后，在社会各界关心下，学员们一批一批离开教养院，走向亲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各条战线。抗美援朝爆发后，还有改造的妓女成了志愿军，有的后来入了团，有的后来入了党，还有的成了劳动模范，她们都有了“光明的未来”。
历经半年时间，“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完成了特定使命。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旧社会毒瘤逐渐铲除。成功改造妓女，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国外妇女代表团相继来访问，她们的评价不约而同：“这是一个奇迹！”
除此之外，娼妓中存在的疾病更是叫政府头疼的一件事情。《1950年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中指出：
“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的检查后发现，1303名学员中，有96.6%都患有性病，只有44个人没有病。”同时在上海的检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数据：94%的学员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其中还有不少人患有心脏病和肺结核。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病情如此复杂的病患，对新中国的医疗体系也是一项考验。
当时治疗她们的疾病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而新中国刚成立，盘尼西林特别稀有，年产量也只有几百克。在建国前夕盘尼西林更是与黄金、美元一同作为投资品的。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国政府硬是勒紧裤腰带，进口了13000多只盘尼西林（大多为40亿单位量）用于治疗全国的娼妓，加上其他的一些药物，共花费了1亿多元。当时上海市长陈毅表示：“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
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花费和治疗，这些娼妓的疾病才得以治愈。但是医病简单医人难，当时她们的身体虽然健康了，心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旧社会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里，很多妓女深受这些思想的毒害，打心底里瞧不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她们看见这些人一个个身着大褂，穿的不男不女，就时常嘲讽地说道：“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教养所的管理干部们听后，马上就回怼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顿时叫这些虚荣的妓女拉不下脸来。
后续为了解决这些妓女的心理问题以及安顿问题，全国的教养所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强制劳动改造，每天叫她们白天去修操场、抬石头，结果习惯了夜生活的这些人，白天状态十分低迷，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种体力劳动，抵触情绪十分激烈。后来经过干部们的变通，考虑到她们的爱好和身体素质情况，便叫她们自行选择劳动方式，可以从事纺织也可以继续从事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她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生产了不少袜子、衣服、毛线等纺织物，后来她们生产的产品被命名为了“新生牌”，销往了全国各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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