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联盟：西山会议派与沪上“二大”
许崇智这个马大哈做梦也不会想到，“刺廖”案有一天竟会落到自己头上。而幕后策划者，正是他的好兄弟蒋介石。
一夜之间，许公馆门口的护兵突然换成了黄埔学生。许打电话询问蒋三弟，蒋表示现在粤军中出了乱子，有些人不可靠，恐加害总司令，所以弟亲自部署了公馆防卫，请二哥放心。许崇智放下电话，还真就挺放心。
直到接连数日，平时车水马龙的许公馆鬼都不上门，许司令才后知后觉自己似乎被软禁了，于是打电话急调驻东莞、增城一带的许济、莫雄两师进城护驾。然而许、莫二人手里并没有任何具备军事效力的命令文件，擅自调动部队进省城视同兵变，被刚刚受任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下令缴械并逮捕。
许司令的这波神操作成功使自己下场领盒饭，被他的好三弟派兵一路护送到上海租界做了寓公，从此消失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许崇智的悲剧即源自于此，身居高位却没有争权夺利之心，如坐危楼必受其害。而其出身名门，起点太高，前半生可谓顺风顺水，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阴暗面接触比较少，对人心缺少戒备，从而在重大斗争中表现得过于天真。
许在粤军中喜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管理层都搞成了相亲相爱一家人，只知有家规而不知有党纪军法，杀人放火罚酒三杯，看似铁板一块。一旦外部势力介入政治清算，家人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枪毙都没有冤假错案，许焉能不落马？
而对于义结金兰的三弟蒋介石，许崇智明显属于看多了《三国演义》入戏太深，哪里晓得如今这世道，小弟也可以拿刀捅大哥。
许去职后，建国粤军被迅速肢解。其精锐与黄埔学生军合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亲任军长，一部划入李福荣闽军，余部在北伐前编成第四军。
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左派领袖汪精卫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终于登上个人事业的顶峰。然而汪似乎又不是最大的赢家，汪的盟友蒋介石，在“一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却在“二大”上直接当选为中执委员、中常委员、中政会员、军委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其跨度之大堪比三级跳远，即使位列党魁的汪精卫亦黯然失色。国民党自此进入汪、蒋联合执政的双雄时代，亦进入一个政治声望和军事实力急速膨胀的黄金时代。
在权力结构上，“二大”增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以代替“一大”上确立的部分总理职权，中央政治会议变更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政治咨询机构的职能不变，“中政会”对“中常会”和“中执委”负责。然而在实际执行中，设立“中常会”后的“中执委”不再召集日常会议，并因“中政会”和“中常会”成员名单基本重叠，从而使国民党在法理上形成一种高度集权的委员会制，这种高效简洁的决策制度，为国民党即将开始的北伐奠定了优良的政治基础。
“二大”作为国民党历史上最“左”的一次大会，简直可称作一次布尔什维克的盛会。在出席大会的25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多达150余人，会议选出的80名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15名。大会秘书长是共产党人吴玉章；大会资格审查四人委员会中，有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三名共产党员；而在会议报告环节，国民党中央党部的14项报告中，有8项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26个省市和海外党部报告中，有9个的报告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最为关键的决定“二大”人事任命和权力结构的中央组织部所提交之报告，其专项审查委员会16人中竟有10人是共产党。
可以说，是共产党人齐心协力把汪、蒋二人推上了权力巅峰。相较于老态龙钟、一盘散沙的国民党，中共组织严密，其意志贯彻高度统一，协助他们打击党内反对派时如臂使指。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毕竟和他们有着政治理念和路线上的分歧，假使这股力量将来站到了对立面，亦使他们深感不安。
“二大”是一次胜利的大会，是对廖仲恺遇刺最好的回击。所有政治刺杀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这一点上，国民党右派显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疑为幕后主使的胡汉民，被迫请辞中执委员和中政会员职务，远遁异国他乡。就胡汉民本人来说，“二大”召开之前，他仍有胜算击败汪精卫，就算惜败，依旧稳坐党内二把手的位置，并能利用派系影响力对汪氏造成钳制，无论如何不至于败落到这般境地。
若按照谁受益最多谁嫌疑最大的原理，推断汪、蒋二人为“刺廖”主谋，似乎又完全解释不通。汪精卫最大的本钱就是汪、廖联盟，并且汪一介清流，无权无兵，杀只鸡都做不到，逞论杀廖？而蒋介石的上位虽说是“刺廖”前后最大的变数，但蒋的本钱都是从二哥许崇智手上拿到的，与廖无关。
许崇智在“刺廖”案期间，看热闹不嫌事大，终于溅了一身血。但许氏之败，源于治军不严，御下无方，在粤军中早已埋下祸根，只不过被蒋三弟顺水推舟，巧妙利用而已。
准确地说，汪、蒋二人非常完美地利用“刺廖”一案，成功把先总理遗留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彻底洗牌。这一切都源自于朱卓文丢失的那支配枪，顺藤摸瓜牵出了胡毅生和梁鸿楷，再牵扯到胡汉民和许崇智身上，真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蚍蜉撼倒了大树。
就朱卓文本人来说，在香山县被滇军追得抱头鼠窜，连县长大印都丢了，丢失一支配枪也不算稀奇。然而他还有心情跑到香港去喝早茶，正赶在“刺廖”案的节骨眼上，成功把黄泥巴弄到了自己的裤裆里。案子太大，朱躲在香港又不敢回来自证清白，无形之中更坐实了嫌疑。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二大”结束之后，已经没有人再关心“刺廖”案真凶究竟是谁？因为所有被汪、蒋认定成凶手或嫌犯的人，非死即逃，整个右派几乎全部退出权力核心。
这些脱离广州的失意者心里委屈，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先总理灵柩处哭坟，随着哭坟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大家就干脆于民国十四年底，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一次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主要将矛头指向汪精卫和鲍罗廷，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中执委员职务，解雇鲍罗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并将中央党部迁至上海，史称“西山会议派”。
广州“二大”之后，“西山会议派”不甘示弱，紧接着在上海召开“二大”与广州对抗，并致函极力邀请胡汉民归沪主持大计。但胡汉民始终未肯承认涉及“刺廖”案，更不愿再背负分裂中央的罪名，遂通电拥护汪精卫和广州中央。沪上“二大”少了主角，戏唱不下去，成了一群失势官僚和失意政客的聚会，注定难成气候。但经此巨变，国民党左右两派彻底割裂，甚至开始秉承截然不同的政治纲领和目标，此时距先总理逝世刚好一周年整。
但是失意者联盟的政治诉求里，却丝毫未有涉及广州新贵蒋介石，甚至连许崇智本人也公开表示，蒋是受了汪和鲍的蒙蔽。难道是“西山会议派”未卜先知？此中伏笔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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