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丨大运河畔的电厂风云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提到通州，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漕运。但说到通州的电业发展曾对北京公共交通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那就是被京城老百姓称为“铛铛(diangdiang)车”的有轨电车。近百年前它行驶所用的电力，就是由通州发电厂专门供给的。如今，阔别北京近50年的有轨电车，2009年1月在前门大街重新亮相，被京城老百姓称为“最年轻的古董”。
笔者收藏了一本老相册，里面部分老照片是相册主人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通州发电厂实习期间留下的老影像。正是这些老照片引发了一次通州发电厂的探寻之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北京建成永定门至马家堡的有轨电车。自此，大清朝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在北京诞生。但在次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马家堡车站因其西洋建筑风格被焚毁。
民国初年，北京交通仍以人力车和兽力车为主。而北京的人口迅猛增至130万人。人力车和兽力车无法满足交通量日益增长的需要，市内交通亟待发展。
为了修筑浦口通商口岸和北京市政建设，北洋政府在民国二年（1913年），与法国在北京设立营业局的中法实业银行签订了“五厘金币实业借款合同”及附件一，借款额为一亿五千万法郎。1914年续订合同附件中写有兴建“北京电车一项，应用中法实业借款建筑”的条款。但合同上另附有涉嫌侵犯的条款，如北京有轨电车经营权由法国独家经营。法国独家经营的条款，遭到当时北京官僚资本阶层的群起反对。经多次交涉，改为官商合办。
民国年间的铛铛车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为争夺霸权无暇东顾，北洋政府兴办有轨电车一事暂告搁浅。直至1921年5月9日，由北洋政府代表、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与法方代表赛利尔·白乐吉依据“五厘金币实业借款合同”和两件附合同，正式订立“北京电车合同”。议定北京电车公司股本定额为华币400万元，官商各半，政府认购一半为官股，由法国贷款项中提用。商股每股100元，采用记名的形式，由市民认购。据当时记载，商股认购者有数百人。依照中国商律，组成了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初称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后称北京电车股份公司）。
公司为董事制。由政府委派官股董事6人，商股董事5人，共11人组成董事会。第一任董事长是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王世珍。董事会下设工程、营业、会计三大处，各处正处长或副处长其中之一必是法国人。董事们除去出席会议和到公司领取车马费外，实际操控权均在法国人手里。
1921年6月30日，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会，开始筹划兴建有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运行，最直接的就是电力供应问题。因此，建立自备发电厂成为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
北京近畿水量缺乏，如果就地掘井取水，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很难持久。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发电厂建在河旁，责成公司工程处负责发电厂的选址工作。
大棚村位于通州城中心东南5.6公里处，东濒北运河南连小圣庙村，明代成村。相传早年小圣庙村叫小神庙村，村中庙里供奉着河神骑着独眼龙的神像，以镇水怪。小神庙村北、紧邻北运河客运码头建有一座关帝庙。庙僧在门外路旁搭建一座蓆棚施舍茶水，以供过往的船工客商、乡绅村民打尖儿歇脚。久之，关帝庙周围聚落成村，故名茶棚，又称茶棚关帝庙。1913年改称大棚村。
枯水期时的通州大棚村附近的运河景象——大棚村是大运河北端的客运码头，图中左上部分是临河的大棚村，村中那座较高庑殿顶的房屋就是关帝庙，庙中供奉武圣关羽。右上部位的大烟囱就是通州发电厂的标志。（照片来自通州区图书馆藏老照片集《流光旧影认通州》）
1922年8月，发电厂选址工作开始。火力发电的基本原理是水在锅炉中被加热成蒸汽，通过蒸汽管道进入汽轮机。由于蒸汽不断膨胀，高速流动中推动汽轮机叶片转动，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因而用水量极大。
工程处勘察人员先后赴北京西郊永定河、东郊北运河勘察地势、考察水文水质。经过北京一东一西两大河流的勘察结果对比来看，勘察人员认为永定河水流过急，涨落差大，在河旁建厂会有无法预估的危险。且永定河水中含泥砂杂质较多，不适于发电用水。而北运河则不同，不仅水量丰富水流平稳，且水质清纯少有杂质，同时当地政府正在疏浚附近河流入北运河，会使水量更旺，因而更适用于在河旁建厂发电。
经过勘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复磋商论证，认为将发电厂建在北运河旁是较为理想和适宜的选择。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在通州北运河西岸、大棚村村北，征地150亩建设发电厂。
发电厂于1922年10月开始动工兴建，历尽艰辛困难障碍重重，前后长达6年之久。
发电厂的各项工程由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他们独断专行，对中方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不予考虑和采纳。面对此种情况，北京电车股份公司董事孟玉双、刘一峰等人邀请中国技术专家华南圭先生对厂址进行考察。华先生当即对在河边建厂提出异议，认为北方雨季来临时河水会迅速暴涨，冲毁厂房设备。为确保安全起见，建议厂房的建设要远离河道，避免洪水的冲袭。但法方以厂房离河较远等为由，坚持仍在河畔修建厂房。
果然像华南圭先生预料的那样，1924年夏季，北京地区连降大雨，北运河河水陡涨，使已经建成的水泵房蓄水池等被悉数冲毁，不仅造成发电厂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耽误了建设工期。
建厂初始，为了运输所需机件材料之便，发电厂从通州火车东站铺设一条1.5公里的铁路专用线，但遭到北运河河务局及发电厂周边村民的反对，造成施工停滞。河务局反对的理由是：发电厂在铺设轨道时“小树皆被压坏”。村民反对是因为“锅炉一旦炸裂，发电厂周围十里以内村庄城池均有覆没之虞”。通州先后两次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反对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在通州建设发电厂。
此后，在京兆尹公署的反复斡旋调解下，北京电车股份公司发电厂与北运河河务局及市民达成和议，发电厂始得复工。
此外，军阀混战造成时局动荡，导致发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难以如期运到，也拖延了发电厂的建设时间。1926年2月战祸至，发电厂成了前沿阵地。战斗最激烈时，厂内的烟囱成为炮火袭击的目标。幸好发电厂的厂房和机器设备没有损坏，但战争使发电厂的建设工期再次被拖延。
1928年通州发电厂室内的发电机组。当年军阀混战，战事就发生在发电厂工地周边，因此工期一再延误。
5月之后，虽然东郊战火渐息，但周边地方的战事仍在继续。由于发电厂成为战区，战壕就在厂前，发电厂工程建设所需石子、沙子、水泥、耐火砖等材料无法运到。发电厂的设备器材均依进口，发电机购自瑞士，锅炉购自英国，电器设备购自德国。由于这些进口器材设备迟迟不能按期运到，使得工程进展缓慢。直至1927年9月，通州发电厂才告竣工。1928年3月20日，通州发电厂正式发电。
1922年10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动工兴建。1924年12月，北京有轨电车运行。在此期间，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有轨电车行车用电，购用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电力。1924年11月30日，双方签订了互供电力合同，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未开机发电前或开机发电后需要电力时，由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供给。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开机发电后，多余电力售予京师华商电灯公司。
1928年3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开始发电，电力除供应北京市内有轨电车用电外，余电售给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孙河抽水场及双桥地区。
拍摄于 1928 年的老照片是重修蓄水池并且加固北运河大堤后的情景
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18年，由华人张子佩、林季武筹集华商股本9万银元，从美国西尼电气公司购进75千瓦蒸汽机带动的直流发电机1台，同年竣工发电营业。当时，在通州城内建有12条供电线路，供电用户有政府机关、外国教堂、西海子仓库、医院、学校、小工商业户以及通州城内少数居民。初期，只有几百盏电灯，逐渐发展到几千盏。收支平衡后，经营年年有红利。
1922年以后，通州地区工商业发展较快，出现电力供应不足，时有停电，用户反映强烈。1928年3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发电，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与发电厂订立购电合同，解决通州电源不足问题。1930年，通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75千瓦发电机组停运，设备封存。至此，通州地区用电全部由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供给。
从1928年开始，通州发电厂平均每月向通州城内供电55000度，仅为发电总量的1/10，以后逐年有所增加。通州城内利用通州发电厂供电之便，发展了自动电话、自来水以及加工业。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无论是发电设备，还是厂房规模，当时都是较为先进的。
七七事变之后通州沦陷，日寇妄图强行接管发电厂，但是遭到中法股东的一致反对，提出如果要接管发电厂，必须用现金收买全部股票。但日寇并不甘心，在物价飞涨期间，却不许增加电车票价，企图搞垮电车公司，以霸占发电厂。
1944年前后，因日寇疯狂掠夺搞所谓的“强化治安”，造成市场萧条，乘车人锐减。发电厂职工收入，随电车公司经营情况变动，因而发电厂连年出现赤字。
工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粉碎了日寇的阴谋。抗战胜利后，法国股东退出了全部股金，北京电车股份公司通州发电厂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经营。
1944年，冀东抗日武装频繁活动。抗战胜利后，北运河以东乡村成为日间国民党、夜间共产党的两面政权。同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冀东第十四分区指示在发电厂的地下党员张士恩在厂内开展工作。1945年底，张士恩秘密发展五名地下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在发电厂的群众掩护下，不仅未暴露身份，还取得了厂工会副主席的职位，以为工友争取福利等公开形式，做了争取、组织群众的大量工作。
1948年，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布置地下党组织绘制了详细的北京电车公司的情报（左），右图为通州发电厂的布防图
1948年冬，通州解放前夕，发电厂又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国民党13军进驻发电厂，四周增设鹿砦，在大棚村等处构筑碉堡，埋设大量地雷。为保护发电厂不被敌人破坏，工人们在以张士恩为首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护厂，决定全厂工人一律入厂住宿，提出“誓与电厂共存亡”的豪迈口号。在工人们的严密监视下，国民党一直未敢轻举妄动。通州解放时，发电厂的地下党组织迎接十四分区长城部对发电厂的全面接管等工作。1949年以前，通州发电厂地下党员已有十人。1950年通州发电厂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电车公司通州发电厂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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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崇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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