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外，子思留下了另一部著作是《孝经》。不过《孝经》的作者是否是子思，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旧说《孝经》是孔子所作。唐玄宗《孝经序》记云：“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北宋邢昺《孝经注疏序》说：“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孔子述作，垂范将来”。但这种说法至南宋时遭到怀疑，认为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孝经》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是曾参之徒子思所作。检阅《孝经》，通篇由孔子与曾参的对话构成，系孔子为曾参讲述孝道之记录，出于曾参弟子子思之手是很正常的。《孝经》共十八章，大多数章节开头都是“子曰”，未注明“子曰”的也可视为孔子的话（“子曰”承前省略）。可以这么看，《孝经》内容的作者是孔子，《孝经》的记述者是子思。
按照唐玄宗《孝经序》的说法，《孝经》自孔子“没而微言绝”，后“泯绝于秦”，而“滥觞于汉”。汉代有今文、古文《孝经》两种版本。《孝经》不仅在汉代重新发现，称“经”亦自汉代始。它在这个时代与《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并列，被奉为“七经”，于是注本始出。汉代著名的注本是郑玄为今文《孝经》所作的注，和孔安国为古文《孝经》所作的传。此后又有多种注本。不过，在唐玄宗看来，“传之者皆糟粕之余”。因此，他融合今、古文两家版本和注释，亲自重为注解，命元行冲作疏，颁行天下。自此，郑、孔两家之注逐渐消亡。入宋，太宗以草书两次书写《孝经》，大加倡导。邢昺以唐玄宗之注为依据，以元行冲之疏为基础重新作疏。南宋将唐玄宗注、邢昺疏的十八章《孝经》本列为儒家十三经。明初，太祖奉《孝经》为“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清顺治帝、圣祖和世宗均亲自注解《孝经》，孝道在汉代及唐以后受到统治者的大力奖倡。
“孝”是一种处理家庭关系的伦理原则。由《大学》《中庸》的论述可知，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齐家的“孝”道就显得格外重要。孔子很重视“孝”的培养和践行。《论语》中，孔子论及“孝”的有十多处。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对父母的“孝”，不仅体现在能养护父母（“能养”），关心父母的身体安康，“唯其疾之忧”，而且包括精神上的尊敬，认为这是人与其他动物对待父母的根本区别。这种尊敬，体现为对父母之命“无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体现为“父母在，不远游”；体现为善待父母的生死，“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体现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死之后长期谨遵父亲的教诲。“孝”讲的是对父母、长辈的爱，它是走向仁爱、忠君的原点。“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有人问孔子为什么长期不从政。孔子回答说：行孝与从政不是分开的，而是一体的。孝就是最大的政治，行孝就是最高的从政，没有什么行为比行孝称得上是“为政”的了。《中庸》中，孔子论“孝”是修身之道：“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也是治国之道：“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于是“孝”成为连接“齐家”与“治国”的关键。一部《孝经》，集中剖析、阐释的就是这个问题。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同时又是“君臣之义也”（《孝经·圣智章》）。
《孝经》具体是怎么阐释这个问题的呢？
一 从“天道”论证“孝道”的神圣性
周代思想界的特征是“人”的觉醒、对“人”的地位的重视。这有两大口号，一是《周书·泰誓》提出的“惟人（为）万物之灵”，二是《孝经》提出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论述的“孝”正是这样一种“人道”。为了要求人们无条件加以遵守，《孝经》将“孝”道对象化为“天道”。这个“天”，既指自然，也指神灵。《孝经·三才章》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因而，“孝”也是“民之行也”。守“孝”是“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圣治章》指出：“孝”是人的最大的德行：“人之行，莫大于孝。”对长辈的“孝”，集中体现在尊父方面：“孝莫大于严父。”尊父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将父亲的亡灵配祀天帝：“严父莫大于配天。”对父母的敬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因而培养孝道并不是难事。“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子女对父母亲的敬爱，在年幼相依父母亲膝下时就产生了。待到逐渐长大成人，则一天比一天懂得了对父母亲尊严的爱敬。圣人就是依据这种子女对父母尊敬的天性，教导人们对父母孝敬；又因为子女对父母天生的亲情，教导他们仁爱的道理。圣人的教化之所以不必严厉推行就可以成功，圣人对国家的管理不必施以严厉的方式就可以治理好，是因为他们因循的是孝道这一天生的自然的根本天性。孝道是顺应天性的，尽孝与事奉天地神明是相通的，可获得神明庇佑的。《感应章》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祖先）也。宗庙致敬（祭祖），鬼神著矣。”要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道”是亘古以来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鬼神相通并得到其庇佑的“天道”，因而具有神圣性、权威性。而其具体内涵，则是反映人伦规范的“人道”。如《三才章》云：“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圣治章》云：“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清晰地指出了儒家“仁爱”在处理“爱人”与“爱我”关系上的特殊态度。《论语》记载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孟子本此，亦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有人据此以为儒家的“仁爱”就是一味抛弃“爱我”的“爱人”。其实不然。孔子还说过：“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引孔子语） “亲亲”，前一个“亲”字指亲爱，后一个“亲”字指父母双亲。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仁爱的对象是人，应当将爱父母亲放在第一位。当时墨家之流主张超越自我一味兼爱，孟子认为这样会导致“无父”的结果：“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因而加以反对。但是反过来，如果像当时流行的杨朱学派那样，一味“爱我”，不讲“爱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不是可以呢？也不可以。因为不讲对他人的爱，最终会导致“无君”的结果。儒家的“仁爱”就是“爱我”与“爱人”、“孝父”与“忠君”的统一。它从“爱我”出发，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亲继而爱人”的境界，并以“不忍人之心”，行爱民惠民的“不忍人之政”，使天下鳏寡孤独等无依无靠的人皆有所养。《孝经》主张“爱其亲而爱他人”的“德”与“敬其亲而敬他人”的“礼”，就体现了儒家“仁学”的这个特质。孟子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孟子批评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从孔子“爱人”与“亲亲”的统一，到孟子“兼爱”与“为我”的统一，《孝经》的“爱其亲而爱他人”与“敬其亲而敬他人”是一个重要过渡。“亲亲”之“孝”，是儒家“仁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向爱及他人的起点。
二 “孝”是“立身”齐家之道
《孝经》指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人伦道德法则。《开宗明义章》记载说：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由此可见，“孝”是“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是“至德要道”。这个“始于事亲”的孝道，既包括“立身”的内圣之道，也包括“事君”的外王之道。就二者的关系来说，“立身”的内圣之道是“事君”的外王之道之本。《广扬名章》指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人只有居家“事亲孝”“事兄悌”，把家庭、家族这个小社会管理太平，才能在为国家效力时做到忠诚君主、服从上级，才能把所辖地区、行业的人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身为君主或天子，也必须从君子的修身做起。《圣治章》指出：君王身正，方可君临天下。“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孝”的实质，是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它是培养人类亲爱（仁）、尊敬（礼）的道德情感的起点，是走向对君主的“忠”的起点，因而是最大的善。《广要道章》云：“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广至德》云：“子曰：君子之……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尊敬人父、人兄、人君的“孝”“悌”“臣”（动词、臣服）是实现家国、天下和谐的根本保证。
既然“孝”是人间最大的善，与此相反，“不孝”就是人间最大的恶。《五刑章》云：“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孝”是中国古代子女赡养、敬爱父母长辈的人道概念。它有两个要义。一是物质上的赡养，如《礼记·祭统》谓：“孝者，畜也。”《尔雅》进一步揭示：“善事父母曰'孝’。”二是情感上的敬爱，如《论语·为政》记孔子语：“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在儒家看来，对父母的尊敬之情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孝”的更为本质的内涵、更为重要的要求。《孝经》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对父母的“孝”要从父母平时的起居、供养、生病、丧葬、祭祀五方面做起。“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纪孝行章》）对待父母平时的生活要求要恭敬无违。对待父母的供养不能仅停留于物质需求的满足，还应追求让父母获得精神快乐。父母生病时要忧其所忧，全力救治。给去世的父母办丧事，要表达足够的哀思。缅怀父母的祭祀，要庄严隆重。《孝经》强调：“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如何送丧、如何祭奠呢？这有一系列的规定。《丧亲章》提出：“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此圣人之政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
《孝经》主“孝”，但反对一味盲从父命的愚孝。它指出：“孝”不是对父命言听计从、逆来顺受。相反，对父辈言行的不义之处，应加以谏诤。《谏诤章》记述说：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它直接开启了荀子的“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的“子道”“臣道”思想（《荀子·子道》），与后来“二十四孝图”崇尚的愚孝判然有别。
由“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孝经》推导出“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争臣”，后写作“诤臣”。大臣对于君主虽应尽忠，但如果发现君主有“无道”之过，则应当加以谏诤。谏诤不但与忠臣的角色不矛盾，而且是忠臣的应尽职责，而且这也是古往今来的一贯传统。天子身边设有七位诤臣，诸侯设有五位诤臣，卿大夫身边设有三位诤臣这就保证了天子、诸侯、大夫即使失道，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天下、国家、家园。
《孝经》关于“诤子”“诤臣”的思想，与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主张是一致的，相当难能可贵。
三 “孝”是“事君”、“治天下”之道
“孝”不仅是修身之道，也是济世的外王之道，于是《孝经》提出“孝治”思想。这“孝治”思想是针对大臣和君主两方面而言的。对大臣而言，事亲之孝与事君之忠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相互转化的，事君“忠”是事父之“孝”的类推和扩大。“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对于君主而言，“以孝治天下”，就能保证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孝治章》云：“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 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以孝——引者按）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天子以孝治天下，诸侯以孝治国家，必须“事其先王”“事其先君”，从而“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长辈活着的时候则“亲安之”，死后祭祀的时候隆重有加，确保“鬼享之”。如此就可以达到“天下和平”的社会理想。
广而言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即社会上所有人，都必须将“孝”贯穿于行为的始终。《天子章》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效法）于四海。”这是“天子之孝”。这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是对《圣治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的补充，说明儒家虽强调自爱，但又不停留于自爱，而是为了用敬爱自己父母长辈亲人之心去爱他人。天子则要求用爱自己父母长辈亲人之心去爱天下之人。诸侯、卿大夫由此类推。《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这是“诸侯之孝”。《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这是“卿、大夫之孝”。《孝经》进而要求“士”：“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这是“士之孝”。要求“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这是“庶人之孝”。
中国古代，“孝”不仅是最基本的做人之道，也是最基本的治国之道。自汉代以后，“孝治天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区别于西方政治的显著特色。居家之“孝”怎么可以成为治国之道呢？道理就在于“孝”是一切道德情感和观念的原点，尤其是“忠”这种道德情感和观念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父母的一点孝心都没有了，还能指望他对别人有什么敬爱情怀和道德之举吗？对他人的敬爱之心，包括对君主的“忠”心，乃是居家生活中对父母长辈“孝”心的扩大。“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于是，“天下”好比“一家”，“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一致的。所以说：“夫孝，德之本也。”不过，《孝经》的这一政治智慧，并没有为某些现代政治家所洞悉。曾几何时，我们在“大义灭亲”、“与父母彻底划清阶级界限”的“兴无灭资”的“文化大革命”中，“孝”字被贴上“封建主义”标签而连根铲除。人类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被冲破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痛定思痛后，尊老爱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重新被政府提倡，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取得的重大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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