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简单地介绍一下东正教。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分支是天主教和新教。
基督教原来是一个大家庭，在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半之后，教会也随之分裂，出现了东、西两个教会并立的现象；11 世纪的基督教会大分裂之后，基督教东西两个分支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东方基督教以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开始自称“正教”，因为地理位置偏东，又称“东正教”。至于基督教的第三个分支新教，则是 16 世纪的路德宗教改革的结果。
在当下的世界，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西欧和南欧，东正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欧，新教的势力范围则主要在中北欧、北美和东亚等地。
俄罗斯是在公元 10 世纪（公元 988 年）接受基督教的，当时，作为东斯拉夫地区文化中心的基辅罗斯，与东南部的邻国拜占庭帝国发生了关系，从那里引进了基督教。公元 10 世纪之前的古代罗斯，一直是个多神教国家，甚至是泛神论的、自然神论的国家，任何一个可以引起人们惊异或者恐惧的东西，都可能变成神，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到了公元 10 世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决定转而信奉基督教，他想借用一种新的、成熟的信仰系统来加强他的统治，同时拓展国际交往空间。
这个后来被称为“罗斯受洗”的事件，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它使俄罗斯民族融入了欧洲的基督教大家庭，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的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到了 15 世纪，东罗马灭亡，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势力占领，东正教会的重心开始转向斯拉夫地区。在这个时候，莫斯科公国开始做大。1489 年，莫斯科成为独立的牧首管区，逐渐成为整个东正教会内部话语权最大的教区之一。154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开始称帝，自称“沙皇”，这个称呼据说就取自罗马皇帝恺撒，“沙皇”一词在俄语中叫“царь”，恺撒叫“Цезарь”，两者发音很相近，由此不难揣摩出伊凡四世的野心。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普斯科夫城的一个修道院院长给沙皇上了一个奏折，提出“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的说法。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说法，意思是前面两个罗马，也就是罗马和东罗马君士坦丁堡，都曾经是基督教的中心，而如今，西罗马的基督教已经不纯正了，东罗马又被伊斯兰教势力控制了，基督教的正统传统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了，莫斯科成了世界基督教的第三个中心，而且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心。
考虑到莫斯科公国当时的国力，考虑到俄罗斯人在基督教大家庭中的后来者身份，这个“第三罗马”的提法让人觉得十分吃惊，甚至有些荒谬，但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俄罗斯基督徒、对于俄国教会，乃至对于整个俄国和所有俄罗斯人而言，却影响深远。俄语中的东正教一词，也就是“православие”，是“正确的”和“斯拉夫”这两个词构成的，无论是“正确的斯拉夫人”，还是“斯拉夫人的正确”，这个词自身就包含着深刻的自豪感和强大的使命感。
俄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三位一体”理论的提出。1834 年，俄国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一个类似国家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就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的三位一体”，把这三样东西作为俄国政体的基础。我们发现，在这里，俄国人已经在把东正教与国家体制和民族性并列，而且在这个“三位一体”中间，东正教还是被放在第一位的。从此，东正教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俄国人。有学者指出，在俄国近现代的国家构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有三个轴心，也就是专制政体、军事扩张和东正教信仰。当然，我们觉得，在这三个轴心之外，可能还应该加上第四个轴心，这就是俄国文学。
由东正教信仰所带来的正统感觉，面对基督教乃至全人类的使命感，从很早就开始渗透进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也开始渗透进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其典型体现就是所谓的“弥赛亚意识”。“弥赛亚”一词据说源自犹太语中的“膏油”，被涂上膏油的人，就是登基为王的人，或者是被选中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使者。所谓弥赛亚意识，就是指一种自觉的信仰，指某一民族对于人类未来所肩负的使命。俄国人就认为他们是被神选中的民族。
在这样的俄国宗教史背景下看待俄国文学，我们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俄国文学的宗教属性和准宗教属性了。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谈一谈俄国文学和东正教的关系。
首先，俄国文学大致是与东正教同时出现的。俄国文学是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相对比较年轻的语种文学，除了一些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之外，它的书面文学传统在公元 10 世纪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就是基督教开始进入俄国的时期。
这个巧合其实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作为俄国书面文学作品存在前提的斯拉夫字母表，就是由两位希腊传教士发明出来的。他们是两兄弟，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叫基里尔，一个叫梅福季，就是他俩依照希腊字母、根据斯拉夫人的发音创造出了第一套斯拉夫语字母，也就是所谓的“基里尔字母表”，也译成“西里尔字母表”，这就是书面俄语的源头。有了文字之后，俄语文学才得以形成和传播。
俄国文字的出现，就是因为要传教、要翻译经文，这比中国文字的起源、比起甲骨文来要功利得多，文字和宗教的联系也密切得多。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语书面文学也主要是宗教文学，道理也很简单，当时识文断字、能进行写作的人大多为教会人士，翻译、抄写和阐释经书就是最主要的文字活动。甚至可以说，在彼得改革之前的七八个世纪里，俄国书面文学主要是宗教文学，是东正教文学。
其次，从俄国文学与东正教的关系来看，两者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相互纠缠、抱合的，在东正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文学常常沦为东正教的附庸；在东正教的官方地位遭到削弱的时期，甚或无神论时代，文学则往往成为宗教意识形态的替代品，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俄国教会虽然强大，但在彼得改革之后，在俄国，神权似乎一直很难超越皇权，教会的力量始终受到世俗政权的强大压制，于是，在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中，自认为最具有使命感和终极关怀的东正教，却又是与世俗政权走得最近的基督教。如此一来，在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构建过程中，在所谓“俄罗斯性”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文学和东正教始终在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在俄国历史中的某些特定时段我们甚至感觉到，东正教信仰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俄国文学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表达方式，这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就构成了所谓的“俄罗斯性”。
最后，东正教信仰对于俄国文学的长期渗透和影响，也导致了俄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一种类型独特的文学，俄国文学的许多特质和风格，其形成都与东正教有着某种关联。
比如，从作家的身份认同上来看，最杰出的俄国作家比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甚至 20 世纪的高尔基、索尔仁尼琴，都被视为先知式的人物，都被当成了圣徒，都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崇拜对象，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乐于以布道者、传教者，甚至民族导师、社会良心的角色出场，乐于指点江山，教谕众生。
从文学作品自身来看，许多俄国文学名著都充满作家的良心忏悔，都充满道德感，都具有《圣经》或“生活教科书”的属性；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上看，文学大于文学，文学约等于宗教，文学等于意识形态……总之，具有强烈道德感、使命感和教育功能的俄国文学，在俄国或多或少一直具有某种神学功能。
反过来，俄国教会十分看重文学的强大社会作用，喜欢借助文学来推广、强化其信仰。
每一位俄国大作家都会得到教会官方的认可和推崇，并对那些大作家进行宗教学阐释，甚至神学阐释；在俄国东正教会的每所神学院里，都有规模可观的俄国文学教研室，俄国文学与神学、宗教史、天文地理等被并列为神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俄国东正教会在 2010 年成立了“牧首文化理事会”，其成员除高级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和著名艺术家外，还有多位作家，如瓦尔拉莫夫、沃多拉兹金、库勃拉诺夫斯基、沙尔古诺夫等。
俄国东正教由于与俄国文学的关系，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审美属性和文学性，变成一种文学化的宗教。
东正教意识形态与俄国文学的相互接近乃至相互拥抱，既是俄国文学在一个东正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空所做出的自然选择，更是俄罗斯国家层面的文化策略不断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可能与东正教信仰和俄国文学这两者原本就共同具有的“上层建筑”属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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