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根据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观点，21世纪以前的世界上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Democratization wave）。“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4），于拉丁美洲各国独立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时期达到高潮。放眼当时的世界，采取共和制和议会君主制的国家并不多见，而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地区大规模的引入两种制度。虽然其本质仍然属于考迪罗寡头精英政治，但不得不说具有无可否认的先进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走在了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前列。
九
拉美各国在国家结构的选择方面，出现了联邦制（分权制）和集权制（单一制）两大潮流。集权制来自于伊比利亚殖民统治的专制传统。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伊比利亚殖民者在拉美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和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系统，关于殖民地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始终掌握在马德里和里斯本政府手中。而在当时宗主国国内，百姓其实也没有多少民主可言。在拿破仑入侵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式君主专制统治，两国的第一部立宪宪法则都是在被入侵后才颁布的。西班牙于1837年才在法律上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葡萄牙则是于1822年在法律上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此时两国在拉丁美洲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
宗主国的集权传统深刻影响了独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取向，单一的集权制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而在另一方面，殖民地之间彼此分割，相互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这直接导致了其与海外市场相联系的地方经济势力逐步形成。此外，拉美本土白人克里奥尔人曾长期被殖民者排斥在最高统治机构之外，他们只能通过市镇委员会等地方机构参政，进而形成了盘踞一方的地方势力。独立后，这些地方分离势力便汇聚在主张分权的联邦制的大旗下，主张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集权主义者分庭抗礼。集权与分权两股势力的斗争操控着独立后拉美各国国家结构的选择。
墨西哥自19世纪初以来国名即为“墨西哥合众国”（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合众国”是指以团结民众实现民主为主旨的联邦制国家
在19世纪上半叶，集权主义者似乎在拉丁美洲多数国家占据了上风。即使在采取联邦制的墨西哥，集权主义者也通过制定带有集权主义性质的《七部法》（Ley de siete ministerios）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而今日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前身的拉普拉塔联合省（Provincia Unida de la Plata）于1819年和1826年制定的两部宪法均带有中央集权的性质。由于保守派大都支持集权制（Centralización），而自由派则更倾向于联邦制（Federalismo）。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保守派在拉美各国政坛上占据着更大的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执政。
十
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拉美传统型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墨西哥因美墨战争竟损失54%的土地，屈辱至极，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矛盾不断，甚至在许多国家爆发了内战。但随着自由派在斗争中逐步占据上风，各国政治发展的总的方向是不断趋于稳定。经济上，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形成也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尽管自由派的上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考迪罗精英寡头政治制度的实质，但其推动出台的宪法内容上和实行措施上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进步性，增强了拉丁美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法治”成份。由此，代表自由派的新一代考迪罗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相比最初一代的考迪罗，新一代考迪罗在进行独裁统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为自己政权合法合理性背书的伪装，在维护大地主大庄园主和垄断官僚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鼓励本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有的国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是在这一代考迪罗的领导下得到有序推进的。考迪罗制度也因此进入巩固发展的阶段，并逐渐在改良中达到顶峰。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大庄园制农业和早期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拉美政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移民和不断生育等原因，拉美各国的人口不断增加。比如巴西人口从1870年的不到1000万增至1890年的1450万。人口数量的激增导致了拉美各国对广大尚未开发土地的渴望。然而终究有限的土地数量又导致了拉美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此时执掌各国政权的考迪罗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而将国家纷纷拖入战争状态。这一时期也由此成为拉丁美洲战事最繁多的时期，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号称“南美洲世界大战'，“世界现代战争之始'的巴拉圭战争，也称三国同盟战争（Guerra del Alianza de los tres reinos，1865~1870]）和有“硝石战争”之称的南美太平洋战争(1879~1883,Guerra del Pacífico)。
巴拉圭战争中阿瓦伊河战役（Batalla del Río awayi）示意图
硝石战争中伊基克大海战（Gran batalla naval de Iquique）中智利铁甲帆舰和秘鲁蒸汽机舰对战
十一
由于19世纪后半叶是考迪罗制度改良发展并趋向成熟化的关键阶段，故了解这一段时期的代表人物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以墨西哥历史上就职时间最长的总统波菲利奥·迪亚斯（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iaz Mori ，就是那位曾经说“可怜的墨西哥人，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总统）为例来看此一代考迪罗的崛起和统治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策略。
波费利奥·迪亚斯·莫里（1830年9月15日-1915年7月2日），总统在位时间为1876年至1911年，出生于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州（Oaxaca）。与以往出身高贵的老一代地主老爷考迪罗们不同，迪亚斯的祖先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的梅斯蒂索人。他的父亲在他3岁时就早早过世，母亲以开一家小旅店维持全家生计，但后来也破产了。他13岁时被母亲送去学习神学，但他16岁时自己报名参加了地方军队，梦想为国家效忠，抵抗美国人的入侵。美墨战争结束后的1849年，他在瓦哈卡州州长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1806~1872）的资助下学习法律，23岁时通过国家法律考试得到律师资格证，并很快成为争取自由，反对桑塔·安纳独裁政权的活动分子。
波菲利奥·迪亚斯
（这里特别提一下胡亚雷斯，他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印第安人总统，他推翻了桑塔·安纳独裁政权，击败了法国入侵军队和其扶植的马克西米连政权，恢复墨西哥独立。他不仅捍卫了墨西哥的独立，而且为了国家统一和墨西哥民主共和制度的巩固奠定了基础，被称赞为“墨西哥各族人民中最先进的人物”和“使自由复活”的英雄）
贝尼托·胡亚雷斯
墨西哥被法国占领后，法国人想在墨西哥成立“第二帝国”。迪亚斯参加了反对法国傀儡政府的斗争，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他领导的骑兵旅在1862年普埃布拉战役（Batalla de Puebla）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当傀儡政府被击败，墨西哥解放后，他的声誉大增。
1876年，迪亚斯发动军事政变“向墨西哥城进军”推翻了原政府，利用人民对选举制政府腐败的不满，他用口号“不要再选举了”推行了一种改革。1876年11月29日迪亚斯自任总统。一届任满后，由他的接班人冈萨雷斯（Manuel del Refugio González Flores）接任，但冈萨雷斯任总统的四年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所以下一届迪亚斯又被人民选为总统，并受到热烈欢迎。这时人们已经忘记他的“不要再选举了”的口号，实际当时一个地下政治报纸已经将“有效选举，不要再选举”改成“没有有效选举，再选举”。
迪亚斯上台后主持修改宪法，先是允许总统连任两届，然后又取消了所有限制。他在其后通过操纵选举，暗杀选举对手等方式维持他的统治，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知道如何引导民意，人们评论他的统治方法是“面包加大棒”，他曾经说过：“一个嘴里有骨头的狗，既不会乱叫，也不会乱咬”。
十二
当时在墨西哥政治舞台上还残存各种政治势力，由于迪亚斯从中离间，各势力之间相互不和，常常发生矛盾。派别斗争不但削弱了各自的力量，还转移了对迪亚斯专权的视线。各派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想依恃迪亚斯，迪亚斯就坐收渔翁之利。在他的拉拢、分化和瓦解下，以往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大庄园主、天主教士、军官和垄断官僚资本家等都成了迪亚斯的拥护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下属造反，他常在容易割据的各州行政长官和驻防将领间制造不和、让他们互相监督。种种的争端又由迪亚斯仲裁，使他掌握了左右下属的主动权。他允许地方军政长官连任，甚至可以将官职转让给其亲友和部属，条件是必须向他效忠。迪亚斯用这种封建式的从属关系，牢牢地控制住了文武百官。
在社会治安方面，迪亚斯成立“乡村骑巡队”（Una patrulla de campo），招安散兵游勇、无业游民、大庄园主的镖客和破产农民等，让他们当警察维持地方治安。骑巡队维持治安的办法叫做执行“脱逃法”。他们可以任意捕杀百姓。杀人不用什么理由，只需说被捕者企图脱逃就能开脱责任。
迪亚斯扩大官僚机构，让大批知识分子到政府各级机构中任职，并给予高额薪金。教育由政府控制，从事教育行业的人也可过舒适的生活。报刊领受政府津贴，是迪亚斯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反对派”报纸也私下接受津贴，他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迪亚斯反对或准备摒弃的人。在报纸上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就要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忧。批评迪亚斯的新闻记者往往送入监狱折磨致死。有记者因撰文批评迪亚斯，被捕入狱达34次之多，因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迪亚斯的独裁统治噤若寒蝉。
迪亚斯还与墨西哥大主教达成了妥协，他们签订秘密协定：今后在墨西哥天主教教职人员的委任必须经迪亚斯的同意；政府则取消对宗教进行改革的法令，发还教会财产，大量设立修道院，允许教会积累财产等。通过这项协议，教会和政府捆绑在一起，成为支持迪亚斯政权的精神支柱。
十三
在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会让农业生产效率更高后，政治和社会上的高压稳定，有利于迪亚斯在经济上的建设。他招引外资，创建工业体系。到1910年为止，大约有3,000亿比索的外国资本涌入墨西哥，使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00年前后，全国已有一万多公里铁路。包括墨西哥城到墨西哥湾沿岸韦达克鲁斯（Vedacurz）的铁路，在他任期内，墨西哥的铁路里程扩张了10倍。他引进了蒸汽机和其他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欢迎外国人来墨西哥投资，鼓励在墨西哥城兴建工厂。
19世纪90年代墨西哥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工厂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工人每天要劳动12到14小时，每周的工资却只有4到6个比索，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罢工是绝对禁止的。坎那尼亚（Kananania）铜矿工人和韦达克鲁斯的里奥·勃朗克（Leo bronko）纺纱厂的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遭到政府的野蛮镇压，被杀害者达数百人。在农村里，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迪亚斯政府大量掠夺以印第安人和以印欧混血种人为主要成分的墨西哥农民的土地。无论是胡亚雷斯时期建立的印第安公社（Comuna Indio）的公地还是农民们世代耕种的私地，由于无法提出合乎法律手续的理由，被政府官员、大地主庄园主和土地投机商无偿地强占去，因此土地兼并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下加利福尼亚的3,000余万亩土地归4个人所有。全国1/5的土地集中在17个人手中。到1910年迪亚斯政权崩溃时，已有950余万农民没有土地。被赶出了家园的农民大都沦为大庄园主的佃农。一个佃农平均每天只能从他主人那里领得25分到40分钱（1比索等于100分，约值半美元）。由于物价不断提高，佃农的收入还不如殖民地时期。
揭竿而起的墨西哥农民军女战士（摄于1910年）
由此可见，新一代考迪罗的统治手段更为先进，更为严密，对人民的镇压和高压操纵也更加有效。对内，新一代考迪罗学会了给予一小部分无产者恩惠，从而将其成功拉拢，一起压迫大多数劳苦百姓；在对外方面，此代考迪罗勾结海外资本对农民和城市工人进行盘剥，共同瓜分所得收益。此代考迪罗还掌控了上一代“先辈”们没有的舆论工具——报纸等媒体，在掌控言论，扼杀反对势力声音方面的手段更加趋于成熟。
除了作为典型研究的波菲利奥·迪亚斯以外，新一代考迪罗还主要包括阿根廷的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Husto José de Urquiza）；玻利维亚的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Mariano Melgarejo）和伊拉里翁·达萨（Illarion Dassa）；秘鲁的拉蒙·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和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Leocadio Guzmán Blanco）与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 Chacón）。他们的政策具体上虽然不尽相同，但落到实处的统治手段是相近似的。
十四
为何新一代考迪罗在统治上更加成熟，其中有不少能维持对国家不间断长达二十乃至三十年的铁腕统治？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政局趋于稳定。到19世纪后期，拉美各国政治精英围绕单一集权制和联邦分权制的纷争陆续得到解决，并通过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今天实行联邦制的四个拉美国家（墨西哥于1857年、巴西于1891年、阿根廷于1853年、委内瑞拉于1864年）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均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的。这也反映出在经历了独立战争后相互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之后，各国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逐步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相妥协与均衡。
二则是拉美各国的政党政治逐步形成。如前文所述，独立之后的拉美各国大都跟随美国模式建立了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的两党体制。19世纪上半叶，各国掌权的基本为保守党人。从19世纪中后叶开始，自由派逐步开始在各国执政，两党轮流交替执政的政党政治得到形成和发展。表面上，保守党代表大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中央集权和天主教会的独立与权威，而自由派则代表开明地主和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于实行联邦制和削弱天主教会的特权。但在实际上，两派在土地所有制和选举权等问题上并没有明显的分歧，更多其实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正如巴西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所言：“什么虚假也比不了保守主义分子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在掌权”
再者是各国颁布了一批反映自由派诉求的带有进步性质的宪法。在墨西哥，自由派通过改革运动夺取了政权，并颁布了《1857年宪法》。这部宪法确定墨西哥的国家结构为联邦制，全国由24个州和1个首都联邦区（Distrito Federal）组成，各州拥有一定自治权。政体为议会制共和制，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任期4年，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立法权由一院制的国会行使，司法权归最高法院。此外，该宪法还对公民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进行了规定。这部宪法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改革运动的成果。尽管在随后的迪亚斯专制统治期间，该宪法名存实亡，但大部分内容又被1917年墨西哥宪法（Constitución Mexicana de 1917）所继承，延续至今。阿根廷则颁布了《1853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相结合的国家结构，既授予各省相当程度的立法权和行政自治权，也强调了中央政府的集权性。在政体方面，采取了总统制和议会制混合的特殊模式。一方面，授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另一方面，也规定议会有权对各部长乃至总统进行质询。此外，该宪法还对政府和私人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
纪念墨西哥宪法颁布100周年的邮票
十五
自拉丁美洲各国纷纷开展独立运动，至最初一代考迪罗的诞生，再到国家机器的内部改良，新一代考迪罗在各国政坛呼风唤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正如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到的一样，那个没有进步的轮回，那个闭塞的小镇马孔多正是当时整个拉美社会的缩影——它犹如一个昏昏沉睡的人一样，游离于世界主要历史进程之外。其间虽然也有如巴拉圭-三国同盟战争，墨西哥抗法战争这样著名的、为外界所熟知事件，但更多的拉丁美洲历史，还是由无数反反复复“政变-独裁-政变-宪政”这样的死循环构成。但终究的，凡事皆有终结，这样一个死循环也同样会有被打破的一天。
在墨西哥，经历了长达三十四年的独裁统治之后，波菲利奥·迪亚斯政权的反动性日益突出。作为新一代考迪罗的代表人物，迪亚斯推动了墨西哥的“秩序”与“进步”。但“秩序”导致了体制的僵化，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的渠道和空间，“进步”仅有利于本国寡头大庄园主、官僚买办资本家，以及跨国资本势力，牺牲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招致城市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因此，当迪亚斯1910年第七次“高票”宣布当选总统时，各利益受损阶级全面性的革命突然爆发。虽然墨西哥革命的最终胜利者是新兴资产阶级，但社会的各个阶层均参与了推翻考迪罗寡头统治的革命进程。
在阿根廷，旧秩序的瓦解则是以相对缓和的选举方式实现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阿根廷资产阶级蓬勃兴起，进行工业化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更是进一步壮大了中产阶级的力量。而封闭保守的考迪罗寡头统治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绊脚石。1891年，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公民联盟（Alianza ciudadana radial）成立并在19世纪末先后策动了两次起义，虽然最后均遭到镇压，但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力量。在起义的压力下，考迪罗反动政府被迫于1912年出台《萨恩斯-培尼亚法》（Método Sains - Peña，又称圣培尼亚法），允许成年男性不受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通过秘密投票的形式选举总统，而以往都是以可“再操作性”极强的高声唱票形式选举。1916年，代表激进公民联盟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Juan Hipólit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Yrigoyen Alem）当选总统，开启阿根廷历史上的“宪政时代”。伊里戈延政府采取了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措施，并模仿当时福利最先进的德意志帝国颁布了保护劳工权益的法令。他的当选象征着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正式登台执政。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阿根廷激进党的领导者，在工人阶级当中拥有巨大威望
庆祝阿根廷独立革命100周年的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
在其他拉美国家，其考迪罗制度终结的方式或如墨西哥暴力革命，或如阿根廷和平改革。而委内瑞拉新考迪罗代表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去世（1935年），则标志着考迪罗在拉美作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寿终正寝。其后虽然在部分国家考迪罗仍然把持着政权，如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 Molina)和古巴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Zaldívar），但考迪罗制度作为拉美一种“潮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戈麦斯（左）和他的国防部长、内定接班人洛佩斯（右）
十六
考迪罗制度作为拉丁美洲的一种政治潮流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际真的如此吗？考迪罗是否披上了现代化的衣钵继续横行于现代拉美政治舞台呢？
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如前文（本文上期）所述，种族成分仍然和社会等级有着明显关系。墨西哥革命摧毁了考迪罗寡头统治，但因为长期以来墨西哥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再者由于墨西哥革命资产阶级主导的特性，注定了土地改革运动无法一蹴而就。在农村，大地主庄园主通过农具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了机械化集约农业的改造，因此其手下就业岗位数量急剧下降。大量无地少地的印第安和梅斯蒂索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边缘搭建临时房屋居住下来，并在城市以低端体力劳动工作维持生计。临时建筑逐渐连片组网，社会治安问题和黑帮也从中滋生。然而此时的“民主”政府却不能像以往的考迪罗政府一样将其强制拆除——就这样，拉美各国的标志之一贫民窟由此诞生。
在墨西哥贫民窟与富人区仅有一墙之隔
在巴西，贫民窟诞生的情况同上述类似。1891年颁布的新宪法虽然对三权分立、选举制度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该宪法仍然将受教育程度作为选民的条件，从而将大多数底层劳动人民排除在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确立。废除君主制后，巴西形成了带有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咖啡种植园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执政、且前者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总统长期由东南部集约化农业发达的圣保罗州（São Paulo）和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人选轮流出任。
进步虽然缓慢，但社会机制仍然需要逐步改良。劳苦大众在长期备受压迫后急需一股政治势力为其发声。由此为契机，20世纪中叶开始，在拉丁美洲以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上台为开端标志的民粹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余波甚至延续至现在。民粹主义在实质上其实是考迪罗政治改良的最终产物，不过这些终归都是后话了。
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庇隆主义”创建者，阿根廷前总统庇隆
（完）
参考资料
《美洲政治史纲》 [美] 威廉·福斯特
《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 莱斯利·贝瑟尔
《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波
《Bolivar:a continent and a future》 J.L.Salcedo Bastado
作者 ：雾 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大一就读；【世界历史爱好者】（世爱群）首相；【历史研究社】共治群主；【芝兰学社】中国组&近代组定远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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