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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大学的起源及其课程
“中世纪大学的组织传统以及教学训练，是如此强烈、独特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社会进步与思想发展，以至于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时代的任何学校能够重现这一壮举。毋庸置疑，中世纪大学的整体发展史就是一部中世纪社会的思想史。”
——海斯汀·拉斯达尔
作为“黑暗时代”遗留给今日人类最重要的遗产，大学可以说是文明史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统计过，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中世纪大学在治学理念、学科分类、组织制度等方面都是现代大学的直接起源。自中世纪大学开始，高等教育首次有意识地将传播人类高深知识作为首要任务，知识的分类在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活动中日益走向制度化。
大学的起源并非有固定的结论与标志事件。一般认为大学发端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应简单理解为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必然结果。综合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物质基础、知识基础、组织基础以及社会需求。
大学兴起的物质基础可以归结为城市的兴起，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大学都诞生于城市及其周围，城市为大学的出现提供了活动场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在蛮族入侵、瘟疫肆虐、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许多作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心的古希腊罗马城市毁于一旦。中世纪早期社会在采邑制度下城市生活消失在西欧大地，所谓的城市仅仅意味着主教的驻地，或可称之为庙宇城市。从10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的前提下，手工业和商业再次焕发活力，催生了以手工业和商业者为主体的工商业城市和市民阶层。大学在兴起之初就是以行会（guild）的形式出现在城市中的。大学组织的最初目的即“为争取特许状（即法律地位）及学术活动自由而组织起来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由于中世纪教育资源的极度短缺，很多在早期大学中学习的学生都是在其他国家的大学接受教育，这一现象成为了学者行会出现的直接原因。考虑到在异国他乡求学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一个跨国求学的学者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合在该国求学的同胞，建立组织并争取到像自治城市一样的自治权和特许权以巩固自己的法律地位。正是出于这样的需求，最早的学者行会就诞生在城市空间中。
大学兴起的知识基础可以分为基督教组织的知识积累、逐渐发展的尚文风气、以及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三方面来论述。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建立的修道院学校、教堂学校以及教区学校等组织为12世纪大学兴起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上文已有所述。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经历了文化上的最低谷，文化机构一直到加洛林王朝前夕都寥寥无几。公元800年查理大帝接受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的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和西欧的实际统治者，在西欧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查理大帝本人崇尚罗马的艺术文化，再加上管理空前广大的国土对行政人员的现实需求，一场倡导文教的加洛林文艺复兴（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便开启了西欧社会从尚武到尚文传统的转型过程。通过对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活动的初步规范、建立系统化的宗教教育机构和图书馆、用“加洛林字体” (Minuskel)代替了古典拉丁文、开创君主奖掖学习和研读的传统等举措，促成了日耳曼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古典文化三者之间的第一次融合，而这三者正是被广泛认为组成了今日欧洲文化传统的三个基石。
“欧洲第一次觉醒”：加洛林文艺复兴
尚文传统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取得了充分的进展。如果说基督教组织学校的知识基础为自由七艺的话，那么12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基督教思想的全面胜利、经院哲学的理智精神、十字军东征对西欧人视野的开拓、以及大翻译运动从阿拉伯帝国大量引入的古典作品，如此种种，极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知识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的学科以及旧学科的内容补充，就构成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知识基础。“中世纪大学之为大学——一个进行高等教育的知识中心，还由于除了'七艺’知识外，至少还有神学、法学或医学一门高级学科在大学教授，学科是大学智力活动开展的依托。……围绕着学科，教师和学生展开分科教学及活动，开始发挥大学培养的专业人才的首要职能。” 哈斯金斯说，“只要知识仅仅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文科七艺，大学就不可能产生。因为除了语法、修辞、逻辑的一些空洞的原理和算术、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的一些更为空洞的概念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教，它们就是所有课堂教学的内容。” 特别是在大翻译运动中传入的古典著作，为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内容奠定了重要基础。所谓大翻译运动指的是9~13世纪从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耶路撒冷、开罗、亚历山大里亚等阿拉伯帝国占领区将混合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古典著作从希腊文、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后传入西欧基督教世界的文化运动。中世纪欧洲由此开始接触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伊斯兰文化中的杰出成就如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等人的著作，以及在黑暗时代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特别是1200年到1225年间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发现与翻译工作，将大翻译运动推向高潮，这些著作构成了13世纪以后大学文学院的主要传授内容。因此12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作为大学兴起的决定性因素，就成为知识谱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知识源流
大学兴起的组织基础即城市中兴起的学者行会。类似于城市中的手工业行会的兴起一样，中世纪城市中以教学和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阶层聚集在城市的大教堂中，为了谋求行业自身的利益而组织化。这些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的成员打破了传统的私人师徒关系的授业方式，进入一个有自治权和各种特权的组织中开展体系化制度化的教学活动，由此诞生了最初的大学。
大学兴起的社会需求同样来自于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本身即对知识有着一定程度的需求，越来越多人口的聚集也催生了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管理系统，各种功能的管理机构服务机构层出不穷。商业纠纷的增多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大规模的瘟疫以及战争对医疗工作者提出得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产生的对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人才的需求便促使知识向城市汇集，最终形成了以城市中的学者行会为中心的知识中心。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课程体系与当时学术的时代特征联系紧密，一方面它继承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早期高等教育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12世纪最新的学术进展。课程安排以系（faculty）为主要的机构基础。由于各大学的规模、传统和培养目标等不同，大学中的系构成也不同。巴黎大学的系最为齐全，设有文学、医学、法律和神学4个系。实际上，到15世纪末，欧洲大学中能够像巴黎大学那样设置4个系的大学为数很少，大部分大学仅包括一两个系。在中世纪最早的三所原型大学——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中，以医学教育为主的萨莱诺大学、以法学教育为主的博洛尼亚大学都无法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度上与以神学教育为主的巴黎大学相媲美。由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在城市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中自发产生的，所以“它们起初是不会有意识地在教育课程选择上厚此薄彼的。课程的职业功能是被外界强加的，因为它们是职业需求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崇高教育理想的直接结果。”所以大学在产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职业性和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城市发展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几乎也就决定了大学课程的体系。通常情况下这一体系被描述为一个“7+3+3”的结构：“第一个学位是学士学位，包括修完七种文理科的课程。这七种课程分为两部分：比较初级的三种课程是关于语言的课程，即文法、逻辑和修辞学；比较深奥的四种课程是关于数字，即算数、几何、天文和音乐。实际上要学的还有三种哲学，即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所谓的自然哲学。……念完第一个学位可以再念神学、法律和医学中的任一种。……一般认为法律的地位高于医学、低于神学，且是诸学科中之最有权力者。”
13世纪以后，大学课程逐渐由大学章程以及教皇敕令等形式固定下来。以巴黎大学为例，在教皇使节罗伯特·库松（Robert Curzon）1215年起草的学院章程中，首次出现了有关巴黎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研习计划比较完整的阐述。这份章程就'课程设置’而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善的课程计划。英国人罗伯特·库松正是通过为大学立法的形式将“课程”这个理念首次引入自由教育的范畴。1366年，另外两位教皇使节圣马丁红衣主教贾尔斯·蒙泰居与圣马可大主教约翰·布兰蒂为巴黎大学制订了新的法令章程，这份章程较之前更为系统，全部课程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文学学士课程：文法、逻辑、心理学。
人文系教师资格课程：自然哲学、形而上学。
文学硕士课程：道德哲学、完整版的自然哲学课程。
巴黎大学
继承自修道院学校的自由七艺，主要作为神学、法学和医学的初级准备课程，在文学院中被传授。不同大学因为侧重不同的职业培养目标，所以对七艺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同。阿尔卑斯山南北的大学对七艺的态度恰好形成一个反差。在山北，巴黎、牛津、剑桥等学校都以神学为尊，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圣经》和其他教父哲学经院哲学著作的研读，辩证法在“三艺”中的地位就明显高于文法和修辞。与此同时，三种哲学课程（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也被充实到“四艺”的传授之中。而在山南，如法国南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大学中，法学是为学科之王，相应地受重视的则是“三艺”中的修辞和文法，这两门科目可以直接服务于行政人员和法律人员的日常工作。而对医学为中心的学校来说，逻辑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内容则更有工具价值。
中世纪欧洲大学之区别于早期基督教组织学校根本之处就在于除了七艺的教学外，至少在神学、法学、医学中还有一门或以上高级课程的教学。因为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于复兴的城市之中，直接在城市对神职人员、行政人员、法律人员和医务人员等的需求下兴起，所以大学在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它最明显的特征——职业性。所有中世纪的大学都是指向某种特定职业的，专门学院基本上不从事学术研究，主要以某一特定学科领域或某一职业开设相关课程。 这三门高级学科是相对于七艺而言的，七艺的教学活动（包括三门哲学）都在文学院中开设，而神学、法学和医学都有独立的学院开展教学。此外，尽管在不同的大学对三门高级学科有着不同的侧重，但总体上看，神学还是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教会的兴趣主导着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文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语言的准确定义、概念清晰界定的技巧，修辞是为了提高论辩技巧，辩证法、算术是为了训练人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天文则是用于揭示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秩序完美的世界。”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来说，哲学和法学、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以及所有'七种自由艺术’，一切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并且归根到底从属于神学。” 因而宗教性就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又一明显特征。
由此就基本勾勒出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课程体系。大学接收的学生入学年龄一般在13到16岁，甚至可能早于13岁，因为14岁开始就允许获得学士学位了。入学的新生先在文学院学习，花三四年的时间修习文法、修辞、逻辑的课程，通过考试即可获取文学学士学位。而后可在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攻读三门高级学科，或者可以再花几年时间攻读比较深奥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门学科，即可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岁是一般获得硕士学位的最小年龄，因为全部的七艺的课程要持续7年。到了13世纪，欧洲所有大学几乎都形成了类似的课程体系，使得学生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就读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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