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4年，林丹汗被后金联军追击至青海大草滩，染痘疾而死，卒年43岁。次年4月，林丹汗之妻苏泰及其子额哲率部众投降后金。至此，名义上的“北元”彻底划上了句号。
林丹汗
明清乃至蒙古传统史书中，对他的评价普遍较低：
明朝官方评价他'年少嗜酒色'、'沉溺酒色'、'嗜利好色，驭下无法'，'虏中名王，尤称桀骜'；
清朝魏源称林丹汗'有宋康(宋王偃)、武乙之暴'；
《蒙古源流》称他'心中生嗔，而化六国为乌有'，并与与绰克图台吉、藏巴汗、白利土司被蒙藏史书称为毁灭黄教的'四恶汗'。
《蒙古源流》封面
进入近现代，林丹汗的评价“有所改观”：
乌兰夫称他为'反抗异族压迫的英雄'；
蒙古国学者对他也表达了一定的肯定。'对满洲的侵略计划曾经表示坚决地反对'、'企图对于所属各部实行强有力的集权，并且建立起一个在他控制下的统一独立的蒙古'。
林丹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失败？我查了一些资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林丹汗（1592一1634），史书中又称陵丹、民旦、虎罕、虎憨、库图克图汗、力必登可汗，成吉思汗22世孙，黄金家族嫡裔，察哈尔部的首领，北元史上最后一个宗主大汗。
1604年，年仅13岁、握有大元传国玺和千金嘛哈噶喇佛像的他继汗位，拥有了“约束诸部”，“驾驭臣民”的权力，成为了蒙古诸部政治和宗教的“双料”代表。
元朝玉玺的复刻版
林丹汗即位之初，其统治势力非常强盛，“部落繁衍，帐房千余，牛羊倍足”，兵马精壮，拥有八大营二十四部，漠南的广大地区都曾统一在他的麾下，“东起辽西，西尽姚河，皆受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
但实际上，现状远没有记载的那么美妙。明朝和新崛起的后金虎视眈眈，黄金家族与诸部间矛盾加剧，林丹汗的周围，可谓危机四伏。
至于当时的“北元”，充其量只算是个松散的“蒙古联盟”而已，蒙古大汗根本没有权限支配除本部以外的其他诸部。
察哈尔部控制范围
因此，林丹汗一继位，就致力于改变这一对己统治不利的现状。不过，他动辄以宗主大汗的资格发号施令、凌驾部众的行为，违背了其他诸部头领们的根本利益。
于是，“中央”与“地方”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牲畜，进行的兼并战争全面爆发，各部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为了扩充自己力量，他甚至强夺其叔祖代青所属的石纳明安的部众，迫使其率众叛离林丹汗，投奔科尔沁台吉奥巴。
林丹汗和科尔沁部的战争，是宗主大汗和诸部首领之间战争的典型事例。
科尔沁部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儿的后裔，名义上“效忠于察哈尔”，并受林丹汗统辖，但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并不密切。
科尔沁部控制范围
1624年初，科尔沁部台吉奥巴因不满林丹汗的欺凌，“率部来归”，投奔后金，林丹汗得知后勃然大怒。1625年10月，他联合内喀尔喀部进攻科尔沁部，并于镇北堡（辽宁开原境）集结。11月，林丹汗“乘河水未结，草未枯时”，对科尔沁部发动全面进攻。
科尔沁部旋即向后金求救，努尔哈赤马上命三子贝勒莽古尔泰、四子贝勒皇太极率后金大军前去救援，未等双方交兵，林丹汗便不战而逃。
西方人笔下的清朝骑兵
碰了一鼻子灰的林丹汗，很快又同内喀尔喀部发生冲突。1626年4月，内喀尔喀部协助明朝攻打后金，但在养善木（辽宁彰武）之战中被努尔哈赤打败，退至演水(西拉木伦河)与林丹汗相遇。
林丹汗对内喀尔喀部首领炒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你是五营（指喀尔喀五部）之主….囊路是你侄子，被奴（后金）杀死，你也不顾。把他的儿子歹安儿抢去，你也不顾。难道你不是汉子，只好诓骗南朝（指明朝）赏物，你送东奴骆驼、马匹，东奴与你鞍子、撤袋，能值几何？”
于是，他趁炒花新败，出兵攻掠了喀尔喀部众。
喀尔喀部主题邮票，蒙古国出品
在1619年至1628年，即察哈尔举部西迁以前的十年间，林丹汗在得到明朝经济和军事的支持下，凭借着其相对强悍的武装力量，对科尔沁、喀尔喀，乃至喀喇沁、土默特等部发动了多次的进攻。
林丹汗的横行无忌，激起了各部的恐惧和反抗。
1628年初，喀喇沁部联合鄂尔多斯、阿巴噶、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并在后金的支持下，组成10余万人的联军，与林丹汗统率的万兵会战于赵城（内蒙古呼和浩特），林丹汗寡不敌众，几乎全部被歼。
战后，参战诸部陆续脱离林丹汗的控制，并与后金“刑白马、乌牛”订盟，举行“昭告天地”的仪式。
漠南蒙古诸部，基本上都加入了皇太极阵营
众叛亲离的林丹汗此时成了孤家寡人，其“北元大汗”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他被迫步步西迁，处于劣势。可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改变自己的“统一方针”，继续进攻其他蒙古诸部。
1631年1月，林丹汗挥师西拉木伦河以北、兴安岭以东一带，兵锋指向阿鲁科尔沁部。次年4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和各部蒙古兵，西渡辽河、西拉木伦河，经昭乌达（内蒙古赤峰）等地，越过兴安岭。林丹汗闻讯惧不敢战，未及交锋便向西逃遁。
因为战争，蒙古各部可谓损失惨重。
诸部部众流离失所，“畜牧匮乏”，加上'塞外霜早，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各部几乎陷入绝境；即便是林丹汗所在察哈尔部，也“疲甚、饿甚、穷甚”，兵员严重减耗，“有马约备仅收四万，众不满五万”。
林丹汗的“统一大梦”，伴随着自己的离世，化作了尘埃。至于后金，则全面利用了蒙古诸部相互攻伐的形势，予以各个击破，为后续全面征讨明朝，解除了后顾之忧。
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西南北三面襟带蒙古各部之地”。为了进取中原，他和明朝进行长期的军事较量。
努尔哈赤意识到，要想取得对明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把林丹汗拉拢到自己的一边，“联蒙抗明”，才能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
努尔哈赤
为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跟林丹汗攀起了亲戚：“女真和蒙古言语虽殊，服制亦类”。不过，心高气傲的林丹汗毫不领情，他自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并轻蔑地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
1619年10月，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挑衅道：
今年夏，我已亲往朋之广宁，招抚其城，收其贡赋。倘汝兵住广宁，吾将牵制汝。吾二人非素有衅端也，但以吾已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从吾言，则吾二人是非，天必鉴之。
努尔哈赤对此非常气愤，他对其贪图明朝赏物的行为进行了指责：“明之赏汝， 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兵威，....畏吾，故以利诱汝耳”。
林丹汗大怒，扣押了后金派来的使者，而后金也如法炮制，扣押了林丹汗派去的5名使者。从此，林丹汗和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明朝末期的女真与蒙古诸部
努尔哈赤劝降林丹汗无效，就开启了“离间蒙古诸部”的计划。他说：“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把主要矛头对准林丹汗。
对于饱受林丹汗欺压的科尔沁及其他各部，采取尽力争取的政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以便次第平定，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605年，即林丹汗即位次年，受林丹汗欺凌的“喀尔喀把岳武（巴约特）部贝勒达尔达巴图鲁之子恩格德尔台吉”向后金朝贡；
1606年，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亦向后金朝贡，“各部与后金遣使往来不绝”，“蒙古各部朝贡备至”。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科尔沁等部的首领们“做了亲戚”，巩固了彼此“通使和好”关系，进一步孤立了林丹汗，为其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走好了第一步。
孝庄太后，就是蒙古科尔沁部人
与之相对比的是，此时的林丹汗，根本就没有危机意识。他不仅不想着团结其他诸部，甚至连作为“敌人的敌人”的明朝也不放在眼里。他狂言“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屡次兴兵南犯，骚掠不已，成为明朝严重的边患。
1613年，林丹汗就联合内喀尔喀等部落等三次进攻辽东；
1615年，林丹汗攻至义州（辽宁义县），陷大安堡。
面临林丹汗的不断挑衅活动，明朝政府一再忍让，对林丹汗竭力拉拢。他们的战略意图很简单，即挑起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的战争，让二者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用东部插汉（察哈尔）小王子（林丹汗），欲以敌大清”。
大抵东夷（女真）狡而北虏（蒙古）悍，北关（指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南关（指海西女真的哈达部）虽东夷种类，而世与北虏结婚，无得其狡与悍之气，故既愚且诈。
1619年，明朝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给林丹汗白银4000两作为岁币；
次年，为了笼络林丹汗，将岁币迅速增加10倍，达到40000两。
明、蒙古、后金呈现“鼎立之势”
短视的林丹汗贪图明朝的赏金，“不出所料”上了钓饵。他亲口表示，在广宁（辽宁北镇）等地阻扼后金兵西进，同努尔哈赤死拼到底。
不过，收了钱的他却“翻脸不认人”，“扬言助中国（明朝），邀索无厌”，1628年，居然亲率大军入犯宣大边塞。
崇祯帝急召总督王象乾询间方略，王象乾建言: “与之构之，不如抚而用之”，主张继续推行“从容笼络”政策；
崇祯帝又派人向督师袁崇焕问计，袁崇焕也认为“西靖而东自宁”，如林丹汗不受抚，“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
崇祯皇帝
林丹汗“欲贪得有尽之财货”，尽管口口声声“助兵中国”，但双方的军事联盟并不稳定。为威逼明朝再增加“赏金”，而在明朝北边骚掠不止。直到林丹汗病逝前，北元和明朝都没有建立起联合的军事行动。这是明朝以重金收买林丹汗政策的失败，更是林丹汗“统一政策”政策的失败。
而后金却与原受林丹汗控制的内喀尔喀、喀喇沁诸部贝勒会盟，组成强大的联军，向林丹汗发动攻势。
皇太极亲率大军，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铺尔哈、铺伯图、英汤图诸处，击败察哈尔部众”，直把林丹汗的军队追至兴安岭，“俘获无（不）算，拒抗者杀之”。
西拉木伦河
林丹汗本欲还击，但“诸部发兵少，观望不前”。他只能率本部自归化城（内蒙古呼和浩特）渡黄河西奔，拟逃往图白武部（西藏），但“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往”，部众散离者十之七八。
1634年5月，林丹汗叔茂奇塔特归降后金。数月间，察哈尔部众归降者达数万人。皇太极再次遣书招降林丹汗：“我国与尔等，言语虽异，衣冠则同。其依异类之明人，何如来归于我？”
山穷水尽的林丹汗，最终于1634年病死在青海大草滩，次年4月，林丹汗之妻苏泰及其子额哲率部众投降后金。“ 明未亡，开插（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北元”被彻底划上了句号。
客观地说，林丹汗对内实行统一，重树宗主大汗的权威；对外实行联明抗金，挽救危局的做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林丹汗为什么失败了？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林丹汗辜负了蒙古人民的期望
在统一漠南的过程中，他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不服从的蒙古诸部，掠夺土地、抢劫牛羊，横行无忌、暴虐无道、不得人心。
1626年12月，林丹汗“兴兵攻掠喀尔喀人民，服从者养之，拒敌者被杀”，造成喀尔喀部大乱。
1628年2月，喀喇沁部向皇太极遣使乞盟，“表奏察哈尔汗（林丹汗）不道，伤残骨肉”，致使该部向后金请求内附。
2）林丹汗“驭下无法”，贪得无厌，统战工作作得一塌糊涂
以“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居的他，对其他诸部首领毫无尊重可言，蒙古史料记载：
他曾凭借一副普通的铠甲强行换取了科尔沁部首领土谢图额驸的一匹名马，土谢图额驸敢怒而不敢言，不得不从。“如此贪横，人心安得而服耶？”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他“结怨于西，而仇恨于东”，造成众叛亲离，甚至连孙子扎尔布台吉、色楞台吉都逃往科尔沁部。
林丹汗被“群殴”
3）过度的内耗，让后金坐收渔翁之利
内部的常年战争，让蒙古各部过分消耗自己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有数据统计：
蒙古诸部军队死亡人数，至少在18万人以上；
而林丹汗直辖的军队，死亡人数至少也在4万人以上。
因此，林丹汗既无力恢复其先祖的一统大业，更无力抵御异族的进攻。
4）喇嘛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副作用”
为取得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林丹汗皈依了黄教。他大修寺庙，藉以团结蒙古僧侣封建主，愚弄和麻痹普通蒙古劳苦大众。
许多青壮年出家当喇嘛，僧侣人数骤增；
劳动人手锐减，兵源不足，蒙古帝国时期战士的尚武精神，已经消失殆尽。
5）单一且脆弱的经济形式
漠南地区单一的游牧经济形式，缺乏强大的物质力量做后盾。当明与后金进攻时，林丹汗内几乎做不出像样的防御部署，只能实行消极的逃跑主义，“君一怒而失国，众一怒而破城”。
得到大元传国玺和千金嘛哈噶喇佛像的皇太极，被以林丹汗之子额哲为首的蒙古诸部四十九个首领共奉为“博格达车臣汗”。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清朝”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1675年（康熙十四年），清廷将察哈尔部众从辽西义州边外迁徙到宣化、大同边外安置，按满洲八旗建制，设置左右两翼察哈尔八旗。封额哲为亲王，并将皇女马喀塔格格嫁给他。
康熙年间，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举兵反清，旋即失败，后嗣断绝。至此，'满蒙一体化'的格局基本构建完成，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从此以后，漠南与漠北蒙古各部，再也没有发生反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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