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摄影师和考古学家在18世纪末到达帕尔米拉的时候，这座已经衰落了一千两百年的城市所留下的遗迹，仍能激发起人的敬畏之心。由于位居交通要道，帕尔米拉汇集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和创意，这使它成为古典时期最伟大的大都市之一。帕尔米拉的建筑和雕塑常常被称为罗马-巴洛克风格，这种独特风格本身就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影响。
△位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城全景鸟瞰，她曾是古典时期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辉煌与没落：千年古城帕尔米拉
撰文、供图/盖蒂博物馆
翻译/丁洁雯
帕尔米拉古城遗迹位于叙利亚北部，绵延三公里，考察它的浩瀚遗迹，证明它崛起于公元1世纪到3世纪之间，在2世纪中期，城市的扩张最为快速，城中最宏伟的一些建筑便建于此时。
贸易
帕尔米拉的崛起和特殊艺术风格是她作为商旅城市经济繁荣的结果，也与她位于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尽管根据老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的说法，帕尔米拉直到提比略（公元14年～37年）统治罗马帝国时期才被置于罗马的影响之下，但是她早已巧妙斡旋于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之间。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一位古典作家阿庇安（Appian）记录了帕尔米拉在商旅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在写于公元2世纪中期的著作当中，阿庇安记录了公元前41年马克·安东尼发起的针对帕尔米拉的袭击所导致的局势紧张：“作为贸易者，他们（译者注：帕尔米拉人）从波斯边境带来货物，再贩卖到罗马。”
△公元2世纪时的古代贸易路线，可见帕尔米拉位于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之上。绘图/张晓邦
贸易对帕尔米拉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被记录在一块公元137年立于市集的石碑上（直立的石碑），碑上刻写了关税的信息，现存于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石碑还记载了不同的商贸服务，其中的缴税清单标明了带进和带出城市的货物所需缴纳的税金。关税清单用当地的帕尔米拉语（亚兰语的一种）和希腊语两种语言刻写，区分了用骆驼、驴子和驴车来运输货物的不同税款。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记录更有可能是用于当地的、而非长距离的贸易，但是当中所涉及的没药、黄铜雕像和奴隶却又表明这些货物只可能来源于更远的地方。
△通往帕尔米拉的商队，1799年由不知名艺术家绘制。
关于帕尔米拉在长距离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最充分证据来自于公元19年至公元270年之间的40多份文本，这些文本是为称颂商旅贸易中的领袖和支持者而作。这些文本记录了帕尔米拉在公元2世纪中期，因为与东边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杜拉欧罗普斯城（Dura-Europos）的常规贸易而达到了她繁荣的顶点。从杜拉欧罗普斯启程，货物顺流而下到达波斯湾，最远可到达阿拉伯半岛或印度的西北部。文本还揭示了帕尔米拉贸易者在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亚（Seleucia）、幼发拉底河中部的沃洛盖苏斯（Vologaesias）、波斯湾上部的梅塞内（Mesene）建立了贸易站点，换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帕尔米拉的贸易范围已经超越罗马的边境。虽然很难确知在西印度海岸之外这些货物都从多远而来或是否达到了东亚，但是在帕尔米拉的墓葬中发现的2000块丝绸碎片表明，这种长距离贸易至少与东亚有关，而装饰城市的数百件黄铜雕像和遗迹也表明帕尔米拉与罗马西部有所牵连。
（请横屏观看）
△帕尔米拉的廊柱大街，这里也是古代商人们进行贸易的地方。出自《埃及的墓葬和叙利亚圣地（伦敦，1862年）》一书插图。
文字
在整个罗马帝国，帕尔米拉以其语言而独树一帜。在散落的遗迹当中，就发现了3000多句以帕尔米拉语写成的献辞、纪念话语和墓葬文本。这些文本提供了帕尔米拉在古典时代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基本注解。当中的几百句文本是以帕尔米拉语和希腊语的双语形式写成，既有用于公共场合的，也有用于丧葬的；还有很少一部分以三种语言形式写成，加入了拉丁语，留下了罗马帝国对这座城市影响的印记。
△来自帕尔米拉墓葬的祭司卧身像，公元2世纪。古代帕尔米拉的宗教生活覆盖了多种信仰系统。
帕尔米拉语属于亚兰语的一种，与希伯来语和纳巴泰语同种，在公元前1世纪到城市衰落的3世纪晚期期间较为常用。帕尔米拉语在3世纪晚期消失的原因与罗马皇帝奥勒良在公元273年征服这座城市有关，罗马军队在此驻防，本地语言也遭到了帝国的压制。在公元2世纪中期至公元3世纪早期之间，帕尔米拉的文本在它所经过的贸易地区都有发现，其范围包括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幼发拉底河直至罗马-不列颠帝国的泰恩河边的南希尔兹，可见无论是帕尔米拉城还是她的人民的独立地位在这些地区都获得了较高的认知。
在17世纪晚期，当最早探访帕尔米拉的现代人到来时，关于这座遗迹的知识不只是通过书面报告而传播，同时还通过对于大量散落在遗迹中的文本的翻译而传播。由于帕尔米拉语和亚兰语文本十分近似，帕尔米拉语早在1754年就已经被欧洲学者借助于双语文本中所伴随的希腊语进行释读。19世纪中期，法兰西文学院对帕尔米拉语文本的誊写和释读，使大量的帕尔米拉语文本汇聚成出版物在法国出版，它就是1926年出版的第一辑的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
△刻有文字的帕尔米拉墓葬半身雕像，公元2世纪。帕尔米拉语属于亚兰语的一种，公元前1世纪到3世纪晚期在帕尔米拉流行。
宗教
古代帕尔米拉的宗教生活覆盖了多种信仰系统，既有以群体为基础的公共信仰，也包括个人崇拜。在公元后的头三百年，帕尔米拉人的信仰通过建立庙宇、供奉祭司和在艺术中描绘本地之神等方式来表达。城市祭祀的仪式功能需要从考古数据中仔细鉴别出来，因为关于宗教文本、祭祀形式以及神迹的故事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几千份文本中并没有直接的记载。比如，长长的石柱廊街通向的是贝尔（Bel）神庙的大祭坛和仪式坑，它们都可以用作动物祭祀，显然，壮观的祭祀场景是帕尔米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贝尔神庙的复原图，复原了神庙和神庙所在的庭院，无名画家所绘，1799年。
巴尔夏明（Baalshamin）大神庙和贝尔大神庙得以幸存到现在，大部分原因是后来被用作教堂和清真寺。20世纪在整个帕尔米拉城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为“本地”和“外国”神建立的庇护所，这些神包括太阳神亚希波尔(Yarhibol) 、月亮神阿格利波尔(Aglibol)、Allat、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和纳布（Nabu）。学者们通过历史和语言学的证据推测，这些崇拜更多与巴比伦、腓尼基、迦南和希腊的宗教有关，而非与罗马宗教有关，表明帕尔米拉的东方倾向以及帕尔米拉城市居民的大都市化和多元文化趣味。尽管在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犹太教堂，但有来自古希腊的资料表明曾有大量的犹太人居住于此，并为帕尔米拉多元族裔和多元宗教的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贝尔神庙，曾是帕尔米拉遗留下来的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神庙。
葬仪雕像
帕尔米拉的广大墓地拥有多层的塔式坟墓和豪华的房屋式坟墓，每一座大约埋葬有400多人，证明作为有强大阿拉伯人基因的亚兰后裔的帕尔米拉人在死后生活中非常注重家庭意义。由于墓地上装饰有大量的死者雕像，现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3000多件半身胸像大都来源于此。这些雕像通常遵循的是希腊罗马的写实主义传统，同时又植入了来自帕提亚本土的装饰要素，比如非常风格化和深邃浓重的眉弓，这些都来源于亚述传统。这些古代雕像自信昂扬地目视着我们，仿佛要我们一同见证他们身后辉煌的历史——帕尔米拉城里曾有这样一个包含着商人和贸易者的核心精英群体，他们自豪于自己的本土身份，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他者的文化要素，来展示自身的财富和大都市居民海纳百川的气魄。这些从它们的诞生地抽离出来的半身雕像，见证着一个生气勃勃的多元文化社会的繁荣和富足，见证着时间和政治的蹂躏，也见证着艺术的永恒共鸣。
△来自帕尔米拉的墓葬雕像，公元3世纪。
在帕尔米拉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她都作为罗马帝国的受保护国而保持独立的地位。公元212年，在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治下，帕尔米拉变成了罗马的殖民地，直到公元260年。就在这一年，帕尔米拉的领袖Odainat打败进攻的波斯军队，因功被罗马授予罗马军队指挥官（Dux Romanorum）的称号，而帕尔米拉及其周边地区一起成为独立城邦国。Odainat死后，他的妻子——传奇皇后季诺比娅（Queen Zenobia）扩张领土，控制了罗马的其他省份，特别是埃及。尽管季诺比娅起初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公元272年，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一位强壮的指挥官，入侵了帕尔米拉并且再度占领了她。这次占领和后来273年的又一次占领导致了第二次的战乱，这使帕尔米拉的城市建筑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帕尔米拉失去了作为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人口也随之减少。在罗马帝国晚期，帕尔米拉已经沦落为罗马边境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
△来自帕尔米拉的墓葬半身雕像，所雕刻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儿子，公元192年～210年。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帕尔米拉失去了她的希腊-罗马身份，被称为Tadmor——一个拥有阿拉伯源头的新名字，表明她现在是一块可以生长椰枣的沙漠绿洲。从拜占庭时期、伊斯兰早期、奥斯曼土耳其人时期，直到现代，帕尔米拉仍然有居民居住，尽管居民的人数已经大规模锐减。一千年来，这座城市持续地被入侵的军队占领或成为强大国家政权的附属国，她的公共设施和宗教建筑已经部分地改头换面、另作他图，成为之后建筑和堡垒的建筑材料。
△帕尔米拉的美女雕像，公元190年～210年。这些雕像人物衣饰华丽、气度非凡，描绘了当时处于社会精英地位的商人群体，彰显帕尔米拉人的富裕和自信。
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帕尔米拉成为伟大帝国的前哨，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公元527年加固了帕尔米拉的城墙。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以麦地那为基地的四大哈里发、倭马亚和阿拔斯的哈里发都将这座城市作为贸易点和要塞，加强戴克里先军营(Camp of Diocletian)的建设，并在贝尔神庙中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来自阿勒颇（Aleppo，现叙利亚西北部城市）的哈姆丹（Hamdanid）王朝的统治者在10世纪建立了防御工事来反抗拜占庭的袭击。11世纪，叙利亚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他们企图争夺被十字军占领的地区。这座城市最杰出的古代建筑都在11世纪的大地震中被毁，周围沙漠吹来的风沙更使它们的存在岌岌可危。12世纪，土耳其领袖以Homs和大马士革为基地，走马灯似的更换，他们加强了对贝尔寺庙庭院的建设。萨拉丁皇帝的阿布尤继任者在13世纪建筑了山顶城堡，之后，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留克控制帕尔米拉直到她在1400年被中亚的帖木儿洗劫和摧毁。1516年，当帕尔米拉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时，帕尔米拉只剩下一个留在贝尔寺庙中的小村庄。到了现代的早期，这座曾经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城市在西方已经无人知晓。
现代早期探索帕尔米拉古城的旅行始于1691年，由居住在阿勒颇的英国商人发起，他们听说了关于这片巨大废墟的故事后，决定穿越沙漠开启危险的旅程。这群为英国利特凡公司工作的人员中，有几位是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和考古学家，他们负责寻找这座神秘的古城。他们这次探险的详细报告后来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并出版，当中附上了180度的全景画，全书从左向右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经历了一次真实的穿越帕尔米拉废墟的旅程。该全景画在Abednego Seller于1696年出版的《帕尔米拉的古物》（Antiquities of Palmyra）一书中重新印制。
△帕尔米拉的墓葬山谷，绘制于1799年。
这些将帕尔米拉描绘成一个由巨大坟墓所圈围出的卓越古代都市的信息引起了其他西方学者和旅行家的注意。他们亲自前来查访遗迹，写出报告，展示帕尔米拉将希腊-罗马技术与本地和波斯传统相融合的独特风格。但是直到1753年，由著名古典学家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1717～1771）撰写的、以英法两种语言出版并负载大量图解和文本信息的对开本《沙漠废墟——帕尔米拉》（The Ruins of Palmyra, Otherwise Tedmor, in the Desart，1973）一书问世，帕尔米拉才开始引发公众的关注。帕尔米拉遗迹中的贵族趣味和豪华装饰对于古典主义的好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在英国尤甚。
1751年春，罗伯特·伍德和詹姆斯·道金斯（James Dawkins，1713～1757）以及意大利制图师Giovanni Battista Borra (1713～1770)经过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到达帕尔米拉。为了“将帕尔米拉的辉煌从遗忘中抢救出来”，伍德和道金斯复制文本并丈量废墟，Borra则绘制了大量带有细节的素描。这三人组在返回的途中经过现在位于黎巴嫩的伟大古代遗址巴勒贝克（Baalbek）时做了同样的事情。
△位于帕尔米拉墓葬山谷中的墓葬塔，由法国人重构并绘制于18世纪末。
当他们返回英国之后，伍德立刻开始着手出版工作。Borra的绘画被制成版画，伍德则写下说明文字。《沙漠废墟——帕尔米拉》一书的出版，激发和促进了新艺术风格的产生。在当时，艺术家着迷于建筑装饰。由于大旅行的流行，意大利知名的古迹图像已经风靡了好几十年，但随着伍德作品的出版，英国和西欧建筑的内外装饰、装饰艺术、绘画都开始模仿帕尔米拉的艺术和建筑风格。
通过将帕尔米拉引入西方古物爱好者的视野，伍德的出版物引发更多旅行者的实地到访。30年后，建筑师路易斯-弗拉西斯卡·卡瑟斯松（Louis-François Cassas）被法国大使派往奥斯曼土耳其宫廷，他记录沿途古物，于1785年至1787年经过黎凡特时来到了帕尔米拉。和伍德的出版物一样，卡瑟斯松的作品是为了能够购买得起这套书的精英人士所制，书籍以订阅的形式发行，豪华的三卷本形式容纳了上百张大尺幅的绘图。但是由于不久后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项目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可，绘画出版后发布的照片也只发行了相当小的数量。
帕尔米拉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可见于东方学家和哲学家Constantin-François de Chasseboeuf, comte de Volney (1757～1820)的著作中，他是卡瑟斯松的同代人，于1780年代曾经到叙利亚旅行。在Volney的政治专论《废墟或帝国革命的沉思》（1791年）中，帕尔米拉被视为伟大文明衰落的代表，这在革命时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主题，帮助塑造了新政府的形象。
△帕尔米拉的建筑的豪华装饰和贵族趣味深深影响了18世纪末的欧洲建筑装饰，这股崇古风尚在英国尤甚。
古典知识的增长帮助了18世纪的贵族观众转化成19世纪更为文明的公众，这一变化得益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殖民扩张，而这也促发了新形态的旅行叙事。此类叙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通俗文学《埃及坟墓和叙利亚神庙》一书。这本书由Emily Anne Smythe Viscountess Strangford写于1862年，作者描绘了自己在帕尔米拉所做的一次探险，为那些不能亲自到访的读者提供了一次栩栩如生的想象旅程。事实上，这本书在完成后经过了一位大使兼学者的审查，此人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Strangford女士的诗意描绘，唤起一大群读者对于沙漠的绚丽色彩、阳光普照下废墟的壮观景象以及“贝都因”人传奇生活的向往。的确，她希望鼓励女性们踏上旅程，也对路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做了提示。尽管书中不乏19世纪基督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古典主义的偏见，Strangford还是为帕尔米拉的魅力所倾倒，她写道：
“我曾经被问道，'帕尔米拉是否不只是一个颓败的老古董？’的确，她的风格既不纯粹也不严肃：虽然罗马帝国辉煌之手写下的痕迹已经是昨日黄花，但她与所有真实存在的粗鄙废墟都不一样，她如此不同流俗，以至于有些梦幻。她的设计显示着浮华和幻想，却从不让人觉得笨拙；她自由、独立而古怪，却不失优雅；宏伟至极，却并非高不可攀，她是如此千娇百媚，不同流俗。”
△季诺比娅的真正形象出现在她短暂统治时期所发行的货币之上，公元3世纪。
与Strangford的关于帕尔米拉的书有广泛的受众相比，摄影师路易斯·温斯（Louis Vignes）的作品却只有很少的人看到，因为这些照片从未大规模传播。不过，也正是温斯的旅行开启了帕尔米拉的现代记录，同时开启了视觉报道的新时代。
在18世纪，古典主义和早期阿拉伯文本都有提及帕尔米拉，特别是有关传奇皇后季诺比娅的传说，激发了无数艺术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去重构或重新解释帕尔米拉的历史。季诺比娅以其智慧和美貌，以及通过强而有力的政治手腕组建军队在公元269年对抗罗马帝国军队的事迹，成为帕尔米拉在那个时代的具体象征。在古典时期，关于季诺比娅的事迹和传说之间的界限就很模糊，一些资料甚至称她继承了迦太基的狄多和埃及艳后克莉奥帕特拉七世的血统。关于季诺比娅从继位掌权、征服帝国城市到最大化帕尔米拉的版图之种种不同叙说，为道德化和美化季诺比娅生平的各种创作提供了大量想象空间。
△帕尔米拉女皇季诺比娅英勇无畏的传说，激发了欧洲作家和艺术家无数的浪漫想象。
从中世纪到当代，皇后季诺比娅的故事出现在不同语言的作者笔下，他们中有薄伽丘（《著名女性的故事》）、乔叟（《僧侣传奇》）、佩德罗·卡尔德隆（《伟大的季诺比娅》）、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克里比隆的季诺比娅》）、亨德尔（《拉达米斯托》）和罗西尼（《奥列利亚诺在帕尔米拉》）的歌剧、浪漫主义小说家威廉·维尔（《季诺比娅或帕尔米拉的没落》）和霍桑（《布雷迪代尔的浪漫传奇》）。在视觉艺术中，季诺比娅则是作为强而有力的女英雄、理想之美和被罢免的女王形象出现。通常来讲，她总是被描绘为囚徒的角色，据说季诺比娅是在“黄金链条”的绑缚下被带回了罗马。
季诺比娅传说的流行导致古代帕尔米拉人的形象甚至对帕尔米拉城的理解都不那么准确地与一个好战的女性联系起来。从古典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确信的季诺比娅形象出现在她短暂统治时期所铸造的钱币之上。现代国家叙利亚的流通货币上复制了该形象。为了反对ISIS的不义之举，2015年，一座季诺比娅的雕像在大马士革树立起来。
像出自卡瑟斯松和温斯的这些早期描绘帕尔米拉的图像之所以兴起，与业余旅行家所撰写的旅行游记的增多息息相关，特别是19世纪晚期那些穿越沙漠而达到古代商旅城市的探险家和学者。随着关于帕尔米拉的旅行摄影图像越来越多，一些帕尔米拉的艺术品，特别是著名的葬礼半身像也开始为人们所瞩目。今天，人们可以在中东以外的地区看到上千件的帕尔米拉雕像，它们可能分散在美国、西欧、俄罗斯、土耳其的博物馆，大多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1876～1922）和之后的法国被占领时期（1923～1946）收藏起来的。关于这个时期的收藏行为依然争议不断，一方面这种行为的确是消极的殖民和国家掠夺行为，但客观上又促进了这些古老知识的保护和传播。
△帕尔米拉虽然历经两千年的风霜磨砺，仍然遗留下了最宝贵的建筑遗产。但在2015年时，帕尔米拉中规模最大的贝尔神庙遭到了伊斯兰国的摧毁，图为一名摄影师拿着2014年3月14日拍摄的贝尔神庙遗址照片在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破坏后的遗址前。
考古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帕尔米拉的地理面貌。那些最著名的建筑，包括剧院、浴室和宴会大厅，都是从廊柱街的地底下发掘出来的。贝尔寺庙和巴尔夏明寺庙遗址的附属部分，以及那些没能存留下来的寺庙的地基，都被发掘出来，并认为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发掘出的市场、大居住区、公共中心等地方更多地展现了帕尔米拉人的日常生活。同样，在发掘了墓葬的上层和下层区域后，发现了大量的墓葬艺术品。不仅是考古发掘改变了帕尔米拉的地貌，20世纪大规模的保护计划也重建了廊柱和一些建筑，使帕尔米拉从一片废墟变成了今日的考古公园。比较卡瑟斯松的画中散落在他脚边的大量建筑材料，还有温斯镜头下轮廓模糊的遗址，都可以证明，今日帕尔米拉得以丰富呈现，当中付诸了几代考古学家们艰辛的劳动和努力。
△被“伊斯兰国”毁坏的帕尔米拉半身雕像，于2017年在罗马接受修复。
1753年，罗伯特·伍德曾说过，一座城市通常的命运总是这样的：“人们传诵她的故事的时间总比她自己所留下的遗迹要更为长久。我们今天只能从书本上想见特洛伊、巴比伦和孟菲斯，因为它们连一块标记自己位置的石头都未能留下。但是我们今天却拥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帕尔米拉，一个是巴勒贝克，它们留下的城市遗迹超乎人们对她们的描述。我们对她们的好奇总是可以通过所见而不是所读而得到满足，帕尔米拉和巴勒贝克就是她们自身故事的尺度。”
△古代帕尔米拉的庞大规模和高超技巧赋予了这座遗迹经受不同创伤撞击的能力，更证明了建设这座绿洲大都市文化的伟大。
伍德的观察是如此敏锐，古代帕尔米拉建筑的庞大规模和高超技巧赋予了这座遗迹经受不同创伤撞击的能力，更证明了建造这座绿洲大都市的文化的伟大。然而，2015年和2017年，ISIS两次对帕尔米拉保存最好的建筑予以破坏都表明，他们试图抹去帕尔米拉辉煌的历史、剥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对过去的文明遗迹进行瞻仰的机会。但文物破坏活动还只是ISIS占领这座遗址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一部分。很多当代的帕尔米拉人，包括Khaled al-Assad这位已经退休的、为保护帕尔米拉奉献半个世纪的考古学者，被残酷地杀害了。ISIS还制作公共录像带展示他们捣毁和破坏博物馆里的雕像的行为，并在黑市秘密抢劫和贩卖其他文物以支持自己的恐怖活动。
发生在叙利亚的灾难，让这些早期的印刷品和照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们作为文化档案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们鼓励我们更深地去理解这些遗迹所关联的人类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通过这些独特的珍贵的记忆去理解帕尔米拉，让它们的宏伟和永恒打动我们的心，与我们紧密相连。
>>> End <<<
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8年10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