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其书斋名正学，故世人亦称之为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父亲方克勤，洪武初年是位清官，为人正直，官至济宁知府。洪武八年（1375年）遭诬被捕入狱，并于次年含冤死于京师。孝孺师从宋濂，并成为宋氏得意门生。人们可以看到，宋濂收得这样一位弟子，是非常自豪的，曾两度赋诗加以赞扬，甚至将其称为百鸟中之凤凰，他在《送方生孝孺还天台诗》序中说：“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而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此无它，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长，来受经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虽芃芃，不如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孝孺，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迁于物，颍锐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鸟之中，见此孤凤皇，云胡不喜！”的确如此，自古以来，那些著名的学者，凡是能得英才而培养成才，无一不是感到欣慰，为的是其学术思想能够得以承传而光大。而方孝孺也确实称得上是位奇才，就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其为“异才”，这就难怪宋濂因为得了这样一位弟子而特别高兴。所以，他在《送方生还宁海并序》中，将这位门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表述：
洪武丙辰（洪武九年，1376年），予官禁林，宁海方生孝孺过从，以文为贽，一览辄奇之。馆置左右，与其谈经，历三时乃去，明年丁巳（洪武十年），予蒙恩谢事还浦阳，生复执经来侍，喜动于中。凡理学渊源之统，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滚滚滔滔，未始有竭也。细占其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仅越四春秋，而已英发光著如斯。使后四春秋，则其所至又不知为何如？以近代言之，欧阳少师、苏长公辈姑置未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而孰为先也？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
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宋濂在撰写这篇序时，估计到当时会有人认为如此评价方孝孺未免过高了，所以他还写上：“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可见他对自己这位弟子在学识上的成就是信心十足的。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却迟迟得不到当权者重用而闲居十年，尽管先后有多位大臣推荐，朱元璋就是不肯任用，原因何在？其父方克勤冤案，朱元璋在召见方孝孺时已经当面承认“尔父无罪，为奸臣所陷耳”，这无异于已经为其平反了，自然不会影响他的从政之事。至于他的道德文章，朱元璋也早已一清二楚了。那症结究竟何在呢？实在是两者在治国理政观念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以后，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独裁制度，也就是说，行的是霸道，而方孝孺则想推行仁义教化的王道，这就说明他还是个不识时务者，不被统治者所重用，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闲居十年，他便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群臣一再推荐下，朱元璋第三次召见方孝孺，仍不予重用，仅给他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务，两年后，在蜀王朱椿恳请下做了世子的老师。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秋试，朱元璋召方孝孺主持京闱，取士300人。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去世，就在去世之前托孤之时，居然还“遗令先召孝孺”，可是朱标早死，现在只有长孙朱允炆来接替自己帝位，故临终前还是“遗令先召孝孺”，因此，朱允炆即位后的第二件事便一纸诏书召方孝孺立刻进京。孝孺到京后，先以从九品的府学教授，授翰林侍讲，次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迁从五品侍讲学士，官品并不高，但建文总是向他咨询国家大事，读书时每遇问题即召孝孺讲解。从此以后，孝孺便一步步得到建文的重用，特别是因君臣二人在治国理政方面观点居然非常一致，因此，朝中所有文件诏檄全由他草拟。而且建文决心励行仁政，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政治革新，就连洪武年间所行的官制也进行变革。非常可惜的是，新政实行不久，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燕王便亲率大军南下，次年五月就已经轻取扬州。六月十三日，便直入金川门，迅速进入城东皇宫，于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人们从火中发现一具尸体，燕王朱棣便下令说建文帝已自焚死了，而大臣们有自杀殉难的，有逃亡隐居不仕的，有投降归顺新主的。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称帝，是为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以明年为永乐元年，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把建文一朝直接抹掉。接着他就对建文朝大臣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凡是忠于建文而又不肯同他合作的文臣一律指为“奸臣”而惨遭屠杀。据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国事类·建文忠臣》所载，连自杀殉节在内竟有“百廿四人”，可见朱棣此举实在太惨无人道。因为凡是一名官员被杀，还要灭其九族，例如据《国榷》卷十二记载，大理寺少卿胡闰先不仅家族遭到族诛，“凡与闰有连者俱死，戍边数百，累死数千人，村里为墟”。而方孝孺更是灭十族。朱棣进入京城后，曾四次派人召方孝孺，孝孺坚决不从。后被逼去见，他就穿着孝服去见，并一直号哭。朱棣又让他的学生廖镛、廖铭前去劝说，孝孺则说：你们跟我数年，难道还不明白道义是非。朱棣欲拟即位诏书，问姚广孝何人可为，姚答曰：“他人不足以服天下，必须方孝孺。”于是朱棣再召方孝孺入宫，孝孺仍穿孝服，并恸哭，朱棣见状，起身相劝：“先生毋自苦，予效周公辅成王耳。”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回答：“彼自焚死。”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道：“国赖长君。”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最后朱棣无可奈何望着孝孺说：“此朕家事。”并让送上文房四宝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接过毛笔，大书“燕贼篡位”，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气冲冲地说：“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则回敬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大怒，一方面将方孝孺关入大牢，一方面下令逮捕方氏宗族。六月二十五日，在聚宝门（今南京中华门）外诛方氏十族。据史料记载，被诛的连同门生朋友共十族847人（一说873人）死于此案，被杀之人用了七天时间方才杀完。在明初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就这样在残暴君主的屠杀之下结束了短暂的人生，临刑时仅46岁。方孝孺生前曾被视为“程朱复出”，可见声望之高。可是，对于他的惨死，却未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公正评论，特别是在明代，许多人都认为方孝孺的行为乃是“愚忠”的表现，有的还批评他言辞过激才导致灭十族，而李贽又说他不识时务、死读书所致。总之，这些人对于方孝孺忠于建文、不事二主的行为大多不太认可，总以为没有必要作如此举动。一直到了清代，对方孝孺的评论，才大多持肯定态度，代表性人物为黄宗羲。此后研究谈论的人虽然不多，但有代表性人物胡适先生认为方孝孺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位明初曾产生过重大政治影响的人物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方孝孺在明初曾被誉为“程朱复出”“读书种子”，又曾为“殉道”而遭灭十族，这就说明，他不仅是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而且是“当世文章第一人”。然而60多年来，除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和“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各出过一部评传，以及相关的年谱、传记、研究著作数种之外，以方孝孺为题的单篇文章也就只有十多篇，并且大多发在地方性刊物上，而众多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著作尚未见过有提到此人。这是什么原因，笔者倒有些不太理解，是不是因为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尚无定论而不便写入？或者说正是尚无定论，则更应当在著作中加以研究和探讨，而不应当采用避而不谈的做法。那么，究竟应当怎么样才能做到比较公正地评价方孝孺呢？笔者以为首先还是先要冷静地看一看前人所作的评论是否有道理，从中去寻找启发。
二
前面讲了，到了清代，学者们大多对方孝孺已经是采取肯定的态度，代表人物则是黄宗羲。这里我们不妨就来看看黄宗羲是如何肯定的。众所周知，黄宗羲曾著有《明儒学案》一书，书中对所被收入的学者都写有小传一篇，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均作扼要述评。这些小传长短不一，一般都写得朴实自然、不事雕琢，重视内容事实，充分体现出优秀史学家所持有的风度。方孝孺被编入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兹摘录于下：
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问者，必告之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义利之辨，念虑之兴，当静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犹纵盗于家，其余无可为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静，主于仁义、中正，则未有不静，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应物也，故圣人未尝不动。谓圣功始于小学，作《幼仪》二十首。谓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仪》九篇。谓王治尚德而缓刑，作《深虑论》十篇。谓道体事而无不在，列《杂诫》以自警。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尝寻讨乡先达授受原委，寝食为之几废者也。故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不惮放言驱斥，一时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论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无救于其亡。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尝当国，惠宗徒以经史见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蔡虚斋曰：“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终祐之，使斯人得竟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论也。
黄宗羲对于方孝孺已经作了非常全面的肯定，并对于当时“庸人”所加之不实之辞都一一加以驳斥。对于方氏的学术思想，文中一一加以论述，并得出评价非常高的结论：“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请看，这里已经将其与朱熹相提并论了，所以将其称为“有明之学祖”，自然也就不过分了。最后黄宗羲在引了蔡虚斋的一段评论后语重心长地说：“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论也。”黄氏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对于方孝孺的评论与地位已经早有定论了，那些庸人的说三道四都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的。大家读了这篇小传以后，自然就理解笔者在前文中提出的当前学术界对方孝孺还未给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的现象予以批评是有道理的。既然在明初的文坛上已经“共推先生为第一”，为什么在我们现在所写的文学史中不能被列入呢？按理说起码也该给以一席之地吧！同样，在学术思想史方面就更应当大书而特书了，因为黄宗羲已将其与“紫阳”并论，并特别指出“固为有明之学祖也”。“紫阳”何许人也？乃是大名鼎鼎的大学者朱熹也。众所周知，朱熹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位是很高的，他可以从祀孔庙，也就是说，他有资格在孔庙中陪伴孔老夫子一道享受冷猪头祭祀的待遇，这在封建社会后期绝无第二人了。黄氏竟然说方孝孺与其“真相伯仲”，当然应当有他一定道理，因为黄氏在学术上所做结论也还是比较审慎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解黄宗羲的这个比喻时，自然都会认为它在显示方孝孺在明代学术界的重要性而已，谁也不会将其与朱熹同等看待，要真正认识到他是“有明之学祖也”。非常遗憾的是，共和国建立以来，出版了许许多多的学术史、思想史，其中却都不曾谈到这位“有明之学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因为这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而对方孝孺个人来说，自然是非常不公道的。这中间也许因为有些客观原因，那就是当方孝孺被灭十族时，明成祖为了要毁灭方孝孺的思想影响，将其著作全都焚毁，甚至下令凡留有方孝孺片纸只字也是有罪的。尽管如此，民间流传保存者还是大有人在。因此，后来其弟子王稌不断搜集，其著作还是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并编为《逊志斋集》。
三
事实说明，还是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深入进行研究，以致形成如今的现状，如今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等，都见不到方孝孺的有关记载，这是很不正常的。究其原因，按笔者看来，主要还是对方孝孺的评价定位问题长期没有解决。长期以来，大家没有把他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来研究。虽然也出现过两部评传，也都从文学、政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仍旧缺少总体的评价，因为两书作者思想上还是缺少一杆秤，因此评论的底气自然也是不足。很显然，主要是两位作者在撰写评传之前，都没有阅读过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关于方孝孺的论述，因而对于究竟应当如何定位、究竟应当如何确当地给以评价都还没有认识清楚，当然对其观点、主张等等，就不可能提到应当有的高度进行理解认识，自然也就无法引起人们对其高度的重视。
至于方孝孺之死是否出于愚忠，灭十族是否由于他的过激行动而造成，这些议论就成为方孝孺身后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来自各方强加于方孝孺的不实之辞，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师说》中也已作了全面而有力的回答，这是一篇评价方孝孺的非常关键的文字，特抄录如下：
神圣既远，祸乱相寻，学士大夫有以生民为虑、王道为心者绝少。宋没，益不可问。先生禀绝世之资，慨焉以斯文自任。会文明启运，千载一时，深维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与古圣贤之所讲求，直欲排洪荒而开二帝，去杂霸而见三王，又推其余以淑来禩，伊、周、孔、孟合为一人，将旦暮遇之，此非学而有以见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与殉，无乃伤于激乎？”余曰：“先生只自办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趋之，至数十年之久，几于风移世变，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盖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虽谓先生为中庸之道可也。”
众所周知，《明儒学案》一书把有明一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成立学案19个，而没有学派的则有《诸儒学案》。卷首另有《师说》，将其中25人又加以评说。《诸儒学案》原编排在中间，而《师说》的第一人则为方孝孺，可见黄宗羲对方孝孺之重视。在文中黄氏对方孝孺的殉难作了充分的辩解，指出他的举动“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这就说明，在黄宗羲看来，方孝孺之死既非出于对建文的尽忠，更难说是出于“愚忠”。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而是出于信仰、主张，他的一生行为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朱元璋多次见了他，也深知他是一位奇才，但因在治国理政上两人意见相左而不予任用。而作为方孝孺，却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而决不放弃去投朱元璋之所好，宁可赋闲在家达十年之久，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无怨无悔。而在建文即位后，将其请到京城，由于君臣之间在治国理念方面相同，因此相互间非常融洽，甚至方孝孺在此期间还进行了官制的改革。这些表面现象，自然就给有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方孝孺后来悲壮的殉难，是出于对建文帝的尽忠。唯其如此，黄宗羲不得不站出来为其辩白。他告诉人们，方孝孺之死决不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说是出于“愚忠”，而是“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扶持世教”。可是非常遗憾，当代学术界却很少有人注意。
倒是胡适先生首先作了观点明确的表示，称方孝孺之死，乃是出于守护自己的信仰。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1961年1月11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同学会联合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日纪念会，在师范大学礼堂举行。先生致开会词，说：'……今天我们请沈刚伯先生讲《方正学的政治思想》。方正学就是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有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人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
上文虽然引了黄宗羲为方孝孺之殉难所作的辩说，但是他仅仅是说“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因为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家们则又将孔孟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诠释成“成就一个是”，让广大的当今读者自然就不知其所云。当然，懂得传统文化的人，特别是懂得理学的人都会知其内涵，由于概念的不通俗自然就阻碍了广大民众的知情范围。胡适用通俗的当代语言，说明方孝孺正是为自己的信仰、主张而殉难，也就是孔老夫子早就提倡的杀身成仁，而决不苟且偷生。
四
方孝孺在有明一代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据笔者研究发现，他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谱牒学家，在他所留存下来的《逊志斋集》中，虽然只保留有十篇有关家谱的序，这与明代许多名人文集相比，算是非常少的。但是它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族谱序》一文，可以视作家谱、族谱编修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它既为家谱、族谱下了定义，又指出家谱编修必须记述哪些内容，这在以前可以说从来没有人讲过，因此它是具有开创性的，而对于编修家谱的作用，则提出不但可以睦族，而且可以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这与其师宋濂的观点是一致的。
为什么要编修家谱、族谱，长期以来，一般都认为是为了收族、尊祖而已，这几乎已经成为封建社会晚期一种共识，而宋濂却将“收族”改为“睦族”，一字之差，其含义却大不一样。不仅如此，还提出一族之内，贫富必须一视同仁，而富者有义务接济贫者，要做到老有所依、病有所治，死后还应很好安葬，否则就会成为路人一样。他还计划将此模式推广到全社会，以达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而方孝孺则更是直接提出，编修家谱则是化天下的最好方法，他的《宋氏世谱序》全文就是讲述这个内容：
士有无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为之先，孰忍弃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则天下谁与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虽士可以成化，况有位者乎？不难于变天下之俗，况乡闾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为，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为且莫化者，知道者鲜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华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学师当世，道之行先于其族，凡可以睦族者无不为矣。斯其谱也，谱非公一代之书，后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举族之所取则者也。使远而后世、众而族人皆如公之心，虽无焉可也。苟为不然，有法以传之，犹恐其或废，况徒谱乎？某是以私附其说于后，俾后之人得以览而择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将必自兹始，此固公之志也欤。
在方孝孺看来，编修家谱不仅是为了睦族，最终还是要达到“化天下”，也就是说，要通过家谱编修，而“变天下之俗”，而使天下“大治”。因为他认为在古代，先王以井田制养民，整个国家如同一个大家族一样，“上下亲睦，风俗和厚”，“非必有昆弟之亲、宗族之序，然贫能相收、患能相恤、丧相助而死相葬，喜相庆而戚相忧……其情皆如骨肉之亲之厚且笃也”。可是，自从井田制度废除以后，“虽同宗共出之人，乖离涣散而不相合”。“人各顾其家，家各务其私，至于兄弟且相攘夺，况他人乎！”他也深知，井田王制，现在自然是无法实行了，但是，编修宗谱，还是保存了先王的遗意，因此，他觉得只有通过修谱，方能达到净化社会风气，实现社会和谐。“一乡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数十家，多者数百家，其富贫、贵贱、强弱之不同至相悬也，苟无谱以列之，几何富者之不侵贫，贵者之不凌贱，强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谨书之于谱，取而阅之，曰：'是虽贱，与吾同宗也；是虽贫，与吾同祖也；是虽弱，亦吾祖之子孙也！默而思之，盖恍然悲而惕然惧矣。匪惟一乡一姓者为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所以，他通过研究得出“非谱无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谱”的结论。众所周知，元明以来，多以尊祖和收族为编修家谱的目的，而方孝孺所强调的则在于后者，因为他想实现社会风气大变，从而达到“社会大治”。他的老师宋濂，虽然也有些想法，但是，没有他这么强烈，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想法毕竟还是可贵的，因为他是一心想实行王道，总比专制独裁的霸道统治要好。之所以不大强调尊祖敬宗，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编修家谱本身就已经体现了对自己祖宗的追忆。首先涉及的就是姓氏的来源，他认为：“故善尊祖者，莫先于知其姓，尤莫大于尽天之性。”无论是一个家族还是一个宗族，修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确定姓氏的来源。在我国众多姓氏中，其来源是出自多个方面，不仅王姓如此，刘姓亦复如此，因此在编修宗谱时，第一要务就是确定自己姓氏的来源。所以方孝孺提出“善尊祖者莫先于知其姓”，这也许就成为他在编修宗谱时不再强调尊祖的原因所在。
孔子早就告诫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更是如此，其意是要人们居安而思危。方孝孺在《童氏族谱序》中开门见山就讲：“有天下而不能为千载之虑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为一家而无数世之计者，必不获乐其终身。事变之生，固非智计之所能尽备也。然古之贤者，宁使思虑出于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遗乎思虑之表，方其燕安无事之时，日夜之所营为，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启将来之患，一时之或懈而基无穷之忧。人固疑其为计之过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后可委诸天命。”就在这篇序中，他更批评了许多家庭很不重视对子孙的培养教育，而却在为他们大肆购买田产，当然在他看来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诚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积德，以求无获罪于天。修此则存，废此则亡，此人之所识也，而为家者鲜或行之。当其志得意满，田园不患其不多，而购之益力；室庐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广。至于子孙久远之计所当虑者，则弃而不省，以为可委之于命，而非人之所为。嗟乎！夫岂知礼义不修，子孙不贤，则吾所欲富贵之者，适所以祸之也，而岂足恃哉？”可见，他认为每个家庭是要为子孙长远考虑的，要重视教育，使其懂得孝悌忠信，贤而守礼，并做到累世积德，以诗书礼乐传家，“修此则存，废此则亡”。然而许多家族对此往往很少做到，要想传久自然就不可能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方孝孺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关于家谱方面的序文并不多。根据笔者研究，他在谱牒理论方面的最大贡献，那就是他为宗谱的编修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义，这个定义即使在今天来看，应当说也是相当科学的，因此这在谱牒发展历史上来看，既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自然值得大书而特书。这个定义就保留在《族谱序》一文之中，因此《族谱序》自然也就成为研究宗谱、家谱经典性的文章，无论研究谱牒理论的发展还是进行宗谱家谱的编修，也都是非读不可的文章。为了让广大读者都能见到原文，今详细节引于后：
既有封邑，则有茅土。既有茅土，则有亲疏，则有宗族。既有宗族，则有谱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长。宗者总也，总统相连。族者聚也，非类不聚，各相尊荣。三皇已前，无文无纪；五帝已后，典籍兴焉，莫不书其附策，扬其德行。典诰书其姓名、显其禄位，序述千古所验，则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又云谱者布也，敷布远近百世之纲纪、万代之宗派源头。序述姓名，谓之谱系；条录昏宦，谓之籍状。天子书之谓之纪，诸侯书之谓之史，大夫书之谓之传，总而言之谓之谱。谱者补也。遗亡者治而补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记世数之远近，父昭子穆，百代在于目前。郑玄曰：“谱之于家，若网在纲。”纲张则万目具，谱定则万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荣有异，则强弱相凌；一祖以后，贵贱不同，尊卑相滥。今举大纲，以明众目，是以四海各流，乃东出而西归，九河分趣，虽道异而源同；是以树有凋荣之干，羽有长短之毛，或短褐轻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负薪不废连枝共叶……必须忠孝于君亲，敬顺于师长，和睦于夫妻，信义于朋友，亲睦于乡闾，恭勤志墓，然后位进于公卿，名扬于后世……人之基业，子孙根本，不以无位，门户失次。人善则门荣，人恶则门贱，所以敬二尊，远四恶，敦五美，修六艺，九思十善，弗忘于须臾。故常积学蕴心，明以听视，先世之叙，皆记于胸襟。乃有孙不识祖字，子不识父讳，问其由序则默然，书其家传则阁笔，如此之徒，非绍隆后世之子也。或曰富贵运所招，何用先人之荫？圣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顽父哲子，但取当时之用，岂有祢祖之业而不记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
盖闻谱者，姓名之经纬，昭穆之纲纪，导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总统，人伦根蒂，君子贵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数绵远，枝叶难分，时运盛衰，苗胤辽隔。谱牒若存，则依凭有据，记注精显，则品类无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长幼之高卑，累官阶之大小，问源则不惑，问世则不疑，传之记之，以续后生，无令断绝，勿有疑焉。
从这些引文来看，所有论述全都是出自想象而编造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文献记载而叙述下来的，但是编得都很有道理，很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因为既然已经产生宗族，自然就有可能产生谱序，然而历史发展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如“天子书之谓之纪，诸侯书之谓之史，大夫书之谓之传，总而言之谓之谱”，历史记载的分类，事实上就并非如此。我想读者也不会对这些内容加以计较，因为他对宗族许多称呼的解释说明，还是相当合理的，也可以说是相当科学的：“宗者，总之，总统相连；族者，聚也，非类不聚，各相尊荣。”何谓宗族，他简单两句话就解释了，特别是对宗谱的谱字解释，令人称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又云谱者布也，敷布远近百世之纲纪、万代之宗派源头。序述姓名，谓之谱系；条录昏宦，谓之籍状。”当然作为一部宗谱，首要任务是讲清得姓之根源。因为在我国古代得姓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很早，有的很迟。至于世数就更加复杂，能够记清楚的很是不容易，因而胡编乱造者便时有出现。至于一个大的家族，发展到后来形成许多支系，就像大树枝干伸向东南西北都有，有的很茂盛，有的则枯危，贫富强弱，贵贱尊卑，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部好的宗谱，就可以发现乃都同出一祖，“四海各流，乃东出而西归，九河分趣，虽道异而源同”。因此，宗谱的功能，特别是睦族作用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既然同出于一个祖先，自然就存在有亲情关系，而不能再视作路人。唯其如此，他还总括性地指出：“盖闻谱者，姓名之经纬，昭穆之纲纪，导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总统，人伦根蒂，君子贵之。”这些对于宗谱的评论，都具有经典色彩，只要有了它，就可以找到一宗之根源。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讲的也是九族，因为自古以来就以九族作为人之大伦。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关于欧阳修的谱学理论一文中已经作过论述，而学术界仍有许多人对此都是一无所知。其实以前的启蒙读本《三字经》早就讲了：“乃九族，人之伦。”最后方孝孺再次指出：“世数绵远，枝叶难分，时运盛衰，苗胤辽隔。谱牒若存，则依凭有据，记注精显，则品类无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长幼之高卑，累官阶之大小，问源则不惑，问世则不疑，传之记之，以续后生，无令断绝，勿有疑焉。”从深到浅、一层一层地将谱牒的功能与价值，全都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我认为方孝孺在谱牒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给宗谱作了定位、下了定义，而对宗谱的功能、价值，则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所有这些，都是前人所未论及，它无论是在谱牒理论的发展史还是宗谱、家谱的具体编修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笔者不厌其烦地对其反复加以论述，希望读者能够对此引起更多的注意。
私家之谱的编修，虽然从宋代开始已经有欧阳修、苏洵都在编修家谱，但是作为一部家谱，究竟应当具备哪些内容，却很少有人作过具体的论列。方孝孺则在《族谱序》这篇文章最后，列了十大方面内容，这同样是谱牒理论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精华：一、序得姓之根源；二、世族数之远近；三、明爵禄之高卑；四、序官阶之大小；五、标坟基之所在；六、迁妻妾之外氏；七、载适女之出处；八、彰忠孝之进士；九、扬道德之遁逸；十、表节义之乡闾。
在这十条中，第一条就是“序得姓之根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在方孝孺看来，“善尊祖者莫先于知其姓”，既然大家在谈论修谱目的在于“尊祖睦族”，那么在家谱编修中，首先就该先弄清自己得姓之根源。而自古以来在家谱编修中，一直就存在着傍名人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将某个名人拉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这还谈得上什么尊祖敬宗呢？其原因又在于许多姓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许多支派，最明显的如王姓，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存在有琅玡王、太原王、晋陵王之别。我们在讲宋濂谱学时已经提到，同是陈姓，因地域不同而有别，而于刘姓，居然有五种以上起源。所以方孝孺强调编修家谱首先要讲清自己的得姓根源。第二条就是将世系远近记载清楚，这也是修谱的主体内容。而在这十条之中最显眼的莫过于第六、七两条，不仅妻子入谱，就连妾也能入谱了，而女儿出嫁于何处，也得写入家谱，这自然是修谱事业上的一大进步。自古以来，宗谱家谱的编修，所记载的总都是男子，女性从未有记入家谱的机会，就算是开私家之谱编修先河的欧阳修、苏洵所修之谱也是如此，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很大。而方孝孺则明确提出，不仅妻子入谱，就连妾也得入谱，女儿出嫁同样也得记载，这实际上就已经将男女置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胆有识，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这么一来，对后世家谱的编修起到非常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在家谱编修中，妇女入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此在明代中后期的家谱编修中大多有了妇女的内容，这个功劳应当属于方孝孺。最后两点的提出，同样又是出于常人想象之外。“扬道德之遁逸”，这中间明显就包含着褒贬两个方面，其义就是要在家谱编修中必须做到善恶并书，方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而当时的家谱编修中，则普遍存在书善而不书恶、家丑不可外扬的现象，修谱当中必须为亲者讳，已经成为一道不可超越的门槛。方孝孺这条主张的提出，其针对性是非常之强的，他是想通过宗谱、家谱的编修，净化乡闾风俗，进而达到“变天下之俗”，希望能够出现一个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这与其师宋濂的想法是一致的。宋濂也曾提出要通过宗谱的编修来实现“美天下之俗”，笔者虽然已经指出这些想法确实都是美好的，但在当时的那种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够产生这种思想和美好想法，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综上所述，方孝孺流传下来的谱牒文章虽然不多，但内容却非常丰富、非常精彩，他讲了许多别人从未讲过的内容，是谱牒研究和宗谱编修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性的论述，对于谱牒理论的发展和宗谱的编修，都将起到深刻、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不可多得的谱牒学家。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