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文，我们来看入关后的大清，是怎样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扮演多元平衡手的。
清朝正式入关之前，明朝在法统上已经灭亡了，而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间，后金/清军曾先后五次绕过山海关，闯入大明京畿。
1644年4月的第六次入关，原计划也是要绕开山海关的，但不料闯军抢先一步攻破京师，崇祯自缢，关辽军团失去了效忠对象，成了断线风筝，只剩脚下的雄关和总兵吴三桂麾下几千精锐亲兵姑且算是像样的筹码，后来发生的事也就成了必然——多尔衮抓住时机，改变计划，直扑山海关，得竟父兄两代先皇遗志。
随着关宁军收缩到山海关-前屯卫-宁远一线，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只剩下半个辽西走廊
我从前三篇文章一路写来，一直严格遵循历史唯物论，对热衷王侯将相和阴谋论的那一套唯心史观则不以为然，但提及1644年初的这段历史，我却不能像清军绕开山海关那样绕开几个历史人物的关键作用——多尔衮的敏锐果敢、李自成的短视自满都是写就这段历史的重要因素。
而这里面最不重要的，反而是后世争议最大的吴三桂——以他当时的处境，试图独力对抗任何一方都是螳臂当车，因为山海关的力量必须基于一个前提——后方坚挺，现在不但后方没了，而且前后望去，迎面碾来的都是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历史车轮，他能对抗谁？
但是，吴三桂终究还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火了一把——三十年后，同样是四月，起兵仅一年就兵临岳阳，饮马长江的吴三桂踌躇满志，再向前一步，就是清朝的核心腹地，眼下他提出什么条件，对方都得答应。
吴三桂是有这个自信的，他当年对付的可是康熙的祖父辈：皇太极、多尔衮、济尔哈朗那一代超级狠人，可如今，老一辈早已凋零，自己收拾一群没怎么打过仗的二代、三代选手，还不跟玩似的。
终于等……呃，熬到这一天了。
吴三桂的老部下们，追随他从辽东打到云南，如今也都渐渐凋零
清廷一边，满朝哗乱，矛头直指当初支持撤藩的明珠等人，此情此景，像极了两千年前七国之乱中群臣攻讦晁错的一幕。
然而，与被汉景帝诿过腰斩的晁错命运不同，明珠得到了皇帝的庇护。
年仅19岁的康熙，表现出了比当年34岁的汉景帝更大的担当。
吴三桂提出划江而治，被康熙断然拒绝了，大清不能接受半壁河山的妥协。但此时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胁，打乱了康熙的部署。
蒙古察哈尔部，当年被康熙的爷爷皇太极打败的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突然举兵叛乱，强大的草原骑兵几天之内就能驰抵京师，而清军主力此时全在南方与吴军对峙，救驾无望。
如此下去，连半壁河山都不要想了，入关才三十年啊，难道大清竟没有一个勇士了吗？
存亡关头，一个叫图海的汉子临危领命，紧急从八旗家奴中挑选了几万人的乌合之众，率领他们星夜奔袭察哈尔，一举击毙布尔尼，平息了叛乱。
八旗贵族的包衣阿哈中，涌现出过多位悍将
得此猛将，康熙自当物尽其用，两年后，图海率军攻入陕甘，斩断了吴军左臂，胜利的天平开始偏向清朝。又过了两年，吴三桂病逝，三年后，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
之后两年，清军裹挟胜利的威势，蹈海挞伐，席卷金厦台澎，彻底解决了最后一支打着故明旗号的割据势力。
中原既定，但北边的沙俄和西边的准噶尔却虎视眈眈，漠北蒙古也在三方势力间摇摆不定，因此清朝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国力，以备再战。
当年明朝从元朝手里接过烂摊子后，朱元璋发挥儒家帝王的优势——高超的官僚系统操作能力，开发了一套全新的民户管理模式，逐渐恢复了国力。可清朝从明朝手里接过的摊子，比之前朝创业之初，可要麻烦多了。
经历了明末天灾人祸的浩劫，中原人口锐减，土地大量抛荒。有人说要是没有小冰期，明朝不致灭亡，可我在上上篇文章中已经推导过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任何试图回避气候因素、经济规律的唯心史观假设都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清朝入关也带有这种必然性。
横向看去，在17世纪初北半球迎来小冰期的大背景下，对比从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中东的萨菲波斯王朝，一直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中亚林立的各大汗国，清朝入关也只是游牧者在欧亚大陆上普遍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缩影。
17世纪上半叶是游牧者的春天
这里真正有必要用墨的，是清朝和游牧者的关系。
在上篇文章中我曾说过，清朝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多元政权了，早在关外时期，它在区域整合层次上就已经超越了明朝，仅在体量上不及明朝。
明朝末年实际控制的版图（连张献忠、李自成义军的地盘也算在内），已经收缩至中原王朝传统雨养农业线之内，大致就相当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大宋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
1618年抚顺陷落之前大明控制的实际版图及周边势力分布
随着小冰期的到来，400毫米降水线进一步向东南萎缩，随着等降雨量线一起南下的，还有北方的游牧者。
而此时的中原也急需勘平内乱，重建秩序。但在自唐宋以来就趋于散沙化的中原社会内部，是很难孕育出自我整合能力的。
靠农民起义重建秩序的尝试几乎都失败了，朱元璋的成功是唯一的孤例，刘邦的创业也是基于秦末世家贵族的助力才取得成功的。
所以这时，中原和草原，其实都在呼唤对方。
但是，让中原和草原直面彼此的结果不确定性非常高，这时候作为第三方——东北过渡地带的清朝就显示出作用了。
清朝统治者既懂得中原的儒家治理规则，又明白草原的力量结盟习俗，它可以调动草原的武力平定中原的内乱，再借助中原的财富豢养草原的武力，自己则居间操控，确保稳定。
以满清为中介，草原和中原再次完成了相互塑造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确保中原的财富供应不断链。
但前面说过，清朝入关之后接手的是一个极其虚弱的中原，明面上的财富已经在明末的横征暴敛中所剩无几，如果不能迅速恢复国力，那么草原的武力随时会失控。（参看与三藩同时叛乱的察哈尔）
后来我们知道，清朝不仅恢复了国力，而且超量恢复，人口规模、经济实力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峰。
镜头给回入关之初，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恢复一个繁荣富庶的中原，是清朝入关后的头等大事
这里给出四点因素，按重要度占比由轻到重排序：
1.明朝分封到各地的皇室成员及其家族被连根拔起，不再糜耗财政。了解明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颗多么庞大的寄生瘤子，但考虑到八旗入关后也为自己建立了类似的供养体系，或多或少抵消了这一因素的积极作用，不过二者本质不同，前者光吃饭不干活（仅在洪武朝有过塞王巡边，永乐后废止），而八旗子弟是要承担国防义务的。
2.和清朝入关本身有关——清朝入关前，中原百姓相当于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清朝入关后，百姓只需要养活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够了。明清开战时，明军自然是由中原百姓养活的，这点好理解，而关外的清军——前五次入关不为别的，主要是抢东西，因为小冰期里明朝不好过，关外的清朝就更不好过了，辽东那一点耕地不足以养活清军，所以清朝军费实际上也是中原百姓负担的。
入关之后，一直到乾隆五十七年，清朝用兵不断，但仅凭库存储备就足以支撑，不必向民间额外加派
3．清朝比较幸运，随着它入主中原，小冰期也过去了，气温回升，粮食增产，百姓得以生息繁衍。
4.最重要的，能确保所有开源节流效果最大程度转化为国家财力的——清朝主动采取的一系列惠及经济民生的举措，事实证明是极为正确的（至少在创业之初）。
论及古代皇帝的综合素质，清朝当居历朝之最。
清朝皇室坚持对皇子实行近乎严苛的教育培养，加上秘密立储，择优继统的刺激，让皇子们有了竞争的原动力，即使遇到后期'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道光皇帝，也至少能守住平庸的底线，而不致出现文盲、奇葩皇帝。
而入关之初，有康熙这样的天才加勤奋型皇帝接棒，实属偶然且幸运。
康熙皇帝为自己选择的未来两代继任者，也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任何一个从战乱中站起来的中原王朝，由于国初的人地关系比较缓和，只要不胡来，国力都会稳步回升，但回升的速度和峰值，取决于主观努力。
早在康熙亲政之初，他就将'河务''漕运'二词同'三藩'并列，悬于宫中，每日提醒自己狠抓落实，他在位期间的六次南巡，全部都是冲着这两项工作去的。
第一次面对复杂的水利工程时，康熙就表现出了异乎常人的观察力与规划力。他亲自勘察堤坝，走访沿岸百姓，与官员研究方案，几经试错、反思、决断，终于解决了有明以来为漕运不惜借黄河水补运河水的弊政，解江淮于倒悬。
河务、漕运问题，历来是烫手的山芋，指望朝臣和地方官吏主动担当，超任期规划几乎不可能，维持现状是最符合其利益的盘算，如果没有康熙皇帝的乾纲御揽，问题难以如此彻底地解决。
河务、漕运——古代中原经济的两大命脉
水务搞定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增长驶入快车道，这时，康熙定下的一项著名国策，直接让经济快车飞了起来，这就是：永不加赋。
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惠民举措，包括刀口向内，限制旗人利益的诸多措施：禁止圈地、废除投充等，几套组合拳下来，中原地区的经济潜力被史无前例地激发出来。
据统计，康熙在位62年间，总计蠲免天下赋税合计白银一亿五千余万两（这一纪录后来被乾隆翻了一倍），而朝廷年均收入不过三千万两，这种藏富于民的理念比之前朝热衷厚蓄内帑的怪癖，不知高明了多少。
康熙朝全国人口达到了1.5亿，而每年勾决的死刑犯最多不过30人，且曾连续十年保持为0记录。但凡涉及死刑，康熙都要亲自复核案情，直至'万无可疑，始予勾决'。
渐渐地，中原百姓认同了清朝的统治。
厚蓄民生，天下归心
经济复苏让帝国血气充足，水务大治让帝国血脉通畅，因此当沙俄的前哨侵入黑龙江后，清军依仗坚强的后勤支持，轻松驱逐了入侵者。
但是，就在清朝使团北上谈判的途中，喀尔喀蒙古被准噶尔汗国击溃的惨象给大清泼了一大盆冰水。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必开之战，可能要提前到来了。
果不出所料，走投无路的喀尔喀蒙古贵族们投向了清朝，同时也把准噶尔汗国的敌意一并带来。
其实，说走投无路也不尽然，俄国使团曾向他们伸出过橄榄枝，关键时刻，喀尔喀部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俄罗斯素不奉佛'为由拒绝了俄方之邀，决意投奔大清，康熙皇帝接纳了他们，并宣布喀尔喀蒙古在大清的保护之下。
两战雅克萨，大败哥萨克
准方找上门来，要求清朝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康熙拒绝，清准关系骤然紧张。
恰在此时，准噶尔后方发生叛乱，噶尔丹精力有所分散，清朝抓住机会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换取俄方承诺一旦清准开战，俄军不会介入。
清朝抓紧时间动员三军，陈兵土喇河，次年噶尔丹再次入侵喀尔喀，并放话俄军会支援自己。于是清朝警告沙俄不要违背条约，沙俄也确实没有冒着同清朝开战的风险趟此浑水。
清准交锋，大清第一次找到了大国博弈的感觉。
第一次清准战争，主要有两次会战，清朝先败后胜，噶尔丹实力受挫，退回科布多。清朝借此机会，前出漠北，着手巩固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收服喀尔喀诸部是清朝征服全蒙的关键一步
如果说中原财富是清朝军事实力的基础，那么满蒙联盟则是其武装力量的刀锋。
这把刀用好了足以噤吭天下，用不好也能伤了自己，因此清朝非常重视经略蒙古。
在清朝看来，按亲疏近远排序，蒙古世界大致分为三块：科尔沁蒙古、内属蒙古、外藩蒙古。
首先，科尔沁蒙古就是自己人，可以完全信任。早在天命时期，科尔沁就与后金结盟，世代通婚，很多满洲贵族的母亲都来自科尔沁部，康熙身上就有四分之一科尔沁血统。
其次，内属蒙古基本上算自己人，可以直接管理。内属蒙古由清朝派人直接统治，按照八旗编制组织起来，打仗时可以直接调动。
最后，外藩蒙古不完全是自己人，要想收服他们，皇帝本人得有硬实力。
有清一代，蒙古骑兵的身影一直存在于八旗军队之中
前面的文章中，我曾对比过中原和草原治理模式的差别，在草原上，大可汗的战斗力比正统性更重要。黄金家族自元末撤出中原后，不断被更能打的草原英雄所压制，最后甚至认了满洲皇帝为可汗。
而在所有大可汗中，康熙最像一个标准的草原英雄。
1691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主持与喀尔喀部的会盟，据随驾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载，康熙的精力十分旺盛，离京当夜就向张诚学习几何学知识，还做了几道证明题，第二天晚上又学习天文学，做了十几道三角证明题。
出塞以后，康熙整日射猎，日均骑垮十匹马，所获猎物中甚至还有老虎。
到了会盟地，康熙轮流接见蒙古贵族，用流利的蒙语和他们交谈，动辄持续三四个小时。5月31日，康熙邀请众首领观摩阅兵，还与他们比试射技，有一张150斤的硬弓，众首领无人能开，康熙竟用它连发十余箭，在最远的距离外中靶三四次。
多伦诺尔会盟，既是国力的炫耀，也是康熙个人魅力的展示
一番操作下来，喀尔喀诸部诚服，清朝重新洗牌漠北蒙古，首开以旗盟制统御漠北的先河。准噶尔见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自己，抢先发难，于1695年5月再次入侵漠北，刚好康熙一直对五年前乌兰布通之战的结果不满意，这次准噶尔先动手，正是报仇良机。
1696年3月，正当壮年的康熙御驾亲征，迎战噶尔丹。
三月的塞北，康熙身披雨衣立于风雪之中，直到全军扎营妥当，自己才入帐，等全军将士开饭，他才吃饭，日食一餐，渴饮浊水。
主帅如此，三军感奋。
五月初，侦知噶尔丹主力位置后，康熙亲率前锋出击，大军紧随其后，噶尔丹不敌，调头远遁，清军穷追不舍，康熙调整部署，多面围攻，终于在五月中旬的昭莫多之战中摧毁了噶尔丹的主力部队。
昭莫多之战是清朝对准噶尔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
但只要噶尔丹还活着，问题就算不上解决。
于是次年秋天，康熙以打猎为名，带了两千骑兵出塞'试鹰'，同时命令周边各部在戈壁滩上布下包围圈，自己则亲率精骑横绝大漠，寻找噶尔丹。
众叛亲离的噶尔丹已是英雄末路，只得含恨自尽，尸骸由其部下献给了康熙。
为什么康熙执着于消灭噶尔丹？这里牵扯到大清统治蒙古的一块重要基石——黄教。
用黄教掌控游牧者的精神世界，是清朝经略全蒙的又一高级智慧。
康熙有言：一座庙胜过十万兵
噶尔丹本人就是僧人出身，他巨大号召力的来源除了英武善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借助了雪域高原的黄教力量。
在上篇文章中我承诺过一处伏笔，要在本文揭开，那就是林丹汗败给皇太极后，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战略构想，一旦成功，他将重新具备抗衡大清的实力，为此他远走青海，却不幸中途去世，计划也夭折了。
这个计划就是：带着忠于自己的余部前往青海，和好兄弟却图汗会师，两个汗加起来有十万大军，凭借这支力量横扫青藏高原，灭掉黄教，扶持红帽派，掌握精神秩序，再逆袭回到蒙古，成为横跨草原和高原的霸主，雄踞内亚大陆。
真正的草原英雄，都是以整块大陆为博弈视角的
而这一战略，经过内容、方向调整后，将在他敌人的孙子手中得以实现。
1719年，已是年逾花甲的康熙力排众议，发起安藏战役，清军远征雪域高原，沿途只打击准噶尔军队，对百姓则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大获全胜。
雍正初年，青海罗卜藏丹津串通准噶尔大汗，举兵叛乱，年羹尧奉旨平叛，指挥岳钟琪等领兵进剿。
清军出动6000骑兵向叛军发起突袭，罗卜藏丹津率部逃离，清军穷追15天，一直追到柴达木盆地，沿途痛歼叛军，一举平定青海。
乾隆朝首次征准时，海兰察曾单骑擒获辉特汗巴雅尔
1777年，饱受争议的金川战役结束，乾隆帝不惜血本也要拿下大小金川，其实也有保护黄教的考量。金川战役中还涌现出了清版霍去病——年仅21岁的猛将福康安，14年后，已是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奉旨入藏，反击廓尔喀的入侵。
福康安接旨，40天疾驰4000里，飞赴前线，与敌激战半年，收复了全部失地，并于乾隆57年6月率军翻越喜马拉雅山，攻入敌境，兵临加德满都，迫使廓尔喀臣服。
傅恒、福康安——乾隆时代的帝国双璧，足迹遍布每一块战场
看似好大喜功的背后，其实是对帝国命脉的深刻理解，有些成本，不得不付出。
至于折磨了清朝近七十年的准噶尔问题，则在乾隆22年被彻底解决，清军出兵扫荡了准噶尔全境，准噶尔余部逃入哈萨克汗国境内，清军出境追击，与哈军发生了冲突，哈萨克汗迫于压力'悔过投诚，称臣入贡'。
清军旋即越过天山，南下回疆，经过一年血战，将大小和卓打得无家可归，又一路追击到帕米尔高原，俘敌一万两千人，至此，西域平定。
清朝中前期对外用兵，素来追求“彻底消灭”
自汉武帝攘匈奴，通西域开始，中原王朝只要有余力，就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控制河西走廊，防止草原和高原联合起来，但是到了清朝，由于国力空前强盛，因而帝国采取了更为硬核的战略安排——把草原、高原和西域直接全部拿下。
为了守住如此广袤的战略空间，康雍乾三朝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户部库银也要长年保持五七千万两的储备，居历朝之最。
空前强盛的国力，是大清最终征服准噶尔的根本保障
特别是收复西域后，帝国的边疆向前拓展了数千里，深入中亚腹地，如何有效镇守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国防体系——长城-天山走廊应运而生。
大清在天山北麓建立了三个战略支撑点，由内而外依次是：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大量来自东北与内陆的驻军和资源，沿着长城-天山走廊万里迢迢投送至此。
大清经略西域的三大重镇：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
伊犁是大清在西域的战略前沿，北拒沙俄，西控中亚，清朝在此设有伊犁将军府，背靠天山，总制全疆；乌鲁木齐是伊犁的后方支援，也是从内陆向前沿输送物资的大型中转站；巴里坤是连接内外的战略接应，地处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青海草原的交汇点，意义十分重要。
大清开辟了从天山北麓、河西走廊到关中平原的农耕地带，沿途繁荣的市场网络中，兴起了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奇台等一大批商业重镇，连俄罗斯和中亚的商人也被吸引过来。
于是，从关东到西北，从中原到塞上，从江南到北国，人们随着帝国的军事和经济活动而扩散、凝聚，开启了中国古代帝国建构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康乾盛世——一段壮阔豪迈的古代帝国建构史
近几篇文章我一直强调，'打下来'和'占得住'是两回事，'占得住'和'能站稳'又是两回事。中国古代王朝，武功极盛者不在少数，但版图覆盖区内文化的多元度一旦超过了皇帝的理解力，帝国的治理大都变得笨拙不堪。
以往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倚靠羁縻制，这是中原皇帝站在中原本位上，理所当然采取的朝贡式治理，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套高度依赖国力的高成本统治办法，特别是用来控制草原、西域、雪域这些与儒家文化不兼容的区域时。
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盘，在清朝时期被奠定
经过几千年的试错与沉淀，古代中国的形态终于在清朝时发展到了完成体。清朝超越以往朝代之处在于，对帝国版图内的每一块次级区域，它都能找到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方法，进而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的统治。
清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混合政权，治下各个地区、各种文化之间相互支持、相互牵制、环环相扣、合理嵌套，组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结构。
古代中国的终极整合方案，到清朝才最终确立
中原地区主导着帝国的经济秩序，草原地区主导帝国的安全秩序，雪域高原主导草原的精神秩序，西域则将草原与高原彼此隔开，同时为帝国提供战略缓冲空间。而清朝统治者则以多重身份居中操纵：在中原他是皇帝，在草原他是大可汗，在雪域他是文殊菩萨转世，确保自己在每个次级区域中，都以该区域所认同的最高领袖身份存在。
大清的统治智慧——多元平衡手
至此，我用连续四期的篇幅回忆了中国古代的整合建构历程，看到除了我们熟悉的中原，还有陌生的草原、遥远的雪域、古老的西域以及过渡地带的东北，彼此塑造，互相依存，共建中国的壮丽史诗。
但是，还有一个方向没写，那就是海洋。
在这个方向上，酝酿着最大的变量与未知，古代中国将在这个方向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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