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又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在昨天的共读中，我们以对万历皇帝较为概括的了解，拉开了历史波澜的序幕。
当道德代替法治，成为历史问题的症结，天子也成为这种制度下的产物。
那么，以道德为根基的封建政治理念，究竟是否能够真的建立文官集团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呢？
今天，我们能从另一位人物——大学士申时行的生平所历中窥之一二。
只有读历史，才能明白谷主麦家所说：人生的“大东西”是不可求的，我们能求索的只能是一些“小东西”，比如知识，比如道德感，比如待人接物的常理、常道，看待荣辱的心情、心态，等等。
今天的共读，我们能窥见申时行的“不可求”，更能明了作为个体如何在可以索求的“小东西”里，不断完善自我。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在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基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
尽管经筵只是皇帝学习形式的一种，然而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仪式。因为在往后的岁月里，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和形式。
首辅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说起来很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
距离皇帝所处的宫殿并不远，不过千米，却是最遥远的千米。
因为到了申时行任首辅期内，皇帝宣召议事平均一年也不过一次，交往多出于纸头书面，更不用说圣驾亲临了。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即使负责着经筵，也不可能对其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甚至对它的反感和厌倦不在旁人之下。
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礼，他都要引咎自责。按照现在的说法，申先生算得上是个很有分量的“背锅侠”。
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
然而首辅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多年前，他也曾疑惑——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
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
但时至今日，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
他逐渐了解到：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还可以代替行政。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要影响全体文官，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正因为如此，他被很多人视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
公历1587年，申时行52岁，官居首辅已4年。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
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所共知。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文官集团的建立由来已久，并趋于成熟。
此时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会出现一片令人眼目眩晕的现象。
其中较为特别的是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獬豸”。“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可是并非身穿绣有獬豸的袍服，就绝对掌握了世间善恶。很多时候，事情未必都呈现出是黑非白的特征。
为数两千的京官，在很多时候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甚至可能不具有良好的品德，更不用说移风易俗的能力。
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这么多身穿獬豸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了。
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益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也是如此，今日仍然如此。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以邹元标两次上书批评张居正和万历为例。万历怒而斥之“讪君卖直”。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他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被指责为“首尾两端”，申时行也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
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
他的前任和后台张居正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万头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但在申时行看来，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而且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
直到危机四伏、孤立无援之际，才发现了这一点，于是说：“如入火聚，得清凉门。”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也没有做烈士的决心。他认为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
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个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因为张居正一案的余波，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正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要紧。
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攻击已经逐渐展开。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
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重又站稳了脚跟。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
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替邹元标说好话。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宣扬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
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
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册封万历的宠妃郑氏为贵妃时，他被委为正使之一。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
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申阁老防患于未然，确已尽到从中调济的职责，成功的希望却至为微小。
申时行想要继续推广诚意，然而万历皇帝却表现出了怠政的态度，经筵也久被搁置。
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他对邹元标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
申时行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但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想要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大概是他专注于现实的一生中，唯一闪光却不可行的理想。
当象征追求大同之治的经筵被取消，这种庄严的形式被皇帝抛弃，开始在意识形态削弱皇权的神圣性；
当他不知不觉地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也无能为力了。
1574年，万历髫龄时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
13年之后，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那么，在之后的政治生涯里，他会走向何处，历史又会将目光转到哪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节的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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