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造成明末辽东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传统“华夷观”中封闭、片面和狭隘的负面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华夷观”，无疑是由儒家率先提出的“民族观”，也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简而言之，“华”代表文明、高贵，是正宗；“夷”代表野蛮，是附庸。孟子老先生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一句，正是对这种理念的“生动诠释”。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金人眼里的“中国”、“华夷”和“正统”
契丹人眼中的“中国”、“华夷”和“正统”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纵观历史，民族矛盾一直是让中原封建王朝颇为头疼的结构性问题。进入明朝中后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华夷观”中保守封闭的一面，一直在社会中占据着上风。比如“庚戌之变”结束后，对蒙古（俺答汗）深恶痛绝嘉靖帝“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甚至将忽必烈“开除”出了历代帝王庙的“大名单。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一文概述，明朝人是如何评价元朝的？
那么问题来了，华夷观是如何“加速”辽东女真的崛起，又是如何将明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在今天看来，明廷与“北虏”蒙古和“东夷”女真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蒙古、女真等民族的文明程度远落后于明朝，因此明廷在处理辽东的民族关系时，始终强调并实践着华夷观中封闭的一面，歧视现象可谓屡见不鲜。
将蒙古和女真冠以“虏”和“夷”的称呼，无疑彰显了明廷上下“唯我独尊”的心态。作为“秉政”的首辅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说：“迩年以来，虏（蒙古）患日深，边事久废。….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对于请求加赏“属夷”女真，他认为“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士大夫群体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之风，也助长了不和谐因素的滋生。如理学家瞿九思曾言，“人言夷性犹犬羊亡餍，良然”，歧视之情，溢于言表。由王洙主持编撰的《宋史质》，将两宋诸帝本纪列为《天王正纪》，而将元朝列为《天王闰纪》值得玩味的是，明朝史料对努尔哈赤的记载，就经历了一个从蔑视到仇视的过程。一开始，明廷对这位建州女真首领的轻视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明末《辽夷略》序言写道：“不知奴（努尔哈赤）于众夷中不过弹丸之一种耳，操纵而颠倒之线索，原在我中国之手。晁家令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技也。’请就《辽夷略》中考论之。夫从来夷无定主，犬羊相噬，投骨于地，狺然而争。”伴随着建州女真势力的愈发强大和一再“犯上”，明廷的仇恨心理急速加剧，对努尔哈赤的评价也变得愈发尖酸刻薄。“奴酋（ 努尔哈赤） 之性狡狯无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虿。”萨尔浒之战结束后，努尔哈赤率军乘势攻克了沈阳、辽阳和辽河以东的七十余城，辽东大部分地区被其尽数收入囊中。损失惨重的明廷，此时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地反击了。为了“泄愤”，他们用恶毒的语言诋毁努尔哈赤的家人：“初李宁远（李成梁）诱阿台于城下，袭而杀之，并杀其（努尔哈赤）祖父，而奴酋请死不暇，奴（努尔哈赤）是时一孤豚腐鼠耳”；“控虏制夷如狸戏鼠，如虎戏驴，玩之股掌之中。”讽刺的是，在萨尔浒之战结束26年后的1644年，明朝彻底走向了覆灭。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吊死煤山。4月24日，清军离开山海关一路西进，各地一路迎降，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5月2日，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1645年5月22日，在位仅一年的弘光帝被俘，南明陷入分裂，再无统一的核心领导机构。1662年6月，伴随着永历帝之死，清朝事实上完成了中国的“真正统一”。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明朝灭亡，到底冤不冤？
纵观明朝，明朝与蒙古和女真人的贸易，集中在镇北关、清河关、广顺关、新安关和抚顺关等地的“马市”。“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二次。各夷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放入市，许赉有货物者，与彼两平交易。”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与女真人、蒙古人的贸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就拿辽东来说，明朝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等行为如同家常便饭，稍不反抗就会以“闭市”相威胁。如《明神宗实录》记录道：“先是七月，夷人入市宽奠，参将徐国辅有弟国臣及苍头军刘佐减价，强将市夷榜掠之数十，几死。以故诸市夷怀忿，欲报之怨。......因使千总陈加宠奉檄驰宽奠、阳、青河、抚顺之间，晓譬酋长王兀堂，令约束部落奉汉法，得贡市如初，不则当以大兵捣若巢矣自是之后，诸夷皆绝迹关市下。”明朝官兵通过马市牟取暴利的行为，引起了女真人的强烈不满。在得知建州女真首领王杲（疑似努尔哈赤的外祖父）表达了“反对意见”后，明廷立刻祭出了“绝贡闭市”的杀手锏，并取得了“成效”——“杲所部诸酋皆以绝市赏故窘困，往孤山为佣工，庶自给”。本该起到互惠互利和安定团结作用的马市，沦为了明末辽东各级官员谋一己私利的“聚宝盆”，更为后续的动乱埋下了伏笔。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明廷一直掌控着与东北各民族贸易的主动权。在意识到东北诸民族经济体系的缺陷后，被华夷观“冲昏了头”的明廷各级官员，均将开市和闭市视作统辖东北的重要手段。明廷在意识到努尔哈赤“其志不小”后，就曾试图用这一手段遏制其发展。在当时，人参是建州女真的主要财源。为此，明廷以减购人参为由，试图逼迫努尔哈赤“服软”。“奴儿哈赤擅参为利，该道欲于市易中默寓裁减之意，使商贩渐稀，参斤无售，彼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遗憾”的是，明廷的小算盘却落了空。在停止互市后，建州女真两年间腐烂的人参高达十余万斤，损失惨重。但正所谓“穷则求变”，努尔哈赤对人参的保存技术进行了革新，最终“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换言之，努尔哈赤用“科技”斩断了明廷的“经济枷锁”，为日后的“叛明”奠定了经济条件。进入明朝中后期，明廷的战略防御重点从蒙古“转”向了女真。对于“不听话”的女真诸部，明廷毫不含糊，施以雷霆万钧的军事打击。王杲举兵造反后，“巡抚都御史张学颜请绝杲贡市，总兵李成梁以十月誓师捣杲巢，凡斩虏（夷）千一百四级来献捷。”坦诚地说，李成梁的报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作用。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号引城，辽东铁岭（今辽宁铁岭）人，明朝后期名将不过，明朝官兵草菅人命、“杀夷冒功”的行为，也同样屡见不鲜。1583年，李成梁率大军围攻建州女真王城古勒寨（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见明军势大，建州女真主动打开城门主动归降。然而，李成梁破城后，自食其言，纵兵大肆屠杀城中老幼，2200名无辜军民惨遭杀害。对老弱和妇女的残害，激起了辽东各族民众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明初以来，元室虽然退居塞外，但一直不甘心在政治上的失败，时常骚扰和进犯明朝边境，双方关系一直剑拔弩张。不过，在双方对峙的大部分时期，蒙古内部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核心力量。因此，蒙古很难对明朝构成更深层次的威胁。拓展阅读：
被压制百年的“黄金家族”：北元大汗们的凄凉血泪史
一文概述：为了做蒙古大汗，也先动了哪些“小心思”？
对于蒙古的防御重点，明廷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边墙是明朝为防御蒙古侵袭所建造的大型工程，“九边”重镇的设置也是为了抵御蒙古骑兵的入侵。鉴于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一直都是防御蒙古的前线军事要地，因此明廷将辽东总兵府设在了此处，而不是政治中心辽阳。与此同时，明廷还在经济上采取利诱、威胁等手段，迫使蒙古“不敢造次”。如明朝坚持马市贸易“货物有禁”，即“禁货兵器、铜铁”，有时甚至连锅釜、茶盐等生活必需品也在禁例之中。再加上内部长期不统一，因此蒙古对于明朝大多只有经济要求（如通贡和互市）。比如“把汉那吉降明（1570年9月）”事件发生后，俺答汗与明廷展开了深入谈判。对于明廷提出的“用赵全换把汉那吉”的要求，俺答汗想都没想就拍板同意了。“我不为乱，乱由（赵）全等。今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 直接促成了“俺答（汗）封贡”。在今天看来，蒙古人没能再次入主中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明朝的民族政策有其成功的一面。不过话说回来，分裂和内耗，不注意吸取中原文化的长处等原因，更是蒙古人没有实现“二度崛起”的关键所在。明末辽东的女真与蒙古，都是明廷“华夷观”民族政策下的“受害者”。作为辽东总兵的李成梁，一再利用蒙古与女真以及女真内部的各种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以实现对辽东各民族的统治。彼时“贪汉（明朝）财物，终无大志”的蒙古，时常徘徊于明廷和女真（后金）之间。他们时而联合明朝夹击女真，时而联合女真进犯明朝。坦诚说，明廷极为惧怕女真和蒙古达成联合，因此一直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并利用“金元世仇”，离间双方的关系。不过，到了努尔哈赤主政时期，情况发生了大逆转。他敏锐地意识到，“（蒙古与女真）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因此主动联络蒙古诸部“共图大计”，并用联姻结亲的方式，结成了稳固的“满蒙同盟”，如辽东蒙古的科尔沁部，就是其“坚定不移”的伙伴之一。拓展阅读：
林丹汗的“统一大梦”，为什么最终垮掉了？
实际上，清朝的历任统治者们，都从未中断过同蒙古联盟的政策。得益于满蒙关系的融洽，纵观整个清朝时期，长城几乎“丧失”了其防御意义，彻底“沦”为了平平无奇的一堵墙。除了政治原因以外，经济原因也是促成满蒙结盟的原因之一。由于游牧经济和渔猎经济的不稳定性，在遇到天灾或人祸时，他们不得不以掠夺的方式从中原农耕地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女真与蒙古走到了一起。只不过，女真是主角，蒙古是配角。明朝末期，吏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备废弛，国力日趋衰弱，明廷根本无法做到“控虏制夷如狸戏鼠，如虎戏驴，玩之股掌之中”了。可即便如此，明廷不仅不能正视自己由强变弱的残酷现实，还不去调整自己的民族观念，依然抓着传统的华夷观“自己糊弄自己”，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需要说明的是，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问鼎中原的志向，是随着自身实力的膨胀而逐步增大的。就拿努尔哈赤来说，他一直走的是“暗中发育”的发展之路——一方面对明朝朝贡称臣，表示忠顺；另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昏庸的明朝统治者们，显然被努尔哈赤的“恭顺”迷惑住了。他们天真地认为，努尔哈赤和“贪汉财物，终无大志”的蒙古人一样，“且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劫虏，非宋之女真阿骨打大志之虏也。”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因其势，用其强，加以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梦想”着“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利用明廷上下的自大心理，努尔哈赤成功地蒙蔽了这个庞大但日益腐败的中央王朝的视听。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明朝有识之士已然看破了努尔哈赤的“伪装”：山东巡按熊廷弼曾疏言:“今日辽左兵马极其单弱，而努儿（努尔）哈赤方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情形已着，变态已彰”；兵部尚书李化龙奏:“奴酋狡悍，已非一日，......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也。”总而言之，民族关系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关系良好，则有利于民族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起延缓甚至阻碍作用。
理性讨论古代华夷观这一主导民族关系理念的价值内涵，审视晚明辽东民族力量的消长乃至明亡清兴的全过程，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仍有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