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被蒙古贵族们拥戴为大汗，大蒙古国正式建立。
在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后，1260年，忽必烈在汉人地主阶级和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于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继汗位，设立中书省，建元中统。
与其他北方民族建立的统治政权相比，大蒙古国与之有很多不同之处。
以北魏和金为代表的的北方民族政权，尽管占据了中原的广大领土，但并未有效控制漠北；
对这些北方政权而言，更北部边疆一直都是困扰他们的难题之一，甚至是促使其衰亡的重要因素。
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就是金国统治者眼里的心腹大患
至于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譬如匈奴、突厥汗国等，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
鼎盛时期的突厥，实力不容小觑，然而南边有个bug
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
因为崛起于漠北，因此对漠北的控制极为牢固；
窝阔台时期的大蒙古国疆域（图via：史图馆）
不过，在完成对外征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蒙古国的政治中心一直都在漠北，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
“视居庸以北为内陆”，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
至于所占据的农耕地区，基本上都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法制不立、缺乏秩序，贵族军阀对百姓剥削残酷，“虐政所加，无从控告”。
耶律楚材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后重新夺回漠北。此时，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向中原汉地本位倾斜。
今日哈拉和林的一个村庄
但客观地说，草原本位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元王朝。
即便将首都从哈拉和林南迁至北京，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指望元朝的统治集团完全从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是不现实的。
但回过头来说，元王朝的早衰与其骨子里的草原本位思想，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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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一统王朝，元朝的寿命并不长。
纵观元朝历史，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是在前期与西北的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局部战争，到元中期时期已完全平息。
那么问题来了，元朝在内部治理上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一言概之，因为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始终未能弥合。
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陆的北方民族王朝相比，元朝的汉化道路尤为艰难，用“迟滞”二字来形容都丝毫不为过。
前面我们曾提到“间接统治”一词，何为“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以致“汉地不治”
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但坦诚说，元朝的“汉化”自始至终就是不彻底的。
总体来看，统治者们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与中原汉地发展格格不入的草原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得到长期保存。
至于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也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中原汉地的思想文化比较冷淡。
忽必烈与八思巴
而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比喇嘛教逊色得多，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
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经济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
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八思巴文，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附之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
八思巴文
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堂进行教授，大批中原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学习八思巴文。
学习蒙古（八思巴）文、取蒙古名字等一系列“蒙古化”现象，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
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
用八思巴文书写的“圣旨金牌”
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皇帝讲解，可谓劳心劳力。
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影视剧中的元朝宰相阿合马，是个如假包换的色目人
因此，元朝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了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既行汉法，又存国俗”，这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很强的文化差异。
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
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
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在传统的儒生看来，是极其荒唐可笑的事。
但之所以在元朝多次出现，就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
再比如太尉、司徒、司空，被称为“三公”，是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
而到了元朝（尤其是中期），“三公”被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连僧侣和匠官都可以成为“三公”中的一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
元文宗
为什么元朝的“汉化”如此缓慢，甚至“迟滞”？
前面曾简单提到，跟以往的北方民族政权不同，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一直都是传统的游牧-狩猎经济，对农业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
像拓跋鲜卑和契丹，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女真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
因此，要想让元朝统治阶层认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并接受相关的一套意识形态，要比前面提到的北方民族政权统治者难得多。
另外，北魏等朝代建国后，能接触到的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
而元朝的统治者们，在接触汉文化之前，已经接触到了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
在当时的元朝统治者看来，汉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更何况，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存在着一个强大且保守的游牧贵族集团。
综上，元朝统治集团不可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难以做到完全从中原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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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北方民族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
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中原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影响和改变。
限于篇幅关系，我们在这里只谈后一次。
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
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些变化？
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
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
“厂公”堪称明朝的一大“特色”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
周良霄先生认为：
“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
明代很多皇帝之所以会有恣意妄为的蛮横心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的影响。
可问题是，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这是否与前面提到的是否有所矛盾？
答案是否定的。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异。
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策上的表现；
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治理中原问题上的“水土不服”，再加上思想不成熟、法制上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尽管元朝皇帝（蒙古大汗）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当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
蒙古皇帝有非常强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再加上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
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面是起自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入仕机会、跃跃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
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棍棒交加。
在今天看来，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乃至或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已经不易察觉。
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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