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老同学曹培赠我们自印本著作《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读后颇有感慨。她还曾撰文记述陈司寇老师的“最后一课”,影响很大。现将她讲述和采访陈老师的相关内容展示如下:
陈司寇老师往事
曹培
2014年,我和一零一中学的一些老同学开始编写纪念文集《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采访了当时93岁的陈司寇老师。
我原是初一学生,本不认识陈老师。 只因文革伊始她是全校最有名的“牛鬼蛇神”,在众目睽睽下中受尽折磨凌辱,才在我的记忆中留下难忘一幕:当时的她40多岁,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布制服,拿着掏大粪的肮脏工具在厕所的粪池边掏粪,周围围观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人,学生们哄笑着、辱骂着、呼喊着打倒她的口号,甚至有人用树枝蘸着大粪涂在她的脸上。她默默地忍受着,竭力地克制着,只偶尔可见那一双圆圆的大眼中一闪而过的愤怒。转眼48年过去了,93岁的陈老师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按照约定的时间,2014年6月26日,我和叶增华去访问陈司寇老师。 按了门铃,门一开,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满脸笑容的祥和老人。叶增华忙叫老师好。她就是陈老师?原来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变成了细长型的,那里面没有了当年的锋芒,却充满了慈爱和温柔。我盯住她看了又看,一时竟难以与心中的旧印象合为一体。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担心对九旬老人的刺激过大。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她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乐观豁达,是位十分可亲可爱又不失幽默的老妈妈。于是我们打消了顾虑,说话也坦诚起来。问她文革中究竟是谁率先剪掉了她的头发,“嗨,学生嘛!”她倚在桌旁一手托着头,微笑着陷入回忆,却不肯说出那学生的名字,眼角的皱纹里写满了宽容。
左起曹培、陈司寇、叶增华
陈老师却始终很轻松,笑着与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她的记忆力超好,许多事实记得很清楚,说话冷静幽默,不带一点激动。 在她口中,所有的悲剧都已经化成了荒诞剧,付之一笑。 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已到,我们起身告辞准备出门,陈老师突然郑重其事地叮嘱着我们:“记住了啊,千万别得脑血管堵塞和脑萎缩,那样就会痴呆!”
根据陈老师的谈话,我们整理出一篇访谈录, 打印出来送给陈老师过目,并约好了第二次访问,请她谈修改意见。2015年5月10日,我们第二次登门陈老师对我讲述了“最后一课”——如何面对老年、疾病与死亡 。
陈司寇老师拉住我的手问:“你今年多大了?想过今后应如何安度晚年吗?”她接着说:
“时间真快啊,我教过的老高三学生都快要七十岁了。 一般来说,人在七十岁以后是很难过的。第一是因为病痛,一身患有多种疾病,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第二是因为孤独,人老了活动空间小了,与社会渐渐隔绝了,越来越多地待在家这个狭小空间里。 因此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忧郁症。老人是弱势群体。身体弱,精神也弱。 在我们蓝旗营院里,有很多老人都是如此,成天可怜兮兮地期待着他人来关怀照顾,变成了弱势婴孩。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想,难道人的晚年一定要这样过吗?
我今年94岁了,老公(北大赵宝煦教授)两年前去世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除了一个每周来两次的清洁工,生活基本自理。我不习惯与保姆同居,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尽量自己做。每周子女们都来看望我。我还要儿子不用每周都来,两周来一次就行了。他们也忙啊,而且他的家与我这儿离得太远了。我自己平时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读书看报看电视散步做家务,保持着自己不紧不慢的节奏, 最近正在研读易经。 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走’。我没有任何遗憾。现在只求活一天就要生活得有质量,即便明天就走,今天也要活得有质量。
我认为人生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例如童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青年时期是学习,中年时期是工作养家,老年时期也要有目标啊,没有目标的人生特难受!那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要尽量使自己减少病痛,过得健康愉快。我从55岁退休到今年94岁,已快40年了。我这些年一直身体很好。我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知识就是健康,最好的保健医是自己
人的健康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形成,第一是遗传,第二是锻炼和养生,第三是生活习惯,抽烟喝酒熬夜都会损害健康。人到70岁以后是老年。老人都一定要注意学习吸收医学保健知识。要看许多书,对于人的人体构造与功能、体育运动、食疗、生活习惯、保健按摩、心理健康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此外,要全面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摸索其中的规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就要身体力行,一旦认识到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要令行禁止。并且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有些老年人没有自己健康上的主心骨,动不动就看医生,乱吃药。其实医生不过是听你的陈述。再说各科医生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掌握你的全面情况。所以一定要靠自己,而不要盲目依靠医生。有些老人一心想依靠什么名医,或者什么灵丹妙药来保健康,经常跑医院,频繁换医生,换药物,结果总是失望,因为他不懂得靠医生不能获得健康,关键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我曾经患过皮肤瘙痒症,痒起来钻心,夜不能寐。去看医生,只能给些药膏涂抹,没有效果。后来我自己看书,明白瘙痒症是有很多种类的。我分析了自己的类型,注意改变生活方式,采取适当食疗,保持心里的平静,并学会了按摩相应的穴位,后来就慢慢地好了。
有一天早上我要起床时,突然发现腰痛得动不了,当时家里只有我自己。我就告诉自己要镇定,躺在床上自我按摩一些穴位,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起来了。若是别人早去医院看了,我就坚持自己按摩相关穴位,配合适当的腰部活动,结果腰痛一直没有再犯。
俗话说久病成郎中。我的体会是,身体是自己的,最好的保健医其实只能是自己。泠暖痛痒只有自己最清楚,运动健身只有靠自己坚持,心理健康也只有靠自己调整。任何企图依靠在其他人身上养老的梦想都要落空,无论是再好的医生、再负责任的保姆,或是再孝敬的子女,都不能去靠。
二、 要有毅力,要做自己应该做的,而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我坚持生活自理,至今自己买菜、做饭、洗碗、散步、自己洗小件内衣。 我当然也累,也不方便,完全可以让保姆为我做。但是只要一开始不做,以后就再也做不了了。 我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开这个头。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今天94岁了还是如此。
三、 精神要有境界,文化生活要丰富。现在老年人太寂寞,盼望儿女回家看望。可是我不需要。我关心时事政治,对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戏剧体育都有兴趣。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规律,每天忙忙碌碌,心里很平静充实。
北大政治系的一位教授去世了,她的老伴特别寂寞,老打电话给我,一说起来就没完。问我能不能一礼拜给她打两次电话。我答应了,转念一想,我一次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其他时间她怎么办呢?我就去找她。我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外力,只能靠内力。她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自己有奔头。她问那怎么有奔头呢。我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尽量把你的时间安排紧一点,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都有完不成的工作。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我每天6:00 – 6:30起床后,就忙着按摩,做操,看电视新闻、做早饭。一定要在九点之前吃完早饭。9点以后我就开始看书看报。我一个人订了好几份报纸杂志,每天不抓紧时间都看不完。看到我欣赏的地方就摘录下来,或者剪下来,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好几大本了,经常翻看,乐在其中。我还爱看电视剧,看到难过处就跟着放声哭,高兴处就放声笑。有时还想不通编剧为什么这么处理。自己就琢磨,要是我做编剧,我就怎么处理。我现在还在研读《易经》,心得也记下了一本。你看,我平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这么多新知识要学,哪里有时间去寂寞呢?此外我还有个办法,就是家里不要太寂静。要经常开着电视,就好像总有人与你说话,向你唱歌,你就不会感到孤独。
我有三个孩子每周都回来看我。我儿子住的离我挺远的,我不希望他每周都来。我说你不用每周都来,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他后来就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平时过得很充实、愉快,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老年人要热爱生活,关心时事,心胸开阔,心情舒畅。这样遇到疾病就能顶得住。
第二个目标,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得快一点”,既减少自己的痛苦,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的负担。 人人都希望晚年走得快一些,但死生有命,这也可以事在人为吗?我认为,要想“走的快一点”,首先要做好“走”的思想准备,该走的时候干干脆脆、无牵无挂、了无遗憾。
其实无论多大年龄都会怕死,死亡总是令人恐惧的,怕临死前的病痛,怕与亲人诀别时的撕心裂肺。谁不怕啊?可是怕又有什么用,这是自然规律,只能坦然面对呀。从70岁时我就想,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还有许多偶然因素。 黄泉路上无长幼。所以活一天就赚一天。人的生命分为数量和质量。我不在乎数量,而看重质量。只要每天的生活都有质量,什么时候“走”就顺其自然。
不怕死,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死亡,享受生期。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活得自在,活得痛快。解决不好,就终日惶惶不安。我现在就活得很痛快。 好多知识学不完的。我从来也不寂寞。我不喜欢跟街坊邻里的老太太们聊家长理短的事。我觉得不如看电视,能得到很多新鲜知识。我爱看足球、网球、台球。我是丁俊晖的粉丝。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我也很关注。我心情舒畅,对疾病就能顶住。
我前年尿血,在三院检查发现我左肾上有个肿瘤,可能是癌症,医生和家属都主张要做手术切除。我不同意。我说我已经92岁了。我将来走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肿瘤。即便是这个原因,动了手术后又会出现其他病。 那何必呢?我就思量,癌症喜欢什么?它喜欢酸性的东西,不喜欢碱性的东西。我就不吃酸性的大鱼大肉,饿死它!而多吃蔬菜水果。还吃抗癌食品,例如蘑菇、西兰花等。两年来没有任何感觉。现在我干脆就不去检查了,也不管它变大了还是小了,爱怎样怎样。已经两年了我一直与癌症“和平共处”。现在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精神负担,每天都生活得很充实,很有质量。任何事情只要想得开,就会战胜它。当然如果将来真是癌症发作的话,后期会很疼,我就留一笔钱打止痛针。我对女儿说,将来我昏迷了就不用打了,没有知觉了还打它干嘛,”走人”就完了嘛!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精神上只有达到一定境界,就能超越生死。超越了生死,才能放下生死,轻松享受有限的生期。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儿女说还是找个保姆陪住吧。否则万一哪天犯了病都没有人知道。我说犯了病又怎样,无非是拉到医院抢救呗。 抢救过来又怎样,还不是不死不活地拖着? 人的寿数到了,就要顺其自然,犯了病还抢救他干嘛? 身体功能衰竭了,无疾而终,顺其自然,这是福气呀,你说是不是?我希望我将来是靠自己走着进入天堂的,我要走得有尊严,而不是浑身被人插满了管子,被人拖着拽着送入天堂的。
许多老人越是到了晚年,越是锱铢必较,把钱抠的紧紧的。他们真是没想明白呀。我现在每个月几千元退休金,根本花不完。所以孩子们来看我,我都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儿女过六十岁生日,我每人送上一万元。我想,自己也就这几十万元的存款,等我死了儿女们继承,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感激我。不如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共享,弄个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很多老人想问题只从自己出发,想来想去总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 或是领导对不起自己,或是同事对不住自己,或是儿女对自己照顾不周,特别是儿媳妇又如何亏欠了自己。内心总是不愉快。这又何必呢。要想得开,就一定要放下自我,换位思维。
你认为自己把儿女抚养大,儿女就应该回报你。儿女都有儿女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父母在世时,你又曾去陪伴了多少?照顾了多少?我从不要求儿女来陪我。 我一个人生活的很有规律,说真的,他们来了我还有点嫌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所以一个人生活是常态,儿女来看你,是惊喜。这样就不会心怀不满,常感落寂了。
不要回报,只要奉献, 我养大了儿孙,是我的奉献。但我不图儿孙的回报。我一直以助人为乐,若能帮助他人,我就感到快乐。能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我就感到快乐。一位老师经济上有困难,我给了她点钱,她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你甭谢,我这样做自己高兴。
与人的感情要真挚,但不要太缠绵。 我们院里有位老太太的丈夫去世了,她长期一直放不下,总是悲悲切切的。 爱情深厚可以理解,但总不能整日泪水洗面,多愁善感,去当林黛玉呀。 儿女也一样,我爱他们,当然舍不得分离。但是既然分离是不可避免的,我就不愿意他们将来被悲伤所累,所以现在就不去和他们太缠绵,不要他们一天到晚总往我这里跑。
至于孙子辈儿,哈哈,不用我说,人家早就想也不想了! 这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嘛。总之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战胜死亡,充分享受生期。 至于身后之事,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是我应该费心去想的!
听陈老师一席谈,真如醍醐灌顶。她那冷静与深邃的理性令我深深折服。她那彻悟后的诙谐幽默又令我忍俊不住,时不时地与陈老师一起开怀大笑。陈老师凭着她的大彻大悟的智慧、乐观豁达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的战胜了生老病死的所有困难,成为了晚年生活的大赢家,也为天下老人树立了一个楷模。
2017年4月底陈老师已经满了96岁。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先是肾癌发作,伴随而来的尿毒症、贫血性腔梗。加上中间一次跌伤和小中风,身体脏器衰竭得很快。起初生活还能坚持半自理,终于在9月份两腿发僵,浑身难受,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子女们都竭力动员她去住院,可是陈老师一直坚持不去医院就诊。她没有吃药,也没有注射和打点滴,只是坚持每日自己做些按摩和腿部练习,希望还能下地步行。女儿也为她问遍了家庭的医生朋友,他们都很坦诚地说:“这么大年纪了,恐怕病情是不可逆的了。”
子女为她请了保姆,24小时轮流守护她。这正是陈老师最不想要的”没有质量的生活”。她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只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更快些,尽量不要拖累别人。她请女儿帮助她,女儿难以答应,何况我国的法律也不允许安乐死。于是,她果断地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2017年10月17日,陈老师开始断食。当女儿把精心烹饪的饭食端到她面前时,她推说吃不下,并掩住口不准别人强行喂食。 看着她坚定的眼光,女儿只好含着眼泪把食物端开。由于肾癌开始引起腰部疼痛,她睡觉时总是用双手抵住腰部,但没有打止疼针,她说不需要。
18日,陈老师继续断食,只饮水。
19日,女儿冲了芝麻糊端到已经饿了三天的妈妈面前。陈老师居然一口气吃完了。但是当女儿再次把食物端到她面前时,她又坚决拒绝了。
20日,陈老师已经既不能吃饭,又不能饮水了。她的头脑还很清楚,口不能言,就写下自己的要求,如请人帮她翻身、解手等。
21日,陈老师继续水米不进。 清早尚能在保姆的帮助下起床解手。下午5时13分,陈老师终于安详地合上了眼睛,时年96岁。
陈老师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晚年的两个目标,终于下课了。她的最后一课不仅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她的经验总结,还以自己的生命做出了见证。听到陈老师的女儿讲述她最后的日子,我不禁感到震惊。以断食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啊!我立即联想起她的话“要不怕死”,“要争取走得快一点”。她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既不拖累别人,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这是她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最后结局。
据陈老师的女儿说,老人的最后安排是:病中不要让人来探望,去世后不要通知亲友,不搞遗体告别等任何仪式,一切从简。 此外还特别叮嘱说,保姆这些日子照顾她很辛苦,她去世后要女儿把保姆的老公也接到北京来住在家里,并陪着他们夫妻参观一下北京的主要景点。 等到我得了消息打电话去询问后事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都办完啦,你们不用来了!”他们已迅速地办妥了火化和与父亲的合葬,只有少数家人参加了送行。 而此时的她已经在陪着保姆夫妇参观故宫了。这就是陈老师的处世风格! 活着时自立自强,充满爱心,只要奉献,不图回报。 在辞世时坦然无惧,自主自尊,从容安详。真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虽然有很多人对陈老师用断食的方法结束生命的做法表示赞同,争议依然存在。 有人认为,留恋生命是人本性, 这样做不够人性化。更有信教者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受造物,所以人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本不应该要求一律。
近年来有个概念正在引起关注,就是“死亡质量指数”。简单说就要令临终者的生命自然地走向终点, 周围人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他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即不做过度治疗,仅仅采用缓和医疗,即止痛措施来减少病人在临终过程的痛苦。同时在心理上做好临终关怀,让他能够有从容安详、有尊严地辞世。这就是高死亡质量指数的标准。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死亡权”, 即临终者在头脑清醒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和过程。即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这个权利目前在世界某些地区的法律已经予以承认。
我国的死亡质量指数目前在国际上排名比较靠后,因为我国的临终者大部分死得很痛苦,没有尊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主要是由于我们传统观念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忌讳。 大多数人还是不敢直面死亡,说出来怕“晦气”,“不吉利”, 也不敢告诉病人,怕他因恐惧而崩溃,因此宁愿用假话来安慰他,宁愿把无效治疗的煎熬过程尽量延长,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对于死亡来临的恐惧,使我们忽略了病人在临终的痛苦。 所以大多数临终者在死亡过程中只有痛苦和煎熬,而毫无尊严、安详和慰藉可言。
陈老师在“最后一课”中曾说:“我希望我将来是靠自己走着进入天堂的,我要走得有尊严,而不是浑身被人插满了管子,被人拖着拽着送入天堂的。”其实,她是高死亡质量在的早期觉悟者,是死亡权的早期践行者。她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了个人特有方式,有尊严的辞世。 陈老师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既然垂暮之年死亡是自然规律,那么死亡就不是那么狰狞可怕和不能面对。 当人们直面死亡时,死亡就可以是安详的,圣洁的和美丽的,如同秋天的彩叶那样自然而然地随风飘落。陈老师已经为提高“死亡质量”做出了表率。
附:
我的从教经历
陈司寇口述,叶增华、曹培整理
一 我的个人经历
1.家庭与早期教育
我1921年出生在江苏泗阳县一个地主资本家家庭。我家在农村是个大家族。我5岁时母亲去世。我爸窝囊着呢,不管我。当时我大姐已经结婚,二姐三姐都到了淮阴上学,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多可怜呐。我从小就跟着一个老保姆长大,每天到外面找小朋友玩,饿了就回家找口饭吃。我二姐比我大12岁,正在淮阴城里上师范学校。她回家来对我爸说,应该让我去上学。当时农村没有中小学,只有私塾,上学就要到城里。二姐就将我带到淮阴,让我住在她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家里。那老两口雇了个佣人,管着五六个孙子孙女一起上学,我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我爸爸出钱,当时钱在我们家不成问题。所以我从7岁离开老家, 寄人篱下了。当时一年级没有插班生位子,我就被放到二年级。我几乎一个字也不会写,在班里被人瞧不起,说我是农村来的“乡巴佬”,受人歧视。第二年我又上了二年级,才算跟上了。早年的遭遇,对我性格的影响很大,从小就特别自尊、自立和自强。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表哥带他的两个妹妹到城里上学,找了个保姆照顾她们。我就与她们一起住在我外婆家,我们三个女孩子差不多大。我在外婆家一直住到上中学。在农村,家里有钱就必须有人继承家业,我没有哥哥弟弟,而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父亲的遗产将来就只能给叔叔家儿子继承。我的堂嫂子特别厉害,当我在老家时她常指着我骂:“小狗扒墙头咬,将来哪块砖瓦是你的?”我二姐一气之下,就在淮阴城里给我爸爸找了个老婆。父亲再婚后就搬到淮阴住了。我就又从外婆家搬到了我后妈家。 我后妈也很厉害,把我爸在农村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把资金挪到城里开轮船公司,这样农村的亲戚们就不好来争了。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资本家”。
在后妈家没住多久,七七事变了。江苏的所有中学合并成两个中学:省立第一联中和省立第二联中。我和我的表姐妹就转到江苏省第一联中(在临水)上学去了。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第一联中要从临水迁移到四川重庆,每人需交50元钱,今后的学费食宿就由学校包了。我当时上初二,在临水交的学费已存有45元,只差5元钱了,我就向我爸去要。我爸特窝囊,说要去和我后妈商量。当时我站在窗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后妈说:“不能让她走,别人会说我这后妈不心疼孩子。我担当不起。”听到这话,我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父亲了。
临出发前一天,我去我表姐妹家,她们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还不赶快准备,我说我没有钱,她们就让我去找比我大20多岁的大表哥商量。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大表哥,他慷慨地给了我10元钱,还承诺今后担负我上学的零花钱。就这样,我瞒着父亲和后妈,和表姐妹们一起去重庆求学了。我至今记得那是1938年的4月16日,我们与许多第一联中的学生一起,乘船离开淮阴到重庆。岸上好多送行的家长都在哭,唯独17岁的我没有人送。从此,我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2.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随学校到武汉,又乘船到沙市,最后到达重庆。我在重庆上了四年中学,学校供给吃穿,零花钱大表哥给。1942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我从小喜欢养蚕,就先报考了蚕桑学校,一下就考取了。该校位于杭州,校园很漂亮。后来西南联大到重庆招生,我又考上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地点在成都歌乐山。上师范学院可以不收学费,每月还发6元钱生活费,我就决定到西南联大上学。离开中学那年暑假,我没有地方住,幸好江苏省政府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专门收留参加高考等待发榜的流亡高中生,我就搬到那里去住。省政府还帮助流亡学生找便车,从江苏到成都去上学。
大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当时有很多流亡学生,学生一般都搞半工半读。我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如给学生会磨豆浆,卖早点,每周几个晚上在图书馆卖书等。还要做家教,一个月才5元钱。如果雇主不肯涨工资,我们就辞了旧家另外再找新家。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家境略好, 家里每月寄钱来她就请客, 约我们四五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吃一顿, 或者吃饵块,或者吃米线,这就算是打牙祭了。
大学期间,我与同学赵宝煦恋爱了,毕业前一年结的婚。当时结婚就在《大公报》上发个启示,不需要登记。1945年,西南联大迁到北京改名北京大学,我到北京继续上了一年学,就毕业了。
3.早期教书生涯
1946年我从北大教育系毕业,我主修的是教育,副科是语文和历史。毕业后,我一时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铁路小学招小学教师。我爱人的一个亲戚在铁路局里当个小局长。我们当时很穷, 就送了他两瓶虾油,他帮我报上了名。考试通过后,有后台的人都分到了北京、天津等交通枢纽城市,我没有很硬的后台,就被分配到塘沽新港教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工作负担不重。
1948年国共交战,平津吃紧,我爱人匆匆忙忙赶到塘沽把我接回北京。没有多久天津失守,北京被围城了。我当时已经怀了老大,就没有再工作了。老公在北大是地下党员,认识北大很多地下支部的人,我也跟着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学习活动。1949年2月,北京解放,我老大3月份出生。后来我老公找了当时在教育局任局长的同学谭某,请求给我分配个工作,我被安排到南长街第五区中心小学教书。当时的区团委书记老找我们开会,要发展我入团。我说我已经28岁超龄了。他说没关系,小学教师与孩子打交道,思想比较年轻,可以放宽到30岁。于是我们几个二十八九岁的教师,就在1949年加入了共青团。
解放后很多中学缺少大学毕业生,有朋友介绍我去了私立的崇实女中(即后来的女11中)。刚去时,我教初一语文;第二年教高一政治,讲社会发展史。崇实女中是教会学校,讲社会发展史很不容易,例如我讲从猿到人,学生非常抵触。当时组织我们听党课,但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愿意老老实实做人,不愿意受约束。例如我在西南联大时,就一直没有参加三青团。当时大学生参加三青团很时髦,就像今天入党似的。二来我出身不好,我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党支部书记找谈话,我讲了我的想法,支部书记就给我做工作,动员我入党。我于1953年入党。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抽调去负责整理材料。反右运动后,我离开了崇实女中。本来是调我去93中教初一语文的,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学教育的,副业是语文。这时101中的政治老师路开被打成右派后不能上课了, 副校长文方就在教育局查档案找老师。 他看到我是北大毕业的,又在女11中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就非要我去101中教高三政治。他扣住我的档案不放,最后93中也没办法了。当时我家住在中关园,离101中比较近,但是我并不想去,因为任务太重了。101中的干部子弟多,有的来自农村,都结婚了, 不好教。加上我从没学过政治,来101中之前,我只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一下子就教高三,压力太大了。我曾要求从高一教起,让原教高二政治的老师教高三。但文方不同意,说教高二的教不了高三,非要把这个重担给我压上。
4.执教101中
1957年下半年,我离开女11中来到101中,开始教高三政治。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没正式学过,旧大学也不开马列主义课程啊。中学的政治课,自解放后开始上政治常识课,后来改为政治课:初中讲政治常识,高一讲社会发展史,高二讲政治经济学,高三讲哲学,主要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由于高考要考政治,各个学校都不敢忽视。
在101中教书的第一年,也就是1958年,那年101中的高考,政治排名在全北京市是第58名,语文排在第60名。作为高三的把关老师,我和汪瑞华都在全校大会上被文方不点名地批评了。随后我就不要命地追求高考成绩,一切为了高考。那时我很少高兴,很少与人说闲话。王一知还问:“是不是给陈思寇压力太大了,怎么她总是愁眉苦脸的?”当时高三都是农村来的干部子弟,期末都给老师写小字报提意见,有的同学就说,“陈老师上课讲得很好,很活跃很生动。一下课就一脸严肃,愁眉不展的,对同学的影响不好。”没办法,当时的压力太大了。
我开始教政治课主要靠自学。后来人民大学办了个夜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课,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前后共两年。学员都是在职的干部和教师,一开始有四百多人听课,但大多数人都没能坚持下来。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硬是坚持了下来。最后参加毕业考试通过的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人。我上了夜大学之后,才感到有点本钱了。我备课非常下功夫,教案都要写三遍,最后背下来,讲课不看稿子。我基本没有业余时间,节假日也从不休息,力争做一个好的政治教员。我上课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当然首先是我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比如我要求学生打预备铃时,一定要在教室里坐好,那我自己打预备铃时,就一定要站在教室门口等着,预备铃一打,我就推门进教室,从来不迟到。当时团支部经常在课间操时召集团干部开会,这一开会就会影响到第三节课,而这恰恰就是政治课。我要求迟到的同学不要喊“报告”,打扰上课,而是要在教室门口等我讲了一段课后,同学们看书时, 我再开门让他们进来。这样对老师学生都没有影响。我记得1959年高考时,政治成绩的排名就上来了,成了全北京市的第二十几名。后来排在第几名就不清楚了,反正再也没有被领导批评过。
1958–1960年时,我一直只教高三,压力确实太大,而要求高二学生马上适应我的要求,也不容易,所以我就要求从高一教起,逐年带到高三。我说再让我光教高三我就垮了,我就只好请求调走了。1961年,领导同意我教高一,可是学生不干了,他们要参加高考,要挑老师啊。就又让我教了两年高三,直到1963年我才退下来,开始教高一,也就是1966届的高三1班。当时学生对政治课不重视,一般第一年(高一)我要求不多;第二年就要求学生认真听课,不许在上政治课时学外语做数学;到高三时,就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准备高考。
我做班主任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一生对我感情最深的三个学生,一个是1962年毕业的,现在加拿大,回国还经常来看我,给我带来很多他们自制的鱼松。 他说:“老师,你都不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初中在101中时调皮捣蛋,后来就干脆破罐破摔,搞恶作剧。高中考上101中时,谁也不要他,就分到我的班里了。我只当不知道他过去的事,开学时对他说:“我不看过去,只看以后。你过去怎样,我不去打听,我对大家一视同仁。”我让那个学生做化学科代表,信任他。他后来进步很大,入了团,考到哈军工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曾找我谈话,说感到路人都对她吐口水,班里女生也在老师面前说她的坏话,因为她觉得她们说话时眼睛都看着她,使她思想负担很重。我立即感到她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就联系她的家长带她去医院检查, 果然她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于是休学一年治病。后来她的病治好了,考上北大化学系,毕业留校当了教师,现在也退休了。她认为是我当年挽救了她,所以每年教师节,她都要给我寄一张贺卡,50年了从未间断。
当时学生,包括我们班的和高三其他班的学生,都爱找我谈心,排队都排不上,需要事先“挂号”。他们连家庭问题、个人生活的问题、同学之间的关系等,都愿意和我谈。我理解学生,能抓住他们的心理, 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或批评。学生曾说:“找陈老师谈话,哭着进去的笑着出来,笑着进去的哭着出来。” 其实这里面也有辩证法,我让哭的同学看到积极的一面,我让自满的同学看到自己的缺点。通过做班主任工作,我体会到:老师对一个年轻人灵魂的塑造,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1963年,我接高一1班班主任, 当时学生三分之一来自农村,比其他班级成绩差很多。刚入学的时候,许多同学跟不上,考试净得2分。同事一见面就问:“你们班这次又有多少只鸭子啊?”弄得学生自己也没信心了,对我说:“老师,怎么办啊,我们大概好不了了吧?”甚至有人要打退堂鼓,回农村去。我设法鼓励他们的信心, 激励他们刻苦学习。第二年,这个班达到了同年级的中等水平;到高三时,他们就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了。
二 我的文革遭遇
我不是学校领导,只是个教研组长, 本人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但我是文革中全校第一个被“打倒”的人。1966年6月初,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突然遭到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被群众定为“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我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毒打、剃阴阳头、强制劳动。我从一个平素有威望的优秀教师,瞬间变成了猪狗不如的人民罪人。
群众的批判与怒吼,皮鞭和拳打脚踢劈头而来, 如同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所以。回想起来,当时揭发批斗的所有理由,现在看来都非常荒诞。
1.我被揭发批判的主要“罪行”
运动刚开始时,有位同事在全校大会上揭发我,说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陆定一是当时的中宣部长,文革中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我成了这条黑线上的人,那可不得了了,原来101中还有这么个大黑线上的人物啊!当时一下子在学校里就轰动了,学生对我的揭发批判,就此一哄而起。第二天,高三5班几个同学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解释给他们听的事实是:陆定一的老婆严蔚冰,是我丈夫赵宝煦(时任北大政治教育系主任)系里的老师。文革前,有一天晚上九点,陆定一去党校不知干什么,他老婆顺便搭他的车到中关村我家找老赵谈工作。到晚上约好的时间,她又搭车离开了。这事本来跟我没有关系,只因当时我是政治教研组的党小组长,有天临时安排党小组晚上开会。有同事抱怨,说晚上家里有事不愿意开会。我随口就说:“咱们知足吧,看人家中央领导陆定一,晚上九点了还出来工作呢。我们也就难得在晚上开这么一次会,一两个小时就完事了。”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的证据。这不是捕风捉影吗?就此引发了全校师生对我的揭发批判,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有同学对我课上课下所讲每一句话都做详细记录,不幸,这些记录后来就成了文革中揭发批判我的“罪证”。一次,我在讲课中说:“你们不能光死记硬背语录,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这是当时一种很常用的止疼片)一样。将来你们毕业了上山下乡工作,遇到有些情况,毛主席没说过,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还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工作吗?所以你们主要应该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这样无论将来遇到什么问题,即便主席没有说过,你们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文革中,有学生大字报里揭发我这段话时,就截去了后半段,只揭发我说过“背语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一样”,可是我后面还有哇,他们就不提了。这样的断章取义后,就说我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林彪曾说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也说过:“如果那天是大阴天没有太阳,立杆不见影了怎么办呀?我们要掌握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不论晴天阴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就都可以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了。”结果在批判会上,原话的后半截被删去了,我被批判为“反对活学活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天大的罪名。
我当时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要求学生刻苦学习。高三学生都要面临高考“备战”,争分夺秒。而当时条件又不是很好,冬天教室炉子生得不暖和,有学生要求早点回宿舍睡觉; 夏天没有空调,有同学说:“老师多热呀,早点结束晚自习,让我们到室外凉快凉快吧。”我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才能真正把学习搞上去。冬天嫌冷,夏天嫌热,那你们每年就只剩下春秋两季了。那春天又困,秋天又乏,你哪一季就都别学了,你还考什么大学呀?回家待着去吧,这连高中毕业都困难了!” 我的这段话,在文革中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批判为“大搞智育第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实那时候哪个学校不搞智育第一呀,每年高考的成绩,全北京市要排名的呀,我又有什么办法?
“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这是我的另一大罪状。曾有学生揭发我说:“当时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比党支部还要高,你的威信高于党的威信。”那可不得了啊!所揭发的事情是:一次,高三4班在黑板上写毛主席语录的栏目里,有学生写成“陈老师语录”,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次,我去上课时发现了,对学生说:“这地方只能写毛主席语录,不能写任何其他人的语录,快把它擦了!”
第二件事是:1965年,我带高三毕业班备战高考,我凭经验押了几道题,让学生准备,不想竟基本全押对了。有个学生从考场出来后,因考得比较好,就把手一举,说:“陈老师万岁!”当时我不在场,高三老师是不能参加监考的。后来听监考老师告诉我了,我说:“是吗?这可不合适。”当时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也成了我“搞个人崇拜”的罪状。
工宣队进校后,还曾专门开了一次批斗会,一定要逼我交代是怎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的”。我解释说:一个老师要上好课,必须要有一定的威望。但威望的形成,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学生感觉这个老师可信,愿意听他的。我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不让学生做的事,也一定要讲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无论酷暑严冬,我总让学生坚持学习不松懈,我自己也以身作则,每天早出晚归。这不是什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学生信服我。
但当时人们都疯狂了,头脑简单没有理性,只知道乱扣“帽子”,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
工宣队进校后, 有一次批斗我“恶毒攻击”。事实是: 文革前我曾对一个矮胖的学生半开玩笑地说:“某某呀, 你不能再胖了,你要加强锻炼。胖子有三种: 第一种是可爱型的,第二种是可笑型的, 第三种是可怕型的。你现在还是可爱型的,你要不注意锻炼,将来就成为可笑型的了,你快加强体育锻炼吧。”这话,当时我只对这一个同学说了,没有别人听到。另一件事是1966年春天,我参加全国政治工作教育会议,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大家问我毛主席的健康如何。我说:“还可以吧,就是人比较胖一些。”这两段前后互不相关的话,文革中被揭发,并被拿来推理成,我说毛主席 “比较胖一点”,就是暗指毛主席的胖是“可笑型的”,甚至是“可怕型的”。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的滔天大罪。
为此,我曾多次遭受批斗,也没人肯听我的辩解。一次批斗会,我被“坐飞机”。一名粗壮的女工宣队成员上来,一把将我的胳膊整个向后扭转过去,筋骨被严重扭伤,整个膀子都青了,会后疼痛不止。 后来经过多方诊治敷药,许多年之后才慢慢好起来。
2.同事之间
政治教研组有个同事,本来我俩关系很好。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粮票都紧张, 她总说她家粮食如何不够吃,我和另一位邹老师每月就从自己口粮中省下一二斤给她。万没想到文革中,她率先揭发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一下把我推入深渊,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青年同事,文革前那年夏天,我看他脚上凉鞋已经穿烂了,就说:“你该买双新鞋子了。”他说:“陈老师,我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买鞋。我家在农村,工资大部分都寄给我妈妈了。”我想那怎么办呢?正好我有两个儿子,脚都长得挺快的,家里有几双他们穿不下的鞋子,我就找了一双比较新的,拿来给他一试,正合适,就送给他了。结果文革中,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买了凉鞋,腐蚀贿赂拉拢”他。他还揭发说,我把他“当孙子使唤”。文革前,我是教研组长,他是组员,又年轻,我就让他去首都钢铁厂联系参观的事,他就说我拿他“当孙子使唤”。那个批判会我没参加,这事我也不知道。后来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有孙子吗?”我说:“没有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不,你有!”“谁啊?”“某某就是你孙子啊!”我问:”他怎么成我孙子了呢?”这学生才把某某的揭发批判告诉了我。这件事后来成为笑谈。
文革前,王一知校长一直独自住在荷花池边的一所小房子里。一个60多岁的独身老太太当然害怕,就让学校里的单身女教师轮流去陪她睡觉。当时大家还争着去呢。文革中批判王一知时,某女教师揭发说:“你那时候还摆谱,还让别人去陪你睡觉。”王一知说:“真对不起,你也陪过我。”
总之,文化大革命使原来很好的朋友同事关系被破坏了。这两位“揭发”我的同事,真让我伤心透了,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文革后,我恢复教课,曾做过一段教导主任,负责全校班主任的工作。我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打击报复过任何人。工作上我秉公办事,该干嘛干嘛。但工作之外,我与同事不再有私人往来,因为我把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看透了,再也不相信同事中能有什么朋友了。许多年后,我也不愿意再面对某些同事,不是我记仇,而是只要一看见那张脸,就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内心就难以平复,我只能选择逃避。文革中所有揭发批判我的人,我都可以原谅。包括一些工友,他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谩骂你。我也无所谓,因为他要跟你划清界限嘛。有一位教化学的于老师,文革后向我道歉,说他曾在会上发言批判过我。我说你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因为如果我当时不在劳改队,是个革命群众,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也会去参加批判斗争呀。我不记恨人们批判我,但我很反感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而不惜歪曲事实。
我后来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阴影,在那个同事生病时去她家探望过她。我的那两位同事,后来自己也被学生整得很惨,留下浑身病痛。其中年轻的那位,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想一想,觉得当时大家就像是被罩在一个大网里的鱼儿,身不由己,其实大家都挺不幸的。
3.被关押、毒打和劳改
6月初,全校就只我一人是“牛鬼蛇神”,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监视,但还没被劳改。我被剪了“阴阳头”,名字写成“陈死狗”,还倒过来打上红叉子。我被押到各班去轮番批斗,红卫兵们用皮带抽打我,打得我皮肉发麻,都不觉得疼了。后来看守带我到海淀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屁股被打得一大片青紫,说:“怎么打成这样啊?”给我打了消炎针。当时一个看守我的高一女生给我打饭,我那时候烦死了,哪里吃得下饭?那学生说:“你还是要吃饭,不然人家说你绝食对抗,罪加一等,他们还要打你。”我一想对啊,就说:“那我就喝点稀饭吧,可别对别人说我没吃饭啊。”那个学生还是很好的,能凭着良心做事。
后来,让我一人到工厂劳动,开车床打眼。师傅挺好,基本上不管我。机器一响,声音很大,我就乘机唱歌,谁也听不见,唱完一首又一首,直到师傅说:该下班了,回家吧。第二天早上,一开机器,我就又开始唱歌,用这种方法排解心中的郁闷。
8月份,老师和学校领导陆续受到冲击,劳改队才成立起来。高三(5)班学生王Y搞恶作剧,用皮带乱打我们,命令劳改队的人,包括我、文方、赵兰坤、刘占武等人,全部跪在地上爬着走,从喷水池一直爬到后面的大操场。我穿的一条新裤子都爬破了。很多老师的膝盖、手掌都磨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一边用皮带驱赶我们,一边为这种恶作剧而兴高采烈。当时我们还经常在校园里被游街。我曾被挂着牌子,敲着破脸盆,唱着“牛鬼蛇神歌”,被一大群学生前后簇拥着,一路被鞭打责骂、被吐口水和往身上扔脏东西。除了王Y,还有一个外号叫“黄毛”的初中学生,打人也很厉害。
在劳改队里, 一些学生任意夺取我的个人财产。一个初中生强行夺走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手表在当时可是最大的个人财产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后来高中的一位学生帮我要了回来,对我说:“你以后就放在家里,不要戴了。”没想到我走回家的路上,又被这个学生拦住,再次抢走了我的手表,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回来。这个学生还向我要钱、要饭票。在我打扫厕所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的内裤扔给我,让我给他洗。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登记自己损失的财产,规定是哪个学生拿走的就由家长赔。但是我一直弄不清这个学生的名字,就无法把手表找回来了。
文革中我的家也被抄了,因为我爱人在北大也受到了批斗。但是家里除了书,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因为我家是牛鬼蛇神,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查抄一番。记得曾有两个五六岁的“红小兵”,大概是当时北大幼儿园解散了没处去的孩子,也跑到我家来抄家。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电匣子”(收音机)。一个孩子说:“咱们把这个拿走吧。”另一个说:“你拿吧。”结果两个孩子谁也拿不动,只好空着手走了。
1966年8月,社会上很多人自杀了。例如北大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在西山上吊自杀了。我们区教育局的书记马力(原来101中的党总支副书记),也自杀了。受不了啊,一辈子革命,现在挨你们这些人的整,实在想不通,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 一位看守我的高一女生曾对我说:“现在很多人都死了,你怎么没去死啊?” 我问:“怎么死啊?”她说:“想死还不容易?”我说:“我不想死。”她问:“你为什么不想死?” 我没有对她解释。当时我就是不理解,我平时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工作,忙得常常连家都顾不上,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了?究竟是怎么变的? 我得等着组织的正式结论,让组织上告诉我,为什么我成了反革命?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我既然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要对他们负责任。如果最后组织的结论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得告诉我的孩子:这条勤勤恳恳当教师的路不能走,这是死路一条! 所以我不能死,就是再苦再难再受辱,我也得活下去,我要一直等着看到最后的结果!
有一次斗争会上,一位青年教师批判我,说:“你就是反革命,三反分子,你承认不承认。”我说:“我现在还不能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组织上还没有做结论呢。”他说:“什么组织上啊,现在搞革命运动,群众专政,群众说了算。群众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我心想:“你知道什么呀?”我始终相信群众运动难免偏激,而且终归会过去,而最终的组织结论才是最重要的。
劳改队的劳动非常繁重。有一次,是让我们用一个老大的箩筐抬砖,我和赵兰坤一起抬,由学生给我们装筐。他们都是初中小孩,拼命给我们装,根本不管我们是否抬得动,我们在旁边只好不说话。结果筐子装满了,我们一抬,很粗的一根棍子都给压断了。
夏天,劳改队负责绑葡萄上架,整天在太阳下暴晒,老师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胳膊一直举着,都酸了,弯不了了。负责看管我们的初中孩子,还捉了许多毛虫,强行塞到老师的脖领子里面。我们还负责掏全校的厕所。当我们抬着装满大粪的粪桶走过的时候,看守的初中生,就用柳条沾上恶臭不堪的大粪,依次抹到每个老师的脸上身上,甚至撒到了我们的口鼻里。王一知后来也进入劳改队了。她当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特别辛苦。我们雨后到菜园里拔草,她把鞋脱了,光着脚蹲在泥地里拔。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鞋,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她说因为怕滑倒。她特别不容易,多亏了汪瑞华老师一直照顾她。
受到这样的打击迫害和侮辱,我一度很悲观。有一次在劳动中与汪瑞华聊天说: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处理品”了,不知道会把我们处理到哪儿去。我猜想:运动后期,我们会像右派分子那样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去。当时我脑子一刻也没停,心里一直在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怎么成了这样子的?实在想不明白呀!最后就横下一条心,就是再苦再累、再受辱,也一定要活下去,非要等着看到最后的答案不可!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繁重的劳改和经常被批斗的生活,彼此还相互调侃。有一天,我的班(当时我是高三1班的班主任)的学生揪斗了汪瑞华老师,回来后我问她:“今天又到哪儿挨斗去了?”她说:“今天在贵班。”我们都笑了。劳改时,每天休息20分钟,在没人看管时,一群“牛鬼蛇神”还说说笑笑的,讲一些文革中发生的荒唐笑话。我们说自己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四 文革后期“吐故纳新”与重返课堂
1968年夏天,“清队”运动开始了。我因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处境相对好了一些,不被批斗了,但还在校办工厂劳动。当时社会上两派武斗很严重,学校中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的学生来动员我“站出来闹革命”,说我不应该“不打自倒”,还说:“现在是你站出来闹革命的时候。”我考虑再三,认为我不能站出来。我的想法是:除了“言论”,我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第一,我的家庭出身,入党时交代了;我的社会关系,除了有个弟弟在台湾,没有其他反动的社会关系。第二,我自己历史清楚,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我就是有些“言论”,情况比较简单,将来组织上做结论很容易,不需要再到处调查找材料。如果我出来参加某一派,谁知道将来是对还是错?搞不好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所以我要保持自身的清白,这个“革命”我绝不能卷入。当时我丈夫还不理解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革命”,他自己参加了北大的“井冈山”。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果然,1969年搞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我第一个通过审查,恢复了党籍。而我丈夫因参加了“井冈山”,被另一派“新北大公社”揪住整个没完。文革后期,他又因为文革中曾卷入一派,迟迟通不过“政审”。
支部大会宣布恢复我党籍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进教室上课了。从1966年6月我被打倒,到1969年我被“解放”重返课堂,前后一共有三年时间,我被迫害和劳改。这与学校大多数老师相比,还算时间短的。1969年时,大多数老教师或因被所谓的“历史问题”压着,或因文革中的派系而纠缠不清,没有通过审查,不能恢复工作。1972年,大批干部和老教师去干校劳动,只留下一批中青年教师继续上课,我也被留在学校继续教书,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可能是当时军宣队的人认为我问题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学校大多数干部和老教师,直到1973 –1974年才逐步恢复工作。
1969年重返课堂时,101中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由于文革中“停课闹革命”,101中已经没有高中了,只有初中。学生也不是考进来的,而是就近入学招来的。上课的第一天,我见黑板上写着:“欢迎'陈老师’”几个大字,其中“陈老师”三个字还打着引号。这说明学生不承认我是老师,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学生还认为我是“反革命”。当时我脑子转了一下,一想不行我得表个态,就说:“不管怎样,冲着欢迎这两个字,我就很高兴,不管你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至于这个'陈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我说了不算,你们现在说了也不算。过去的事情已经有了结论了,今后的事情,从今后的工作中去做出结论。”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文化大革命中长起来的这批初中孩子非常不好教,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思想上已受文革荼毒不浅,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家庭的孩子,尤不听话。这是因为文革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冲击,唯有工人农民,一直是革命最忠诚的“依靠力量”,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学会了在政治上有自我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最“革命”,最“纯洁”。我虽然已恢复党籍,但在他们眼里,仍是可疑的“二等公民”,所以我一开始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躲避我。只有知识分子子弟和干部子弟比较理解我、尊重我,因为他们的家庭也受到过冲击。我就依靠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子弟和一些干部子弟来做班里工作,干脆先不理那些工农子弟,把他们“冷挂”一段,就当他们不存在。这一招比“热批”还厉害,过了半个学期,他们主动来找我,检讨了开始时对我态度的不对。
我后来做101中的教导主任,一直工作到1976 年,我55岁时退休。
我解放前参加过北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本来可以办“离休”,但是需要找许多证明人。当时我们北大学习小组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市里的领导,但我不愿找他们。我想,离休不离休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名,听起来是老干部;二是利,退休待遇好一些。但我实际上不是老干部,何必要这个名呢?有多大本事吃多少饭,我对名利没有太多要求。我爱人说,要不然我给谭某打个电话,你去找一趟他。我说我才不去呢,为自己的名利奔走,我不愿意。多年后,当遇到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人时,有些人已经办了离休,并问我为什么不去找找人,不去白不去。我说我不想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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