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父亲又提起了尘封已久的杀猪刀。
今年50多岁的父亲有很多身份，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杀猪匠这一重。因为他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杀猪匠，只是每年春节前夕帮邻居杀年猪，相比溜索老板这样奇特的身份，杀猪匠显得无足轻重。
春节前半个月打电话回家，母亲说父亲正忙着给表哥家杀年猪，宰了三头，这也是父亲今年第一次杀年猪。
年猪往事
杀猪时，需要四五个得力的汉子把猪按倒。作为杀猪匠，父亲把猪头抱在腰上，杀猪刀迅速从喉部刺入，猪的尖叫声随之越来越弱，直至最终消失。随后，帮忙的亲友需要在大锅里把水烧开，烫、刮过后，猪毛全部褪去。大人们总是引用俗语教育孩子：“死猪不怕开水烫。”孩子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却能朗朗上口，还时不时拿出来开玩笑。也因为如此，曾经的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专门烫猪的灶。
父亲常说“杀猪上吊”。刮干净的猪需要用楼梯倒着吊起来，方便开腔破肚，把头和内脏与其他猪肉分离——村里人称为开破——通常是杀猪匠负责，所以父亲需要带三把杀猪刀：一把尖刀，一把大砍刀，还有一把普通菜刀。
杀年猪不算老家特有的习俗，却总让人怀念。小时候，每到年关，村里的猪叫声便此起彼伏。不像大人们掐着指头算日子等过年，我们这些孩子根据村里的猪叫声判断新年的远近，等到村里的年猪都杀完了，年也就到了。因此，听着猪的惨叫，孩子们满心欢喜。要说孩子们能真正得到什么好处，莫过于猪腰子了。围绕两个猪腰子，孩子们构成一层权力关系——个个变得文韬武略，十八般武艺齐上阵。
酒过三巡的牌桌上，大人们也常常祸从口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提着板凳开始打架。像极了孩子！
按照父亲的说法，之所以叫年猪，是因为要喂满一年。猪菜、猪槽、猪草、猪拌头、猪菜刀、猪菜板……每天早晚吃完饭后，都是有关“猪”的时间。农忙之时，父母总是天明出门，天黑回家，猪在圈里嘶嚎。我便提着木棍，跑到猪圈门口使劲敲打圈门，却怎么也不管用。后来，砍猪草的电动机器买回家，喂猪似乎变成了大人的特权——因为它实在危险，村里好些人的手都被它弄残过——其实，就它运作起来的轰鸣声就够吓人的了。杀年猪的喜悦，不亚于秋天稻田丰收的心情。 一头猪是一家人一年的肉食，在某种意义上，杀年猪也是一种丰收。
古老的先民们认为，丰收来自天地自然的馈赠，用猪头祭祀便是重要的证据。按照习俗，大年三十那天，吃完早饭，家家户户都需要把猪脚和猪头煮熟，端到堂屋里的香火前，敬“天地君亲师”。
业余杀猪匠
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年，只记得是一个腊月的下午，父亲赶集回来，刚进家门便从背篓里翻出来一把杀猪刀，随即接了一盆水蹲到了院墙边。父亲用手把磨刀石浇湿，再含一口水，喷到刀刃上。一只手按住刀把，一只手按住刀背，在磨刀石上来回移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那以后，父亲成为了一名业余杀猪匠，业余是因为他不以此为生，只是在过年前夕帮亲戚邻里杀年猪。
不知道父亲为何会如此决定，他也从未提起过原因。这么多年我也基本上想不起来他还是一名杀猪匠，在外总是和别人吹：“我爸曾经是溜索老板，修建并经营过两栋溜索，干了二十几年的溜索生意。”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父亲似乎碰过壁——有一年，他看好了杀年猪的日子，带着烟酒去请杀猪匠，但与邻居时间冲突，被捷足先登，无功而返。
父亲个性强，也比较孤独。依我想，这件事让他产生了亲自动手杀年猪的想法。一方面他想不断尝试，另一方面村里的杀猪匠不多，每到年关就忙不过来，他不想麻烦别人。父亲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不愿意麻烦别人。为了不麻烦别人，他学会了砌墙，成了他这几年的谋生之术；为了不麻烦别人，他学会了木工，亲手给我做玩具车；为了不麻烦别人，他和妈妈开了个小卖部，既可以供他烟酒，也能供我兄妹俩的零食。现在，他成了被别人麻烦的人。
因为杀猪需要的人手多，所以被请去帮忙的邻居通常是一个家庭——男性参与杀猪和砍肉，女性则负责煮饭做菜，孩子终于能放下功课明目张胆地玩耍。通过邀请与否，能看出亲属关系的亲与远，平日交往的生与疏。沾父亲的光，没有人不邀请我们家，但母亲常常选择不去，为此得罪了不少邻居。或许像父亲一样，母亲也是一个孤独的灵魂。
母亲是在很小的时候和外公外婆从高寒山区搬来村里的，没有血亲，似乎也从来没有人把她当亲戚。父亲的家族虽然在村里，但爷爷去世得早，奶奶带着他嫁到了另一个村。按照农村的说法，奶奶的婚姻像是被下了诅咒。父亲才长到十多岁，后爷爷也离世，父亲回到村里自立门户，却在家族边缘游荡。我家屋子那个地方，曾经是村里的榨糖坊，父亲回来时已经废弃了。为了安身之所，父亲和生产队长大吵一架：“我爸是为糖坊而死的，你们也没有给我分土地，我住这里天经地义。”于是，这里便成了我们的家，父亲也因此蹲了7天拘留所。
孤独一家
在四面环山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即使在冬天，气温也有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没有寒冷的冬日，春节以后便是“夏天”。杀年猪的日子得好好挑选，太早算不上年猪，太晚又会影响猪肉储存。此外，还涉及到风水和运势。和我家一路之隔的二舅就很在意。每次杀年猪之前总要手捧红色封面的黄历蹲在门口好好研究一番。从天干地支到家人的生辰八字算个遍，生怕破坏了好运。
起初，父亲总是不屑，“那些都是迷信”。但是自从我上学以后，他也迷恋上了算日子，杀年猪算日子，出门算日子，开工算日子，动刀算日子——担心日子不好影响我的成绩——毕竟二舅的两个儿子都是村里稀有的大学生。进学校就树立起来的科学主义观念却总是与这些“封建思想”产生冲突。多年以后，我才察觉到他们的孤独。
初一那年，父亲为了我将来有出息，顶着经济压力把我送到了县城最好的中学读书。路程远，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没有了我这个村里出了名的捣蛋鬼在家，父母的日子似乎没有了目标——教育我——着实不习惯。母亲常来电话：“你爸昨天晚上半夜起来喝酒，吃饭的时候看着盘子里的肉就哭。”担心我在学校没肉吃。想起小时候我挑食，父亲把骨头上的肉剔下来给我，自己啃骨头。“爱啃骨头”便成了我强加给父亲的标签。挂掉电话，我也抹着眼泪。
中国的乡村，被人们歌颂时，它淳朴善良，被人们批评时，它狭隘落后。人性，在村落里淋漓尽地挥洒。我作为村里第一个去城里上初中的人，父亲也因此感到骄傲，这个骄傲带给他的是孤立。或许是自己感觉与众不同，又或是嫉妒使人避而远之，从那以后，父母和村里人愈加疏远。
大年三十下午，村里的天空都是鞭炮声——猪头已经煮好，抬到堂屋的香火前祭祀。我们家总是显得有些特殊。当邻居开始祭祀时，母亲还在厨房不紧不慢地烧火，父亲则抱着酒瓶蹲在堂屋门口，烟一根接着一根。也不兴放鞭炮。我曾经老埋怨他们与村里人格格不入。其实，他们应该格格不入。今年，父亲依旧没有备鞭炮。
在我看来，父亲做杀猪匠似乎是一件好事，让他从边缘人成了邻里的中心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杀年猪也促进了我们家和邻里间的团结，尽管这种团结是短暂的。每年腊月，我们家就会变得热闹起来。邻居常常带着烟酒到家里串门，虽然抱着目的进门，但也并不急着说正事。总是先坐下来和父亲聊天、抽烟、喝酒，将要离开时才说此行目的。有时候聊到夜幕降临，有时候聊到月过三杆，这是村里人独特的交流方式。
但是做了杀猪匠的父亲似乎更加特立独行，他或许是无法融入那样热闹的场面，又或许是一场杀戮后需要安静反思。杀完猪、砍好肉、清洗干净刀子，便默默回到了家里，习惯性地在门口抽根烟。其实父亲也心知肚明，杀猪匠不是自己的职业。但是每年要帮左邻右舍杀很多年猪，这个数字他也没有好好算过。“不管多少，都是杀生。”日子长了，人也越来越相信鬼神。
这些年，父亲甚至害怕邻居上门。
年猪新习俗
腊月，金沙江来的河风是一年中最狂妄、最躁动的，江边的合欢树被吹打得哗哗作响，和欢籽散落一地，门口芭蕉叶依旧披着绿色要与之对抗，最终被撕碎，像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这个世世代代被群山封闭的小村庄，突然通了公路，一切都开始变得躁动了。人们怀着憧憬，纷纷奔向远方，似乎这个村庄没有一点值得他们眷恋。水田变成旱地，稻田不再种稻……
慢慢地，杀年猪不再像从前那样热闹，年轻人不在家，孩子们似乎也变得安静了许多。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杀年猪增添了几分思念的惆怅。在外求学这些年，腊月到来，外婆总要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回家——她要把杀年猪的日子定在我们回去以后。但是在外的我，失去了儿时那样的期待，甚至觉得参与杀年猪十分麻烦，但听到电话那头外婆的声音，感动极了。杀年猪那天，外婆依旧记得我们小时候争猪腰子的事情——总要悄悄给我留一个。即使现在已经成年，外婆依旧给我备着。
城镇化的风到底是吹到了这个偏远的山村，县城里的“烧烤摊“被移植到了村里，杀年猪也新增了一个流程——晚间烧烤。乡村传统的杀猪仪式已经聚不齐亲戚邻里了，帮忙的人忙完后便各回各家。现在，村子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烤架——这是喜欢热闹的老人们想要留住热闹的办法。因为它，杀年猪那天才能一大家人围着飘渺的油烟坐在一起，烤肉、喝酒、谈天说地……
这些年，村里杀年猪的越来越少，父亲也很少再走家串户忙碌。我们家也好几年没有杀年猪了，但父亲总是说：“家里不缺肉。”每到春节，嫁到另一个村的姑妈总会让表哥送肉来家里，外婆也要在杀猪当天就送肉过来。年猪，又通过另一种方式让父亲与亲人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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