昱辰在朋友圈发出第一张宣传海报时，犹豫了近5分钟，文案改了又改，说太少怕人看不懂，说得太多又嫌啰嗦。那张粉色的海报上，白色的线条勾勒出穿着防护服的女性医护人员，她们曾因为缺少卫生巾，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体女性同情的对象。昱辰想在朋友圈集资给他们捐卫生巾，但在此之前，她几乎从未在社会热点事件上发表过言论，更别说这类“有点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刚发出去那几分钟我挺忐忑的，过几分钟就要看一次，怕没人理，怕人质疑，更怕人笑话。”昱辰推了下鼻子上眼镜，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姨妈巾这个东西……我是说，卫生巾，毕竟跟口罩那些不一样。”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习惯称月经为“大姨妈”，卫生巾也就顺口叫成“姨妈巾”。昱辰也不例外。她是个文文弱弱的女孩，说话声音很轻，在后来的叙述里，有几次说到“卫生巾”，她的咬字刻意清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是，那条跟卫生巾有关的朋友圈很快获得了许多个点赞。更出乎意料的是，两周后，这个原本小打小闹的捐赠计划，最后一共捐出了7600片卫生巾，共计两万三千多元。昱辰的朋友圈也从与世无争的小天地变成女性议题集散区。
昱辰记得，当她听说前线的女性医护人员在经期要么8小时不脱防护服，血尿混在一起；要么为了推迟月经吃黄体酮的消息时，正值经期的她腹部一阵痉挛，又心疼又震惊。那是种来自女性才有的共情，毕竟只有女孩知道，一个喷嚏就能引发一场“血崩”，伴随着时时刻刻的“子宫碎大石”之痛，如果这时候还不能及时更换卫生巾，“那简直生不如死”。
女孩之间习惯以姐妹相称。昱辰看着新闻心里很不好受：“都是姐妹，我们能不能集资送点给她们？多一片卫生巾就能多扛俩小时”。”她找来几个朋友商量，几人联系了某个品牌的商家，对方知道是公益捐赠，还包了物流。“最初的计划是拉着圈子里几个熟人，大家能凑多少凑多少。我也不敢做大了，毕竟一开始还是有点心理包袱。”昱辰忐忑地发出海报后，很快就有人进群了，如她所料，都是女孩子。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捐赠的情况，“卫生巾合适吗？安心裤更方便一点吧？”；“棉条可能更舒适一点吧？”“你们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有些牌子据说有荧光剂”……昱辰把相关事项写进了群公告，女孩们关于月经的讨论和牢骚也依然继续。直到群里进来第一个男生，捐完款之后开玩笑说，“这可是我第一次为卫生巾花钱”。之前的讨论变成了几个夸赞的表情包，就戛然而止了。“毕竟女孩的痛女孩更懂，所以女孩们理所应当地积极，转发文案都写得苦口婆心”，昱辰笑着说，“群里的男生们就羞涩很多，大部分是默默捐完就不说话了。个别玩得好的也会帮着宣传，不过只转发，不会说具体是什么东西。”朋友圈捐赠最大的问题往往是找不到货源，有劲无处使。但无货源之忧的昱辰也“头秃”了好几天。一开始是急武汉之急，但卫生巾不属于防疫物资，物流很难进入。昱辰赶紧联系其他地区的医院，本以为是雪中送炭之举，但第一个电话就让昱辰心凉了半截。“我们打给了一家医院，对方是负责人是个男性。本来听说捐赠物资很高兴，但一听说是卫生巾，直接就说不需要。”昱辰苦笑着说，“我本来也理解男性对于卫生巾的陌生，我们希望问下是否有女负责人，他们可能会更了解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情况，但是负责人说，他们医院不收卫生巾捐赠，就不愿意跟你说再多了，拒绝得很简单。”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昱辰也没再多追究。微博上、各类报道中，同为“姐妹”的年轻医护工作者求救般晒出来的遭遇，让昱辰硬着头皮播出了下一个电话。“打电话前我们会起祈祷女性接，女负责人会了解很多，如果需要就会直接跟你说具体情况，比如一线多少女性、缺多少、希望要什么样子的卫生巾，尿不湿或安心裤。又或者之前刚接收到一批了，目前还不缺，也会如实告诉你。”昱辰无意谴责那些说“不需要”的男负责人。“没有经历过生理期的男性，你不能让他对痛经、对身体持续流三四天血产生共情。但有一点让我很无力，因为直到今天，‘月经’二字对他们仿佛还是一个敏感词”。昱辰想起那些被拒绝的对话，对方要么是强硬地说“不用”，要么是难为情地说“那个东西”。同样难为情的还有昱辰的长辈。昱辰发出宣传海报后，就有亲戚找到她问：“你怎么捐这个啊？”“捐这个怎么了？”“那个东西……卫生巾，说出去多难听。”“阿姨您不是也在用吗？”“那个东西怎么能这个公开地讲？说出去不好听嘛。你们做公益是好事，可是为啥非得是卫生巾呢？想帮你们宣传一下都不好意思。”这种羞耻感被称为“月经羞耻”，正是那几天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同在群里的一个姑娘说，自己初中的时候突然来月经弄脏了裤子，去厕所的时候怕被别人看到，只好背着书包去，把带子扯得很长，勉强遮住臀部。至于买卫生巾必备的黑袋子，以及对于卫生巾各种奇奇怪怪的称呼，说出来几乎所有女孩都有共鸣。“月经羞耻吗？”昱辰发现自己活了二十多岁，第一次真正地思考这个问题。从十多岁的初潮开始，昱辰在妈妈一句讳莫如深的“你已经是大人了”的指点下，接受着和身体每个月的约定，同时也接受着周围对待月经的一切规则：在家里痛经的时候，如果是爸爸问“怎么了”，昱辰只会说“肚子不大舒服”；去楼下小卖部卖卫生巾时，如果碰到男性老板，昱辰会转头去更远的超市；即便是跟朋友说起，也习惯性地用“那个”、“姨妈”代替，“月经”二字，仿佛只存在于初中课本。“明明是和吃喝拉撒一样的生理需要，羞耻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昱辰看着自己发出去的海报，上面写着大大的“卫生巾”三个字——“都是日用品，为什么卫生巾就比卫生纸要难说出口？”昱辰转头问自己的父母，“你们觉得捐卫生巾很丢脸吗”？爸爸没有接话，但过一阵后，昱辰在爸爸的朋友圈发现这个海报。再不久，一个陌生人进了群并找到昱辰：“我是看见你爸的朋友圈进来的，你们做的很好。”问了才知道，那是昱辰爸爸的同学，一个五十多的中年男性。“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这个羞耻感从何而来”，但她第一次发出这么明确的疑问：月经明明是所有成年人都知道的生理现象，为什么要被屏蔽？卫生巾原本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出来，为什么要放到黑袋子里？卫生巾明明就是急需的物资，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生理需求，我们却别别扭扭地与之共存了十几年，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昱辰觉得自己不会去想这些，“大家都习惯了叫‘大姨妈’，现在重提月经反而别扭”。但习惯不代表要继续。在有一批卫生巾到达捐赠医院时，昱辰觉得在卫生巾之外，有必要做点什么。没过多久，她发了一幅漫画在群里，并@了所有人，漫画名为《我拒绝月经羞耻》。这个做法太不“昱辰”了。相比起现在甚嚣尘上的性别议题的讨论，昱辰其实很少发表相关的观点。而在捐卫生巾的两周里，昱辰是群里最活跃的人。“我必须要亮出自己的态度来，才能感染大家参与进来，不仅仅是为了卫生巾”。事实证明成效显著，群里有男生偷偷转发到自己朋友圈，写着“我也拒绝”。那个“也”字让昱辰很欣慰。“我们不强求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事情，在根深蒂固的偏见面前，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太微弱。”但昱辰认为，至少群里的一百多人在跟她一起拒绝月经羞耻。“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没人去挑明，就继续忍耐和习惯。”昱辰说，“但现在我必须去做那个挑明的人。他们的偏见越多，越说明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募捐发起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已经凑了一万多元。群里有卖卫生巾的商家，问到昱辰医院的联系方式，自己又寄了四箱过去。有人把计划发到了饭圈，参与的力量越来越大。但大家的热情越是高涨，昱辰越觉得做得不够。“就像是被触到某根神经，我突然间产生一种使命感”。昱辰的担心从卫生巾延伸到了更多，“疫情结束后，人们还会觉得捐卫生巾难听吗？还会想到拒绝月经羞耻吗？还会认为痛经是矫情吗？还会对月经这两个字避之不谈吗？……女性受到的偏见会因此少一点吗？”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昱辰因此有了新的计划。在第一批募捐结束后，昱辰并没有像原本设想的“曲终人散”。公示完所有数据之后，她补充道：“我们真诚建议大家再多留一会，后续还有其他的女性话题及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最近的计划是在妇女节进行一次义卖，将所得利润可能以卫生巾或消毒液的形式，捐给武汉的社区和医院；她们也开始策划新的女性选题，准备在群里进行定期的讨论。昱辰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甚至在提到“为女性发声”时，她还犹豫着跟了一个问号。但有一点她是肯定的，“我们的行为微不足道，但很重要”，她把这句话放进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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