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拥有13多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13多亿中，9亿多在乡村。可国家的医疗资源80％集中在占国土面积10％的城镇中，为25％的少数中国人服务，而90％的乡村地区缺医少药，卫生服务很落后，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场大病就可能是一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灾难，足以让所有苦心建立的幸福顷刻间化为乌有。前不久一个新闻就报道，一对父母因无法接受儿子患病的事实，再加上家中经济窘迫，双双自杀。这不禁令人唏嘘的事情，悲哀的是早已屡见不鲜。
据2015年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人口占整个贫困人口的44.1%，涉及到近2000万人，其中患有大病和慢病的是734万人。
另根据2013年相关数据显示，63.45%的农村贫困家庭认为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是需求程度最高的服务项目，79.62%的农村贫困家庭认为“就医费用高、看病贵”是就医的首要困难。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也指出，近几年，尽管脱贫攻坚在不断深入，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不降反升，从2013年的占比42.2%，到2015年提高到44.1%。在这些家庭中，15-59岁劳动年龄段的患者占41%。顶梁柱劳动能力的丧失，可想而知带来的灾难性危害有多少。
对于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2017年4月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多部门曾联合下发《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对大病患者集中救治，对慢性病患者签约服务管理，对重病患者兜底保障。
另外，近年来各地也在探索将中医药融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中，通过中药种植、中医服务等，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尽可能地从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中解救出来。
例如陕西省，研究部署了多项“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助力全省健康扶贫”的具体举措：贫困地区的县级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都要推行“先看病后付费”；加强对贫困户的中医医疗救助并提供优先服务；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提升贫困户自我防病能力；选派科技专家指导当地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开展中药材种植加工，提升自我“造血”能力，用中药产业助力脱贫……力图用好“中医药”武器，去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马光辉强调，中医药具有“简、便、廉、验”优势，在基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发挥好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能有效减轻群众，特别是贫困户看病就医负担。
从另一角度，对于中医药来说，基层是第一线，也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国医大师王琦曾表示，“国欲兴其势，必先固其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重心、基础、活力应该在基层。”这些年，他无论临床带教还是科普宣讲，始终没有离开基层，他以实际行动奔走呐喊，基层是中医药的主战场，广大基层中医药人员正是生力军。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早就提出“持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基层中医药健康管理水平”，将基层中医药作为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1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也重点部署了相关任务。其中指出，促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换挡升级，补齐基层服务这块短板，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中医、吃上好中药。同时实施好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
而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下，各地也广泛开展了以“中医馆”或“国医堂”为代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综合服务区建设。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十三五”行动计划》曾显示，截止2015年底，96.93%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2.97%的乡镇卫生院、80.97%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0.28%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并明确，到2020年，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8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
同时指出，对贫困县县级中医医院开展“一帮一”的对口支援工作。三级中医医院要采取驻点帮扶、人员培训、巡回医疗、双向转诊等方式，加强贫困地区县级政府举办的中医医院能力建设。
可是，如浙江省政协委员孟旭莉所说“虽然我们的不少乡镇卫生院都有中医馆，但还没有实现人人身边都有中医师，这说明我们基层中医师的数量是不够的，中医必须基层化。”
尤其是农村患者劳动强度大，颈肩腰腿痛患者特别多，中医的针灸、推拿等技术最适合这类患者，且治疗费用低、疗效可靠，能够切实减轻老百姓负担。可是，目前在基层这些技术都还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仍然薄弱，中医人数远远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的需求。未来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尤其尽快解放广大民间中医，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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