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迎客松，奥林匹克五环，蔡国强的“奥运烟花”回归了。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天空中的烟花“大脚印”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作为本次冬奥会开幕式的视觉艺术总设计，艺术家蔡国强再次与张艺谋搭档，用独具匠心的烟花，为这一次的开幕式增光添彩。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视觉艺术总设计蔡国强
他在接受央视总台专访时表示，在“简约、安全、精彩”的创作原则下，这次烟花的燃放总量不到2008年奥运会的10%。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前，蔡国强工作室在ins分享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创作的经典“大脚印”。
蔡国强首先提出了“北国风光”设计方案，焰火总体设计以白色为基调。开闭幕式焰火执行设计、燃放技术总监蔡灿煌说：“团队成员再在这个基调下进行设计和产品筛选，最终，观众可以看到整个画面显得纯粹而干净，而没有看到花花绿绿的焰火。” 据北京日报报道，现场第一波次燃放，与倒计时同步燃放时长为25秒，紧接着，《立春》表演环节中，蒲公英从现场冰瀑上升到空中“绽放”出美丽礼花，空中打出“立春”“SPRING”字样。 第二波次燃放出现“迎客松”造型，北国风光的意象尽显，象征北京冬天的热情和好客，也有着包容、坚强的寓意。
第三波次燃放则与点火仪式同步，高空特效打出的奥运五环标志，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过，此番再度出现，意在突出北京为'双奥之城’的概念。
早在2017年的9月9日，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上海首映礼在美琪大戏院举行，知名纪录片导演杜海滨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出席映后交流活动，讨论了蔡国强的艺术思想，人物纪录片的拍摄模式等话题，本文为现场对谈节选。 杜海滨导演在首映礼现场 石川：在这个纪录片完成的一个多月后，蔡国强的奶奶就离开了，我们说往生，实际上从一种更美好的角度来讲，顺着天梯进入一个更美好的天堂，更美好的生活中去，传达了一种感动，这样的作品表达的情感，梦想，因为我也看过一些杜导的资料，您年轻时好像也画过画，也是一个画家，不从纪录片，从艺术家的角度，你对天梯，用烟火绘画的作品，你有什么评价？ 杜海滨：的的确确，在我大概二十多岁开始学画的经历里，都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前人的可能性，但是非常难，当然当我们开始有了人生的阅历，有自己的技术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在自己的领域里需要掌握的东西更多，所以当你错过了一开始就能抓住那个东西的阶段，更多的人其实是进入了一个体制里，这个体制指的是艺术的体制。 《自画像》（1983） 蔡国强，油彩、帆布，40 x 31 cm 所以，特别有幸的，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在进入艺术的边缘时，抓住了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你不一定能意识到觉察到，但是这个东西会把你一下子带入到非常高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蔡国强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第一，他有自己家庭的文化上的熏陶，第二个他有，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年轻时他还演过电影，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情，证明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虽然是在泉州这样一个小地方，另外呢，他也有想法，还有很多努力的突破，比方说八十年代初，赶上中国的文艺思潮开放，对七十年代一种非常大的解禁，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你是有理想的年轻人，都会去拥抱这种新的东西，新潮前卫的，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那部分，蔡国强找到了，他很早就去到了日本，在日本的经历也很多，使他回归到艺术最初的，最本质的那部分去，这对他的人生来说是比较关键的部分。 1993年，旅居日本的蔡国强回到中国，在嘉峪关实施了他著名的爆炸作品“为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 石川：因为火药呢，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一千多年前发明了火药，它是一种极具中国传统价值和文化的东西，同时呢，他又在今天这个社会被蔡国强赋予了一个现代性观念，把它从传统当中解放出来，称为现代艺术的一个工具和材质，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离不开几个东西，一个是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们看蔡国强童年时候的梦想，与神秘世界沟通的欲望，构成了他的原始冲动。 另外他在画国画，画油画的过程中， 他对技法，材质的不满足，他要寻找新的东西，所以他与火药不期而遇，还有一点，我觉得他在处理火药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技术环节，要控制它的时间， 场地，包括它的危险性，而且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还去处理和体制的关系，取得各种许可，协调不同的团队，极为复杂。所以我们以前理解的，绘画啊雕塑啊，他可能是一种艺术家个体的行为，我只要在画室里一直画，但他更像是一个团队，在生产的过程，不会比拍一个纪录片简单吧，可能某种程度上还要复杂。 杜海滨：其实这里面我注意到，有一个光头的经纪人，在讲蔡国强的体量，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为什么我现在能够理解，在当代艺术的领域里面，全世界有那么，可能不到10个艺术家，他们真的可以，不恰当的说，能为所欲为，能够去吸引世界的目光注意他们的作品，我不知道蔡国强在不在里面，但其实也应该接近了。 从做影像的角度，比方说我做纪录片，我今天很有幸看到一个西方人，看到一个美国人，来做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纪录片），按理说，我们会觉得，像你刚刚最后说的概念，应该是中国人最能理解的，比如人想上天，极乐世界，一步登天，可能中国的艺术家来纪录，更能捕捉到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恰恰，其实西方的导演，他用一个蛮传统的纪录片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回顾过去，探讨今天的过程，也不是概念式，对他歌功颂德，放在一个神坛的位置上，我们看到蔡与他的太太，女儿，合作的伙伴，成功的艺术家等等，很多面的他。 蔡国强和未来的妻子吴红虹在泉州，1970年代末 石川：片子里有个细节我很感兴趣的，就是那个不知名的艺术家，他在捏各种不同的小动物，然后蔡国强去和他合作，他就说，当遭受生活的磨难，比如说妻子去世，一旦进入创作里，就像着迷，吸毒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很打动我，我觉得像蔡国强所说的，很多现在的当代艺术，过于商业化，他的目的过于功利，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失去艺术创作最本真的东西，最原始的冲动。 您有没有过这种困惑，当你拍纪录片成名了，得了国际奖以后，最初追求的那种东西，反而找不到了，有没有这种困惑？ 杜海滨：这个东西其实一直都有，不管得不得奖，你一直在做，什么才是一种纯粹的状态，不太好讲，比如有的人做的真的很好，做了十几年二十年，就是没有被注意到，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都是幸运的，包括蔡国强，任何一位。 那比如像这位妻子去世，对创作上瘾的，我们不会觉得他的作品不好，只是运气不够，有可能真的有一天，会有机会，他的那些作品也可以（得到认可），艺术是没有太多的规律的，尤其是在那些成功的，无法归类，所以，成功的艺术家都是幸运的。 2013年，蔡国强在布里斯班现代美术馆开幕的大型个展“归去来兮”作品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当代的方舟” 杜海滨：这基本还是一个人物传记类的纪录片，之前我也没有看过任何关于影片的信息，我期待的是，因为是一个美国的导演，还是获过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的，又是关于烟火，我就想画面一定是非常棒的，可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画面，是一条在中国太普通的乡村公路，骑车的过去，这是一个人物纪录片的拍法，但到后面对于我来说，并不满足，因为蔡国强是一个视觉艺术家，他做的工作是让人通过视觉来感知的，可能是有些画面因为拍摄时间的问题，90年代的，所以不太好去要求，但是从今天来看，对烟火拍，应该能更好看，不过纪录片始终没有脱离蔡国强本身，情感线也一直存在，算是很普遍的，类型化的纪录片。 石川：蔡国强并不单纯把这当做单纯的艺术，也有政治的考虑，但这可能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不太相似，火药烟火在我们中国人，是祭祖，表达欢乐，庆祝，但蔡国强的突破在于，用环保的材料制造有美感的烟火，并在国家重大庆典活动里使用烟火，而不是只有敲锣打鼓，人海战术，现在变为全世界都能欣赏的艺术形式，我觉得这是蔡国强的贡献。 《九月的某一天》 One Day in September (1999)，凯文·麦克唐纳凭借本片获第7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杜海滨：我觉得现在的宣发工作都做得很好，很多好片子也配到好宣发，观众也能看到一些优质纪录片，小众的，你看前段时间几部纪录片都卖的不错，像《二十二》，当然这部有很特殊的原因，当然，它能卖过一个亿，这的确是之前做纪录片的人想都没敢想的一件事，非常快的就达到了。 杜海滨：我觉得首先这个要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纪录片也是电影，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比方说我们写文章，日记，你会用一些手法，归纳一些概念，一定要用这样的态度去看。 蔡国强和奶奶在讲故事，中国泉州，2011 吴红虹 摄 杜海滨：蔡国强做了很多次都失败了，然后回到家乡，找到这种东西，我相信最后蔡国强流露的那种童真是真的，但这种真的有多少， 电影一定是给他概念化了，让观众产生一些错觉（关于故乡的情感），在国际上遇到各种困难，天气啊，911啊，回到家乡还要偷着做，这原因一定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像他说的，做给他奶奶看。包括他太太的哭，我们是成年人，应该明白其中的复杂情感。带着人性的复杂角度去看，也不是全部怀疑。 杜海滨：我们这代人其实对商业有排斥警惕，但生活太重要了，你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生活，能够从生活中发现艺术，是需要我们去锻炼的。 蔡国强与女儿蔡文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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