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与借书
今日是世界读书日，童年时候看书与借书的点滴记忆，会迅速清晰地映照在心中，有如微云，在脑海中泛散开来……
这是一些发生在一中老院坝里的故事，每当想起，总会从心底涌起轻轻的幸福感。
五、六十年代时，我家有八口人，包括照顾我们的老保姆——赵伯娘。父母都工作，工资加起来一百多，按道理日子不应该过得紧巴巴的，但每月除了开老保姆的工资外，还要给南宁二伯父家寄钱。二伯父国统时是旧军官，解放后坐牢。我父亲黄埔军校毕业，抗战时任职南迁到安顺的军医学校，他离开军医学校后到普通中学教书，故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虽受到冲击，仍能保住教书匠的饭碗。
抗战时期内迁到安顺的原陆军军医学校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母亲祖上做绸缎生意，在南宁市中心有好几个绸缎铺，日本鬼子轰炸时，铺面全毁掉。由于母亲家较殷实，母亲不怎么会持家过日子。
儿时母亲尽量让我们穿得体面些。在订阅和购买书刊杂志上开销很大，给我们订阅了《连环画报》（中央美院刊物）、《富江春画报》（中国美院刊物，前身是浙江美院，更早时期是杭州美院）等等，还购买了一些富有童趣的绘本。这些插图出自名家之手，绘画风格非常大胆，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有的色彩明亮饱满，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有的线条淡雅细腻，色彩复古平和，有梦幻般的气息。还有的色彩斑斓，动感十足，风格新颖别致……这些绘本文字简洁，以至高的文艺品味，把最深刻雅致的字句洗炼出来，往往一句话，一个字，就能把人内心那些用千言万语都很难讲清楚的感觉透露出来。
五、六十年代的《连环画册》 图片来源网络
我和大哥没有学过绘画，在这些画报和绘本的潜移默化下，大哥先后在所在单位——农场、农科所、农业局，——手绘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布置单位宣传专栏。我在农村、鸡场中学、实验学校也曾展示过画技。
二哥志强则是对体育感兴趣，家里订阅的体育刊物，二哥受益匪浅，他对体育知识和体育趣闻如数家珍。他是一中田径队骨干，短跑是校前几名，他们班的胡来坤，短跑百米平全国记录，为此被抽调省体委，后当过贵州省体委主任。二哥还是校跳远记录的保持者，校乒乓球队主力，曾被抽去担任安顺少年乒乓球队教练。“大串联”时，我和二哥志强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育才中学食宿。育才中学在先农坛内，校内古建筑群金碧辉煌，苍松翠柏高大挺拔。第二天，我们逛天安门，看到一辆卡车停住，车厢上贴有《地坛体育馆》的字样。二哥叫我跟他爬上车去。于是我们放弃了环境优雅的育才中学，重新安置在体育馆。果然如二哥所料，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我们崇拜的体育明星：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等等，还有名教练付其芳……我们还见到了女子跳高运动员吴浮山，“文革”前她国内比赛时曾打破郑凤荣1957年创造的1米77的女子跳高世界记录，可惜是在国内比赛，世界不予承认，“文革”开始后就没有机会参赛，此后销声敛迹。在体育馆，我们欣赏了《运动员团结友谊日》的节目，看了男子吊环新秀高健的出色表演，他后来成为国家体操总教练。这次节目表演的运动员虽然日后成为我国体育运动的中坚力量，但我们渴望想见的乒乓球名将庄则栋、李富荣等都没有露面，好像他们那时被打成“走白专道路分子”，没有资格参加。
六十年代一中校景
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在订阅书刊杂志上花了很多钱，而父母们自己却只订阅很少的报刊杂志，为省钱，他们甚至基本不买书。即便这样，有时不到月底，家里就没钱了，只得向学校储金会借。我家几兄弟有分工：大哥每月到邮局给二伯父寄钱，他已是轻车熟路，自不必多说。去学校储金会借钱，是二哥志强的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每次去学校总务主任卢志祥家，卢主任的脸都拉得很长，脸色很难看，他老是念叨：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一百多，还不够用，个个月都来借。二哥一借到钱出卢主任家大门，为倾诉心中的怨气，要大喝一声，大骂几句。
那个年头，生活艰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学校总务主任的官不好做。父母体谅卢主任的难处，于是尽量节省开支，后来很少打发二哥去打扰卢主任。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父母借书。吴晓耕老师家的藏书甚多，多是珍藏的古籍善本，老先生取书时小心翼翼，很是爱惜，老父亲知道后，也不好意思叫我去借了。
安顺一中百年古槐 吴传双 作
刘洪万老师留学过日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过。留洋的人喜欢欧美文学，老父亲常让我去他家借书。
邹武城老师家我也去过。某日，老父叫我去他家借书，告诉我书名我就上路了。我一边走一边玩，到了邹老师家的大门口，已记不清书名了。想了一下，忽然记起书名的叫法好像是“紧吃汤圆”，没错，我一路上还念叨过。我高兴起来，大声舞气的喊到：“邹老师，我家爸爸叫我来跟你借紧吃汤圆。”邹老师一脸茫然：“紧吃汤圆是什么东西？”我说：“不是什么东西，是本书”。邹老师沉思了一会，说：“嗯，我知道了。你说得真有味道。”我说：“老是吃汤圆才没有味道。”邹老师说：“你爸爸要借的书不是紧吃汤圆，是《警世通言》。”我听了脸红了起来，拿了书就跑回家去了。
几十年后，有一天我去一中父母家看望父母。在回单位宿舍的路上，碰到邹武城老师。老先生八九十岁还喜欢走路锻炼身体。看到他走在旱马桥上，我上了桥，叫了声：“邹老师！”邹老师跟我儿时去他家借书一样，神情茫然。我家兄弟多，一中学校的一些老师，有些都分不清我们兄弟谁是谁。加之我十多岁上山下乡，读书后分配到鸡场中学，后才调到实验学校。我去一中只是看望一下父母，故很少见到邹老师。我告诉他我叫吕志放，曾去过邹老师借书。邹老师看了我一眼，沉思起来，忽然大声说：“紧吃汤圆！”我也大声说：“紧吃汤圆。”我俩说得好像地下工作者的暗语一样，两人会心一笑，便离开了。邹老师不愧是教历史的，记忆力非凡。
五十年代末，二伯父家的几个堂兄，为减轻家庭负担，早早参加了工作。他们写信告之不要再给他们家寄钱了。我大哥吕志敏，丁武光家大哥丁崇恩（丁德华老师的远房亲戚，从小由丁老师抚养），他们两人决定初中毕业不上高中了，一起离开安顺，奔赴兴仁落水冲农场谋生路。大哥工作后不仅能养活自己，还时不时给家里寄钱。
七十年代一中校景
家里经济情况改善后，母亲给我们买了更多的书。在众多的童话书中，最能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的是《安徒生童话》，译者是叶君健。叶译本不是从英文转译。叶君健认为，每个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会注入自己的情感，有着个人的痕迹，这些痕迹是谁就是谁的，别人代替不了。翻译要接近创作者的本体，最好是了解作者的母语。于是叶君健不辞辛苦亲赴丹麦，苦学丹麦语。今人还批评那个年代的翻译有翻译腔。本人认为，翻译时必要处点染一点舶来文，隐隐淡淡的气息，却又能和母语语境无间融合，应是最佳的境界。
后来丁武光家搬进一中老院坝，在他家看到《安徒生童话》的另一个版本，是任溶溶翻译的。任是上海人，翻译很雅典又不避俚俗的海派味道；语言平实而口语化。任溶溶可谓是再度创作，跟叶君健不同，又是另一番味道。
叶与任没有高下之分，风格各异，各擅其长。
那个年代的翻译大家多，不像现今的一些翻译，把创作者本身重要的东西，细微的个性化的东西，也就是作者本身的气质，以及最为宝贵的特质，经拙劣的翻译家的手，消失殆尽。
在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会订阅《大众电影》，但丁德华老师订阅的是《电影文学》和《电影创作》。从创刊号即订起，无论家中缺钱少米，从未间断。当我把电影文学剧本借回家时，兄弟姊妹都瞪大了惊异的目光，狂喜不已。其中陈立德的系列文学剧本最引人注目：有《北伐先锋》《吉鸿昌》《黄英姑》《长空雄鹰》……。这些英雄史诗般的故事，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直击心灵。后来陈立德把《北伐先锋》改为长篇小说，老母亲知道我们的喜好，去书店把陈立德的长篇小说《前驱》给我们买了回来。
八十年代一中校景
我们小孩看电影文学剧本只是消遣，看个热闹，丁德华老师订阅这些杂志则是为了文学创作。那个年月，丁老师写了小说、剧本等，但还未拿去发表，“文革”来临，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开始，压在箱底的辛勤笔耕的东西只能付之一炬。
因抄家怕被抄走，无奈之下，丁老师把《电影文学》和《电影创作》每期中的剧本完整拆下，加上封皮重新装订，结果抄走的仅是一本本空壳，打捆后总算蒙混过去。这些刊物对丁武光后来的写作有影响，如文字讲究画面感，注重多角度多场景的组合等。
儿时接触的外国文学多是前苏联的，中苏友好嘛，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五十年代高尔基的地位最高，他的书几乎人人都看过。还有克雷洛夫的寓言集，是畅销书。
那个时候，契科夫的长相引起了我的关注。他面容清癯，戴的眼镜是金丝带链的，透着书卷气，英气逼人。契科夫的《凡卡》《伊凡洛夫》《带阁楼的房子》《草原》《海鸥》《樱桃园》……，每一部作品的名字，都带有契科夫才会有的味道而让人遐思悠悠。依当时的年龄，我也没有真正读懂，只是喜欢他的那种调调：淡淡的忧郁，对一切美好不可得的惆怅，和对生活中沉重的一切的无奈，轻轻叹息。其实，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对契科夫的一知半解，而生出一点“小资”情愫，由此渐渐对阅读外国文学产生了兴趣。
(文稿选自《记忆安顺》，有删节)
（完）
· 作者简介
2021年6月
值班编辑：柴其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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