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9”
——写于2019跨年夜
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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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爆竹辞旧岁的静悄悄的夜晚，全家温暖地迎来了2019年。
我生于1969年，因此，2019年是我生命中第六个“9”字年头。
9，这个年份数字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冥冥之中，上苍似乎有意安排，我一生中的一切重要改变，与“9”字年份似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进入2019年，我就到了“知天命”这一年轮了。对于女人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生命时刻。这辈子，你的好与不好、开心与不开心、有爱还是没爱……都见分晓了，人生的各种维度仿佛就这么基本定局了。
回望过往，我从一个可怜的女孩、幸运的女生、幸福的女人……缓缓走来，人生的一部三重奏。我有冲动想一气写出来，给即将步入知天命门槛的我一个交差。
第一个“9”
——难养大的女孩
1969年岁末，我带着很大的天生缺陷降落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人世间，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我的奶奶、我的外婆、我的妈妈都患有心脏病，这个基因可能传给了我。全球大约有0.4%的婴儿会得先天性心脏病，我就在这里头。
孩提时我很瘦很弱，心总是乱跳。大人们谨慎地告诫我：你与其他孩子不一样，不能剧烈运动，要安静地呆着。
医生总是一脸凝重地给我看病，仿佛有一次听到其中一位哀声叹气：这孩子的心脏在不断扩大，会很难养大噢。
小时候，我总是被长辈顺着，幼儿园总共只去过寥寥几天，眼泪鼻涕地不肯去，不愿意去就不去了。大人们觉得也不知道我能安生地活几年，那就惯着吧。其实就是怜悯，怜悯一个未来迷惘得一塌糊涂的幼小生命。
踉踉跄跄熬到了九岁，仁济医院的胸外科专家建议为我做开胸手术，修补缺损的小心脏。
那个年代的医术远没有今天发达，做那个被称为“房缺修补”的手术需要大动干戈，要开胸动肋骨、全身要低温麻醉、要有几小时的人工体外循环……就是用一台机器代替人的心肺运动，把心脏取出来修补，再放回去复跳——万一放回去心脏再也不跳了，那就是手术失败了。如果不是医生对我的未来健康很不乐观，世上哪个父母肯把自己的孩子送上这个风险极大的手术台。
那一年的那一天，是个清晨，我被满脸慈爱的护士推进了手术室。之前医生们关于旦夕祸福的生死交待，大人们没有向我透露半个字。我只记得给我开刀的胸外科医生叫朱鸿生，是一位在中国心脏外科发展史上享有地位的专家。
手术进行了一整个白天，因为真出状况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还没有CT、没有核磁共振，医生的判断主要基于一个听诊器、一些心电图记录和若干X光片。听说他们打开我的胸腔后就傻眼了，这个孩子所有的心肺血管是接反了的……他们赶快请来更具权威的心胸外科专家王一山教授加入手术，先行修补房缺，然后从低温麻醉升为常温麻醉，再解决心肺血管错接的疑难。
晚霞铺满的时候，我居然活着被推出了手术室。我麻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插了各种管子，举起手臂，看到上面好多淤青。我问护士：“阿姨，这是我自己的手吗？”护士阿姨说：“是你的手啊，你的小心脏已经补好了，你以后就和健康孩子一样啦！”
和健康孩子一样啦，我当时就像获得重生那样高兴。长大以后，隐约听到亲戚提到我的血管问题，据说是反过来都接好了……但到底有没有真的接好，没有人确切告诉我。
直到最近这些年，影像诊断技术高度发达了，每年参加单位的体检，返回的报告上都赫然写着“肺动脉畸形”几个字。原来当年并没有给我完全接好，也许当年就没有技术能接好。
不管怎样我是捡回了这条命，安然跨越了青年和中年，承担了职业和家庭的责任。虽然我一辈子有着“心脏传导阻滞”的问题，终身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全身麻醉也给我带来了记忆力差和反应慢的后遗症，但我早已走出了生命的阴影，学会了与心脏早搏、胸闷缺氧共存共生。
我从未害怕过心脏异常，我知道它就像我的手脚一样，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从未畏惧过死亡，因为从走进手术室的那天起，每个醒来的早晨都是我赢回的初升阳光。
第二个“9”
——一辈子的职业理想
1979年，我十岁。我的小学音乐老师告诉我，他会带我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合唱团考试，我喜欢唱歌，他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
结果我被少儿合唱团录取了，那年暑假，我成为北京东路2号广播大楼的常客，那是40年前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之后，从少儿合唱团团员，到电台办的学校学生，再到电台实习生，从而成长为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一路走来，我实际上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电台和广播大楼，虽然后来广播大楼搬迁过一次。
少儿广播合唱团的多年经历是我童年时代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我在那里学唱歌、参加录音、登上舞台演唱，结识了很多不同学校的小朋友。
我们的指挥是李金声老师，他有些凶巴巴，要厉声斥责那些他认为不可饶恕的歌唱错误，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到电台去”这件事。直到后来我和李金声指挥做了同事，才发现这老头原来并不凶，是耿直，有时还会很天真可爱地自己跟自己生气。
在上海电台的少儿合唱团里，我长大了，走进了青春的门槛。我羡慕那些播音员、广播记者编辑，产生了将来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天天能在北京东路2号上班的念头。这就是一个少女心中最初的职业理想。
上海少儿广播合唱团在上海电台演播室录音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上海广播电视局创办了“上海新闻广播电视学校”，这让我憧憬万分。花季之年的我心智开始成熟，我揣摩那是我实现职业理想的一个可走途径，应该去报考这所学校。但这所学校的四年制学历只是一个中专，一旦读了这所学校，就不可能再考全日制大学，此生与大学校园会擦肩而过……可考上了大学也不能保证毕业了能去电台工作啊……
人生自主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彷徨复彷徨。
在这关键时刻，父母坚决地支持我去报考这所学校，虽然在他们的考虑里，有万一我将来考上了外地高校，先天不足的身体不知能否扛得住这样的想法，但对我说的都是：一个人就是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激烈的内心碰撞后，我最终走进了上海新闻广播电视学校，顺着这条路我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顺着这条路，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成就了自己终生的爱情和家庭。非常凑巧的是，我的另一半和我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他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患有同一种类型的心脏病，只是他没有被遗传。他小时候是上海电台少儿广播剧团的团员，他离开少儿广播剧团的第二年，我正好加入少儿合唱团，当时并没有相遇。多年以后，他也在新闻媒体工作，曾长期客串电台节目制作，也因此成了我的节目编辑……
遇“9”的年份，是我重要的人生节点。
第三个“9”
——我是节目主持人真真
1989年夏天，我正式成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的一名编辑、节目主持人，距离我第一次踏进北京东路2号广播大楼已经整整十年。
此前，经电台播音老前辈魏新安先生的推荐，我在文艺台交流科连续实习了一年多。我在电台以实习生身份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叫《空中红娘》，这可能是全国广电界第一档相亲类节目。
上海电台文艺台前台长李德铭先生曾说，“俞达先生（电台前交流科科长）做的最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是选了一个奶声奶气的学生妹在广播里一本正经地做红娘。”
可能正因为这种角色反差，使《空中红娘》节目在当时获得了很好的收听效果，在电台接待室经常挤满了征婚报名者。
不久，名主持张培女士因患病，一时不能主持由她创立的谈话类节目《心之桥》（曾名《悄悄话》），俞达科长再次决断“让小红娘接上去主持”，这一接就是两年。《心之桥》创下了较高的收听率，很多年后，一位媒体集团的领导说起：“我读大学时，晚上熄灯后喜欢听《心之桥》，为什么好听，因为一个小女孩在说很大人的话，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么好玩的节目。”
实习生时，我一个人就主持了两档热门节目，1989年正式入职电台做节目主持人时，很多同事惊讶这个主持节目很久的女生原来才刚刚毕业。
90年代早期名主持滕佳女士的突然离世，使我从电台交流科转岗到了音乐部。滕佳的离去事先并无征兆，她当时主持的是收听率极高的103.7《点歌台》节目。她走了，谁来接她的节目当时有很多种意见，这个节目太火了，滕佳的知名度太高了，她的离世社会震惊也太大了……总之，替补主持会比较难处理。最后，文艺台的领导想到了曾干过替补的我，把我推上了《点歌台》主持人的位置。
1991年10月30日滕佳去世，11月初，我开始独立接替主持新一期的《点歌台》，我自报家门“我是《点歌台》节目主持人真真”。没有听众明知故问，纷纷涌来的信件都在鼓励我继续做好这档无数听众喜爱的节目。
1991年年底，我转部门到了FM103.7工作，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频率，没有离开过音乐广播。
第四个“9”
——小小的职业成就
我自省自己不算一个好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不很善于言辞，生活中也从不滔滔不绝。而且，我小时候经历过长时间的全身麻醉，记性不很好。
但我也有小小的得意。1999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十年，做的是古典音乐节目，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领导要求大家选送评奖节目。
我喜欢一个人做事，自己搞了个近30分钟的专题节目《我们曾经听过的“黄河”》，以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四个总谱版本演变历程，说明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的伟大成就。
节目文字稿送审时，当时的部门领导夏楠女士提了不少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还帮忙联系了当事人采访。节目做完后我并没有抱很大的期望，觉得自己尽力了就好。
这个作品居然获得了一连串大奖，最重要的三个是中国广电学会全国一等奖，广电部全国二等奖，和上海广电局一等奖。
接着，《文汇报》全文发表了这档节目的文字稿，编辑评论：全文没有一个字说理的，却以事实阐明了一个大道理。
第五个“9”
——自立、远行
我觉得自我生出来后，一直就没能自立，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先是由爷爷奶奶护着，后来是爸爸妈妈看住，结婚后就是丈夫管着，什么事情都是放弃独立自主的。
结婚后，我和丈夫决定做一辈子“丁克”。一来那个时期做丁克很时尚；二来，我们两人的家族遗传图谱里都有心脏病，下一代会不会也得这个，专家认为几率很高，从优生角度说，不冒险较为理性。因此，我实际上一直心态幼稚，从未长大。
2009年，快四十的我决定作一次独立的远行，以表明自己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精神独立了。
我一个人提着行李走出了国门，去了新加坡、去了日本。对于我来说，虽然走的并不是离家很远的地方，但已是开天辟地的远方独行，我以这种方式找到了生命旅途上新的里程碑。
记得有一首歌《那一年我十七岁》，唱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第一次离家出游，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年届四十的我，感受却与那个十七岁女生差不多。远行归来更爱家、更爱职业、更爱同伴。
第六个“9”
——50年的50张照片
2019年元旦，就是现在，我遇上了生命年轮上的第六个“9”字年。
从出生算起，已快50年；跨进电台的大门已经40年；在电台从业已经30年……哦，是老人了，老电台人了，除了做广播电台的节目，真还没干过其他。
今年我将遭遇一生中只有一次的趣事：前一天我还是年近半百，后一天我已经年过半百。
“年过半百”这种话小时候就和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连在一起，嘿，现在自己总算也混到了这个境界，该高兴，还是惆怅？我更多的是感到快乐。记得，小时候有人预言我很难养大，现在居然都“养”那么大了，这个快乐的境界，没有涉足过其中的人很难体味。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大西洋评论》，有一个页面是“50年的50张照片”，真是很精彩。我要不要也模仿一下，花时间选出自己的50张照片来，分别代表生命年轮的每一年，这会很有意思吧。
（文中配图除电台实景，均来自COO无版权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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